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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尾声（第5页）

[138]真正为民所怀者，德政碑也会得到维护乃至重立，《金石录》卷六著录有开元二十六年唐济源令李造遗爱颂及贞元二十一年唐重修李造遗爱碑记便是一个例子（《金石录校证》，第106页）。

[139]《太平广记》卷三四七引《传奇》，第2749～2750页。

[140]《太平广记》卷四七五引《异闻录》，第3913页。

[141]《册府元龟》卷三二〇，第3787页。正因为碑有旌善之功，故也有鉴戒之用。“卢奂累任大郡，皆显治声，所至之处，畏如神明。或有无良恶迹之人，必行严断，仍以所犯之罪刻石，立本人门首，再犯处于极刑。民间畏惧”，卢奂“记恶碑”之立不过是对碑公共性另一面的利用（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5页）。

[142]《旧唐书》卷九二《韦抗传》，第2963页。

[143]颜真卿：《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经略使元君表墓碑铭》，《颜鲁公文集》卷五，四部丛刊本。

[144]《旧唐书》卷九三《王晙传》，第2985～2986页。

[145]如李蔚“咸通十四年，转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乾符三年受代，百姓诣阙乞留一年，从之”（《旧唐书》卷一七八《李蔚传》，第4627页）。

[146]因而宦游成为影响唐代士人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参见胡云薇：《千里宦游成底事，每年风景是他乡——试论唐代的宦游与家庭》，载《台大历史学报》第41期，第65～106页。

[148]《唐会要》卷六九，第1437页。

[149]事实上，中晚唐唐廷与藩镇的关系一直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即使如河朔三镇之属亦有不少时候对中央态度恭顺，特别是在唐廷承认河朔故事时，很难进行精确、稳定地分类，因而本文试图用“顺地”“强藩”这两个概念来描述各藩镇在不同时段内与中央的关系。

[150]韦及墓志，拓片刊西安市长安博物馆编：《长安新出墓志》，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240～241页。

[151]刘禹锡撰、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55页。

[152]《册府元龟》卷六九五，第8287页。

[153]《旧唐书》卷一五八《郑澣传》，第4167页。

[154]《旧唐书》卷一七二《令狐绪传》，第4465页。

[155]裴庭裕：《东观奏记》上卷，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86页。

[156]参见黄楼：《唐宣宗大中政局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9～97页。

[157]权德舆：《大唐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清宫使及度支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崇文馆大学士上柱国岐国公杜公淮南遗爱碑》，见《权德舆诗文集》，第179页。

[158]刘禹锡有《为杜司徒让淮南去思碑表》一文，见《刘禹锡集笺证》，第326～327页。按刘禹锡永贞元年九月被贬为连州刺史，离开长安，故此文当作于永贞元年九月前，但遗爱碑云杜佑为司徒，杜佑检校司徒在元和元年四月，故刘禹锡代杜佑所拟表让者是王锷较早的立碑之请，碑文中对此亦有交代：“王公累章上请，公辄牢让中止。”（《权德舆诗文集》，第178～179页）

[159]《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第3979页。

[160]顺宗之死是宪宗一朝极为敏感的政治话题。元和十四年，“群臣议上尊号，皇甫镈欲加‘孝德’两字，群曰：‘有睿圣则孝德在其中矣。’竟为镈所构，宪宗不乐，出为湖南观察都团练使”，便是著名的例子（《旧唐书》卷一五九《崔群传》，第4189页）。须知当时元和中兴之业已成，宪宗威望正处如日中天之时，尚对“孝德”两字如此敏感，更何况其继位之初，不过是一个在一连串的政治动**后、内外朝平衡之下被拥戴上帝位的弱势皇帝，之前舒王谊一直被视为呼声更高的太子人选。

[161]《权德舆诗文集》卷十一，第178～179页。

[164]崔郾：《唐义成军节度郑滑颍等州观察处置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持节滑州诸军事兼滑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袭封密国公食邑三千户高公德政碑并序》，《全唐文》卷七二四，第6288页。

[166]裴抗：《魏博节度使田公神道碑》，《文苑英华》卷九一五，第4816页。

[16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73页。

[168]陈雯怡指出目前所见元代去思碑的数量远多于唐宋，主要原因在于元代立碑无须上请，完全成了地方事务，参见《从朝廷到地方——元代去思碑的盛行与应用场域的转移》，载《台大历史学报》第54期，第47～71页。

[169]白居易：《与从史诏》，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107页。

[170]参见卢向前：《卢从史出兵山东与唐宪宗用兵河朔三镇之关系》，载《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3辑，第323～353页。

[171]白居易：《答卢虔谢赐男从史德政碑文并移贯属京兆表》，见《白居易文集校注》，第1143页。

[172]值得注意的是，宪宗条列卢从史的一大罪状是“讽朝廷求宰相”（《旧唐书》卷一三二《卢从史传》，第3652页），即求使相之衔。其实在卢从史看来，所谓使相与德政碑一样都是宪宗对其信任的象征物，未必有挟持朝廷之意，只是双方在交涉的过程中都有误判对方意图的一面。

[173]按义武军初尚辖有沧州，后沧州另置横海军。

[174]义武的恭顺还表现在请唐廷任命副使，如在元和十二年，曾表请崔弘礼为副使。事见崔弘礼墓志，《唐代墓志汇编》大和039，第2123页。

[175]《旧唐书》卷一四一《张孝忠传》，第3854～3858页。

[176]权德舆：《唐故义武军节度使营田易定等州观察处置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范阳郡王赠太师贞武张公遗爱碑铭》，见《权德舆诗文集》，第184页。

[177]《资治通鉴》卷二四八，第8010页。

[178]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5～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