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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尾声（第6页）

[179]《资治通鉴》卷二四六，第7955～7956页。

[180]《旧唐书》卷一八〇《张仲武传》，第4677～4678页。

[181]稍有特殊的是李载义德政碑。李载义在幽州任上，一反前任朱克融父子对于朝廷跋扈的态度，颇为恭顺，且协助唐廷平定沧景李同捷之乱，故大和五年文宗特赐德政碑以奖其忠勤，然其部将杨志诚借中使颁赐碑文之机，于毬场起兵谋乱，逐李载义，自立为节度使。骚乱的起因是“大和中幽州刺史李载义撰碑，敛取太过，军乱之际，怨词颇甚”（李德裕：《让张仲武寄信物状》，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65页），亦从侧面印证立碑之事颇费物力。李载义入朝后，先后转山南东道节度使、河东节度使，“会吏下请立碑纪功，诏李程为之辞”（《新唐书》卷二一二《李载义传》，第5978～5979页；《旧唐书》卷一八〇《杨志诚传》，第4675页）。按此碑之立，文宗多少有补偿之意。而且从记载上看，我们尚不能判断此碑是德政碑还是纪功碑，若是纪功碑，不需离任便可获得，亦是朝廷安抚强藩的一种变通之法，韦皋、李宝臣、刘昌等皆曾获赐纪功碑。

[183]李德裕：《幽州纪圣功碑铭》，《李德裕文集校笺》，第10～14页。

[184]《旧唐书》卷一七上《敬宗纪》，第519页。

[185]《新五代史》卷四〇《韩建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修订本，2016年，第493页。按韩建德政碑是在昭宗被挟持的特殊情况下颁给的，司空图所撰的碑文中似亦有暗指：“臣侨居郡境，备听人谣。”即便如此，唐廷也未准许韩建同时立生祠，“今据都押衙录事参军等状，具言乞置生祠，已令罢请”（《华帅许国公德政碑》，祖保泉、陶礼天笺校：《司空表圣诗文集笺校》，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58页）。

[186]《旧唐书》卷二〇下《哀帝纪》，第808页。按于兢所撰《琅琊忠懿王德政碑》与一般德政碑的叙事有所不同，特别彰显了朱温在朝中专权的地位：“元帅梁王以公如河誓著，匪石情坚，累贡表章，显陈保证。朝廷冀弘劝诱，特示褒扬，将建龟趺。”（《金石萃编》卷一八八）

[187]《旧五代史》卷一五《冯行袭传》，第240页。

[188]《册府元龟》卷八二〇，第9747页。

[189]《宋本册府元龟》卷八二〇，第3037页。

[190]安重荣德政碑已在正定发现，规制巨大，仅残存赑屃部分就长8。4米、宽3。2米、高2。5米。参见梁勇：《正定巨碑主人及被毁原因初探》，载《文物春秋》2000年第5期，第35～38页。

[191]《旧五代史》卷一四一《五行志》，第1886页。

[192]拓本刊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处编著：《五代王处直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64～66页。

[193]关于宋代德政碑的制度，参见刘馨珺：《〈职制律·长吏辄立碑〉与地方官考课》，见《“唐律”与宋代法文化》，第85～96页。

[194]因而笔者倾向于认为，中晚唐德政碑颁授过程中中央与地方互相博弈的形态是德政碑制度中的一种“变态”，而非常态，我们并无必要在唐宋变革的框架中讨论这一制度的变化。

[195]新近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可参见吴雪杉：《长城：一部抗战时期的视觉文化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196]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见陶敏主编：《全唐五代笔记》第2册，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1432页。

[197]正因如此，宪宗平定淮西之后，除了改造蔡州的城市景观，亦在长安举行了盛大的献俘仪式，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丙戌朔，帝御兴安门，文武百官分序街之左右，六军备卫逆贼吴元济见于楼下，命献于太庙、太社毕，徇东西市，乃斩于子城西南隅”（《册府元龟》卷一二，第136页）。尽管宪宗在平定刘辟、李师道后亦曾献俘太庙，但以此次最为隆重。

[199]吴少诚生祠的命运并非孤例，梁肃《郑县尉厅壁记》记载郑县县衙系由叛臣周智光生祠改建而来：“生立己祠，而栋宇斯崇。及王师致诛，牧民者从便宜而重改作。乃刷灭凶慝之遗尘，徙二治焉，是厅盖祠之余也。”（《文苑英华》卷八〇六，第4260页）

[200]《旧唐书》卷九《玄宗纪》，第216页。

[201]目前对各地紫极宫是否普遍供奉皇帝御容尚不清楚，不过紫极宫无疑是唐廷政治权威在地方上的重要象征。

[202]《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第609页。

[203]《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第299页。

[204]吕让墓志，《唐代墓志汇编》大中107，第1334页。

[205]《旧唐书》卷一四二《李宝臣传》，第3866页。按聂顺新《唐玄宗御容铜像广布天下寺观考辨》一文认为，各地开元寺供奉的是玄宗等身佛像，而非御容铜像，不过这并不影响铜像存否所具有的政治象征意义。（《唐史论丛》第21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108～126页）

[206]同样归义军摆脱吐蕃统治后，沙州开元寺保存的玄宗圣容，成为重归王化的重要象征，见P。3451《张淮深变文》。

[207]例如比海州更加偏远的蒙州亦有紫极宫，宣宗时李德裕一家皆远谪南方，其子李烨妻郑珍卒于贬所，权窆于蒙州紫极宫南。参见《唐代墓志汇编》大中157，第2374页。

[208]本书第三章讨论过的肃宗将安禄山旧宅改建为回元观，则是另一个典型的案例。

[209]关于韩愈淮西碑撰写的经过及争议，参见黄楼：《〈平淮西碑〉再探讨》，见《碑志与唐代政治史论稿》，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64～88页。李商隐《韩碑》中“碑高三丈字如手，负以灵鳌蟠以螭”则是对石刻景观视觉效果的生动描摹（刘学锴、余恕诚集解：《李商隐诗歌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08页）。

[210]《册府元龟》卷四〇，第451页。

[211]《新唐书》卷九七《魏征传》，第3880～3881页。

[212]有类似认识者并不稀见，如唐杨玚“在官清白，吏请立石纪德，玚曰：‘事益于人，书名史氏足矣。若碑颂者，徒遗后人作碇石耳’”（《新唐书》卷一三〇《杨玚传》，第4496页）。但究其实质，不过是将对实物形态颂德碑的追求转换为青史留名，并未超然于传统士大夫“三不朽”的理想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