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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政治景观的纪念碑（第1页）

一、作为政治景观的纪念碑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纪念性石刻传统的形成至少可以追溯到秦始皇巡幸各地时的刻石[8]，直至当下，每逢重大的事件、工程，仍不乏刻石纪念，记述前后因果之举。如果将简帛、纸张及电子储存介质视为普遍通用的书写材料，那么在过去的两千余年中，通用书写材料已经历了两次重大革命，但制作纪念性石刻的传统贯穿其中，至今依然保有生命力，无疑与石刻这一介质所具有的永恒性与公共性密切相关。而且这一传统并非中国独有，在世界各个文明中普遍存在，或可说是人类共通社会观念的产物。如果说通用书写载体的变革在于追求记录及传播的便利，那么金石这类介质则恰恰相反，甚至是借助镂刻的不易而为人所宝重。对此古人自己有清晰的认知：“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蠧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9]于是金石超越通用书写载体，成为承担特定社会功能的纪念物。

目前所见碑志，若按其公共性的强弱，大体可分为德政（纪功）碑[10]、神道碑、墓志等三类，其中墓志在数量上占了存世石刻文献之大端，而且多有近年来新发现者，故最为学者所重视。尽管在古人的世界中，墓志也并非完全是私密性的文献，特别是中唐以后，邀请名人撰、书墓志渐成风气，使之有机会借助文集、传抄等手段流布于世[11]，但大体而言仍具有较强的私人性，特别是普通士人的墓志，读者当不出至亲好友的范围。而且由于墓志在葬礼之后便被埋于地下，空间上的隔断，使其物质形态不再与生者的世界发生联系。神道碑在文体上可以认为与墓志有互文关系，我们已经在不少墓志中读到如“至若门风世德，积行累仁，王业之本由，臣节之忠孝，已见于中书侍郎范阳公府君神道碑矣”之类的文字[12]，由于神道碑与墓志一般撰作于同时，两篇文字在表达上当有不同侧重与分工。从撰者的身份而论，墓志的作者一般与志主有着亲戚、僚佐、同年这样较为密切的私人关系，而神道碑的作者更多地是著作郎、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这样具有官方身份的大手笔，可以窥见尽管同样是追叙逝者生平的文字，但依然有读者对象设定的不同。据隋唐制度，七品以上官员据品级不同可立规制不等的神道碑[13]，由著作郎掌其事[14]。据此可知，神道碑的获得与士人官僚身份的保有有直接的关联，是官僚等级身份的重要标识之一。[15]因而神道碑文的撰述体现了朝廷对于官员一生功业的臧否，具有盖棺论定的意味，是确认“天子—大臣”关系的重要一环，也是朝廷政治权威的象征之一，于是一些富有争议人物神道碑的撰述往往会发酵成朝廷中的政治纷争。例如名臣张说死后，议谥不定，朝野纷然，玄宗亲自为张说制神道碑文，御笔赐谥“文贞”以平息争议。[16]文贞之谥，素为唐人所重，封演云：“太宗朝，郑公魏征，玄宗朝，梁公姚崇，燕公张说，广平公宋璟，郇公韦安石，皆谥为‘文贞’二字，人臣美谥，无以加也。非德望尤重，不受此谥。”[17]张说一生几经沉浮，在政治上树敌颇多，不乏争议，故太常初谥“文贞”，遭左司郎中阳伯成驳议，纷纶未决，但玄宗本人对他的信任始终不衰，故力排众议，亲撰神道碑以定其身后之评。[18]如本书第七章所论，即使在朝廷权威下降的中晚唐时代，获赐神道碑依然是河北藩镇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因而神道碑较之于墓志无疑是一种更具公共性的政治景观，是士人社会精英身份的一种界定物，碑文也拥有更多的读者与更大的传播范围。[19]

关于神道碑兴造衍生出最著名的故事，大约与秦桧有关。据传秦桧死后，“丰碑矻立，不镌一字。盖当时士大夫鄙其为人，兼畏物议，故不敢立神道碑”，并云孟珙灭金后，回军时曾驻扎于秦桧墓附近，并命令士兵将粪溺泼于坟上，时人称之为“秽塚”。不过这一故事大约只是后人的附会，可靠性并不高。[20]事实上，秦桧神道碑由宋高宗亲自题额，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一月己酉，“诏秦桧神道碑以决策元功精忠全德八字为额。以熺言臣父际遇圣主，获依末光，眷礼始终，旷古未有。今合立神道碑，望特赐御题八字故也”[21]，考虑到秦桧生前的专断及争议，死后备享哀荣的同时又存在着权势松动的可能[22]，其神道碑的撰书无疑是当时士人瞩目的中心，成为一个公共事件，后世演绎出种种传说自不足为奇。[23]

但总体而言，由于神道碑被置于逝者的墓侧，尽管古人在行旅中往往有各种机会路过并凭吊古圣今贤的冢墓[24]，但从空间上而言，置于郊外墓侧的神道碑真正被“看到”的机会并不太多。与神道碑同时兼具公私两种属性不同，本章所欲讨论的德政碑，虽然也以记述个人生平事迹为中心，通过天子对于臣下功业的表彰，展现政治权力关系的纽带[25]，但无疑是一种公共性的纪念碑，这从德政碑精心选择竖立的地点便可窥见一斑。[26]

初（贾）敦颐为洛州刺史，百姓共树碑于大市通衢，及敦实去职，复刻石颂美，立于兄之碑侧，时人号为“棠棣碑”。[27]

贾敦颐碑全称《唐洛州刺史贾公清德颂》，是典型的德政碑。赵明诚在《金石录》中曾有著录，时其弟贾敦实之碑已亡，而此碑犹存。[28]立碑于通衢要路之旁，使其能为更多的观者所睹，弘教化之任，成为各种纪念碑选择立碑地点时的首要考虑。如韦抗为永昌令时，治绩卓著，“人吏诣阙请留，不许，因立碑于通衢，纪其遗惠”[29]，亦循此例。[30]至于具体的立碑地点，在两京与地方则稍有不同。长安、洛阳城市规模宏大，衙署密布，因而在立碑时往往有更大的选择空间。例如，玄宗时代的两位权相李林甫、杨国忠颂德之碑选立的地点颇有讲究：

开元中，右相李林甫为国子司业，颇振纲纪。洎登庙堂，见诸生好说司业时事。诸生希旨，相率署石建碑于国学都堂之前。后因释奠日，百僚毕集，林甫见碑，问之祭酒班景倩，具以事对。林甫戚然曰：“林甫何功而立碑，谁为此举？”意色甚厉，诸生大惧得罪，通夜琢灭，覆之于南廊。天宝末，其石犹在。

林甫薨后，杨国忠为左相，兼总铨衡。从前注拟，皆约循资格，至国忠创为押例，选深者尽留，乃无才与不才也。选人等求媚于时，请立碑于尚书省门，以颂圣主得贤臣之意。敕京兆尹鲜于仲通撰文，玄宗亲改定数字。镌毕，以金填改字处。识者窃非之曰：“天子有善，宰相能事，青史自当书之。古来岂有人君人臣自立碑之礼！乱将作矣。”未数年，果有马嵬之难。肃宗登极，始除去其碑。[31]

李林甫碑盖是其入相之后，国子生中的谄媚之徒欲博其欢心，私自立于国学都堂之前。选择此地，盖是由于李林甫尝为国子司业，故立碑于旧任之所以彰其劳绩。而国子监作为国家养士之所，风教所系，自然亦是便于士民观瞻的良选。睿宗时的儒者尹知章曾为国子博士，卒后，“门人孙季良等立碑于东都国子监之门外，以颂其德”[32]，选择立碑地点时的考虑与李林甫碑接近。

较之于李林甫碑为国子生私自所立的颂德碑，杨国忠碑建立的程序则更符合唐代德政碑需经过朝廷审核批准的法律规定。

凡德政碑及生祠，皆取政绩可称，州为申省，省司勘覆定，奏闻，乃立焉。[33]

而生性谨慎的李林甫之所以对国子生私立碑之事大为震怒，大约亦是惧于法条，生怕此事落为政治对手攻讦的把柄。杨国忠碑建于天宝十二载二月，同月玄宗下诏追削李林甫在身官爵[34]，李、杨易势，立碑时机的选择颇值得玩味。史称“其所昵京兆尹鲜于仲通、中书舍人窦华、侍御史郑昂讽选人于省门立碑，以颂国忠铨综之能”[35]，立碑地点选在尚书省门外，系百官日常出入之要津，亦与当时杨国忠兼领文部、改革铨选的身份与政绩有关。另一方面，在碑的制作中，特意将玄宗御笔所改数字以金填充，不难想见这方金石相间的颂德碑在阳光的照射下会呈现出别致的效果，这无疑大大强化了碑的“视觉性”，而玄宗对于杨国忠的恩宠更不待文辞而为众周知。[36]张嘉贞在为北岳恒山庙撰颂立碑时也采用过类似炫人耳目的小伎俩，“其碑用白石为之，素质黑文，甚为奇丽”[37]。

除了长安城内，长安郊外亦不乏立碑之处的佳选，克定奉天之难的名将李晟的纪功碑便被立于东渭桥边。

上思（李）晟勋力，制纪功碑，俾皇太子书之，刊石立于东渭桥，与天地悠久，又令太子书碑词以赐晟。[38]

东渭桥位于灞水入渭之处，桥极壮丽，有赤龙之称，在长安东北四十里，位于长安通往渭北的交通要道之上，不但是唐人饯别亲友的胜地，亦是东南租粟会聚转运之所，置有河运院，四方辐辏，行旅往来，络绎不绝[39]，立碑于此处，自然能让李晟之功业随着往来行人之口，传播至帝国四裔。另一方面，李晟是自东渭桥以薄京城，经过一路激战，最终克复长安，立下不世之功，因而东渭桥在李晟平定朱泚之乱的过程中有着特别的意义。[40]立碑于城郊，大约在当时也算是一个特例，但无论是从表彰李晟之功，还是获得公众的瞩目、扩大传播范围而言，东渭桥都是竖立李晟纪功碑最理想的空间。[41]

地方上立碑地点的选择似乎没有长安那么多样，主要当集中在节度使衙、州衙、县衙这些官署门旁，这也符合德政碑表彰去任节度使、刺史、县令治绩，鼓励在任官员恪尽职守的政治功能。例如后唐庄宗被弑后，其弟李存霸亡奔太原，军士杀之于府门之碑下[42]，河东节度使府门旁的这块碑当是德政、纪功之碑。吴越钱镠“建功臣堂于府门之西，树碑纪功，仍列宾僚将校，赐功臣名氏于碑阴”[43]，王审知墓志则云，“天祐中，特敕建德政碑，立于府门西偏”[44]，中和二年（882）归义军张淮深德政碑亦立于西牙[45]。这一判断也能和考古发现相印证，如近年徐州苏宁广场工地出土了五代王晏德政碑，据考古现场情况可推断原立于武宁军节度使衙东南侧，该处直到明代仍是徐州府衙所在，至天启四年（1624）为洪水所淹没，因此此碑出土于距地表深5米的地层中。判断其为道东，缘于天启大水自徐州城东南方向破奎河大堤而入，王晏德政碑倒向西侧，碑首飞走不知去向，碑身倒塌时撞上龟趺首，故碑身上部及趺首缺失，出土时残断碑身叠压在龟趺之上，这也与文献记载和各地点考古所见房屋的倒塌方向一致。[46]也有立于城门旁者，梁萧渊明立德政碑于州门内。[47]

正是由于石刻具有“视觉性”，燕然勒功自古以来都被视为对外军事胜利的象征，唐代自然也不例外。“龙朔元年，西域诸国，遣使来内属，乃分置十六都督府，州八十，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皆隶安西都护府，仍于吐火罗国立碑以纪之”[48]，幽州节度使刘济击破北蕃后，曾“登山斫石，著《北伐铭》以见志”[49]。而1990年在西藏吉隆县发现的唐显庆三年（658）大唐天竺使出铭[50]、2017年公布的在蒙古国发现的封燕然山铭两处摩崖题刻[51]，也为这样的传统提供了新的实物佐证。不过朱玉麒在研究汉唐西域的纪功碑时已注意到，唐代西域的纪功碑并不一定竖立在战争爆发的地点，而是会被移动到唐在西域的一些重要据点如都护府、四镇、州县等地。[52]纪功碑从人迹罕至的战场到区域政治中心的移动，无疑是为了寻找一个更有效率的传播空间，使其能被更多的民众看到，强化这一政治景观的传播效应，进而达成威慑西域、怀柔远人的目的。如果说西域纪功碑是通过空间的转移来扩大其传播的范围，那么玄宗御制的华岳庙碑则是借助对碑文物质性的延展来达成目的：

（开元）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幸东都。十日，至华州，命刺史徐知仁与信安王祎，勒石于华岳祠南之通衢，上亲制文及诗。至十三年七月七日，碑成，乃打本立架，张于应天门，以示百僚。[53]

事实上，玄宗自开元十一年（723）开始，先后巡幸太原、华州、洛阳，最终完成了东封泰山的宏业，而在这一路上勒石刻铭，建筑了一系列巨型的石刻景观，成为盛世宏业的重要象征：

我是以幸太原，祭汾脽。耀金甲，肃边鄙，虏马詟而不敢南向，解严京师；获宝鼎，献宗庙，戍人归而尽务东作，报福京坻。于是乎爰佐五畤，郊天以奉时；爰崇九室，祫祖而敬思。[66]

开元十一年正月，玄宗巡幸潞州，改旧宅为飞龙宫，“采圣崖，延玄石，将表潜龙之馆，勒启圣之图”，立述圣颂。[67]至太原，“亲制起义堂颂及书，刻石纪功于太原府之南街”。次晋州，“祠后土于汾阴之脽上”[68]，至三月返回长安，八月享宗庙，十一月南郊大赦。十二年冬，再次出巡，至华阴、洛阳，“制岳庙文，勒之于石，立于祠南之道周”。直至十三年十月完成封禅泰山的大典[69]，命中书令张说撰《封祀坛颂》、侍中源乾曜撰《社首坛颂》、礼部尚书苏颋撰《觐朝坛颂》以纪圣德，并将御制《纪泰山铭》勒于山顶之右壁，“磨石壁，刻金字，冀后之人听词而见心，观末而知本”[70]。在历代前往泰山封禅的帝王中，玄宗是少有的改变了五岳之巅自然风貌的一位[71]，此举也将三年间一系列巡幸、祠祀、封禅活动推向了**[72]。而玄宗所建造的高大而醒目的石刻景观，分布在对李唐国家或玄宗本人具有纪念意义的各地，成为开元盛世及其个人功业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