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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尾声（第2页）

[25]目前学界对唐代德政碑有较多关注的是台湾学者刘馨珺，其研究主要着眼于德政碑颁授的制度及与官员考课之间的关系，最初发表《从生祠立碑看唐代地方官的考课》一文（收入高明士编：《东亚传统教育与法制研究（二）》，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第241～284页）；后又对此文做了较大增补，改题为《从唐代“生祠立碑”论地方信息法制化》（载《法制史研究》第15期，第1～58页）；复又增加了对于宋代的讨论，题作《〈职制律·长吏辄立碑〉与地方官考课》（见《“唐律”与宋代法文化》，嘉义，嘉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1～186页）。陈雯怡近年则对元代去思碑的社会功能做了细致的探讨，参见《从朝廷到地方——元代去思碑的盛行与应用场域的转移》，载《台大历史学报》第54期，第47～122页；《从去思碑到言行录——元代士人的政绩颂扬、交游文化与身分形塑》，《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6本第1分，第1～51页。

[26]侯旭东较早注意到开凿石窟时位置的选择有对“视觉性”的考虑，参见《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第257～264页。

[27]《旧唐书》卷一八五上《贾敦颐传》，第4788页。

[28]《金石录校证》，第426页。可以留意的是赵明诚在跋尾中关心的是据碑文考证贾敦颐是否为贾敦赜之讹，并未述及两碑的位置与存废情况，可见传统金石学家的学问取向。另贾敦赜墓志恰在近年出土，可证赵明诚之说不误，参见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唐代洛州刺史贾敦颐墓的发掘》，载《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8期，第28～58页。

[29]《旧唐书》卷九二《韦抗传》，第2963页。

[30]类似的例子尚有五代赵昶“陈许将吏耆老录其功，诣阙以闻，天子嘉之，命文臣撰德政碑植于通衢，以旌其功”（《旧五代史》卷一四《赵昶传》，第223页）。

[31]《封氏闻见记校注》卷五，第40～41页。

[32]《旧唐书》卷一八九下《尹知章传》，第4974页。

[33]《唐六典》卷四，第120页。

[34]《旧唐书》卷九《玄宗纪》，第226页。

[35]《旧唐书》卷一〇六《杨国忠传》，第3244～3245页。

[36]正因为金石相间会产生独特的视觉效果，想到这一办法的并不止玄宗一人，富有艺术家气质的宋徽宗于崇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诏，“中书省检会应颁降天下御笔手诏摹本已刊石迄，诏并用金填，不得摹打，违者以违制论”（《宋会要辑稿·崇儒》，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34页），与玄宗可谓不谋而合。

[37]《旧唐书》卷九九《张嘉贞传》，第3092页。

[38]《旧唐书》卷一三三《李晟传》，第3671页。

[39]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2页。另可参考东渭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如王翰章：《唐东渭桥遗址的发现与秦汉以来的渭河三桥》，见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65～270页。

[40]这一点在德宗御撰的《西平王李晟东渭桥纪功碑》中有明确的表达：“东渭桥抵王城东北四十里，而国之廪积在焉。始晟于此驻孤军，纠群帅，俟时而动，一举成功。予是用扬其美而纪其功，以明事之有因，谋之有素也。”（《文苑英华》卷八七一，第4595页）

[41]《旧唐书》卷一三三《李晟传》史臣曰：“而德宗皇帝听断不明，无人君之量，俾功臣困谗慝之口，奸人秉衡石之权，丁琼之言，诚堪太息。虽龊龊刻渭桥之石，区区赐烟阁之铭，亦何心哉！”（第3687页）虽意在批评德宗听信谗言，疏远功臣，但亦可见渭桥建碑所具有的象征意义。

[42]《资治通鉴》卷二七五，第8979页。

[43]《吴越备史》卷一，傅璇琮等编：《五代史书汇编》，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6198页。

[44]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末五代闽王王审知夫妇墓清理简报》，载《文物》1991年第5期，第1～10页。

[45]荣新江：《敦煌写本〈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校考》，见《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07页。

[46]这一信息蒙张学锋教授赐告。另该碑录文与考释，见孙爱芹、于康唯、郑洪全：《读江苏徐州新出土“太原王公德政碑”》，载《东南文化》2014年第1期，第84～92页。

[47]《南史》卷五一《萧明传》，第1271页。

[48]《旧唐书》卷四〇《地理志》，第1648页。

[49]权德舆：《唐故幽州卢龙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支度营田观察处置押奚契丹两番经略卢龙军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徒兼中书令幽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彭城郡王赠太师刘公墓志铭并序》，见《权德舆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18页。

[50]霍巍、李永宪：《西藏吉隆县发现唐显庆三年〈大唐天竺使出铭〉》，载《考古》1994年第7期，第619～623页。

[51]《中蒙学者调查发现汉代〈封燕然山铭〉石刻》，载《中国文物报》2017年8月18日。

[52]朱玉麒：《汉唐西域纪功碑考述》，载《文史》2005年第4辑，第146页。

[53]《唐会要》卷二七，第606页。

[54]《旧唐书》卷二三《礼仪志》，第904页。

[55]达奚珣：《华山赋》，《文苑英华》卷二八，第127页。

[56]王建：《华岳庙二首》，尹占华校注：《王建诗集校注》，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434页。

[57]李德辉：《唐代交通与文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0～161页。

[58]郑綮撰：《开天传信记》，《教坊记（外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81页；另参《旧唐书》卷二三《礼仪志》，第904页。

[59]达奚珣：《华山述圣颂序》，《文苑英华》卷七七三，第4072页。

[60]玄宗以吕向为镌勒使，《新唐书》卷二〇二《吕向传》，第5758页。今存孙逖《春初送吕补阙往西岳勒碑得字云字》、徐安贞《送吕向补阙西岳勒碑》诗两首，关于吕向的生平可参见傅璇琮：《唐代翰林学士传论》，第183～191页。

[61]按唐一尺约折合公制29。5～29。6厘米，此据郭正忠：《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