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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魏博田氏的双重镜像（第1页）

三、魏博田氏的双重镜像

田弘正之死标志了元和中兴事业至此戛然而止，对此传统的史家多指责穆宗君臣的昏聩与失策：

穆宗乘章武恢复之余，即位之始，两河廓定，四鄙无虞。而（萧）俛与段文昌屡献太平之策，以为兵以静乱，时已治矣，不宜黩武，劝穆宗休兵偃武。又以兵不可顿去，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谓之“消兵”。帝既荒纵，不能深料，遂诏天下，如其策而行之。而藩籍之卒，合而为盗，伏于山林。明年，朱克融、王廷凑复乱河朔，一呼而遗卒皆至。朝廷方征兵诸藩，籍既不充，寻行招募。乌合之徒，动为贼败，由是复失河朔，盖“消兵”之失也。[110]

不可否认田弘正之死有偶然因素作用其中，若唐廷颁赐成德的一百万贯赏钱能及时运抵，或田弘正带入镇州的两千亲兵不被遣回，悲剧或可避免。[111]因而对此负有责任的度支使崔倰遭到了“不知大体”的讥评，但我们检核崔倰的履历，便不难注意到他虽然出自博陵崔氏这样的名门望族，却是一位以善治财赋而著称的能吏。[112]这类“理财型”官员的崛起[113]，虽然偏离传统士大夫理想中的“贤臣”形象，却为唐王朝在安史之乱的冲击下仍能维持国家财政的平衡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主持消兵的萧俛，虽才识平庸，但个人操守尚佳，有“趣尚简洁，不以声利自污”的名声。[114]因此，代表清流士大夫萧俛的消兵动议与理财能手崔倰的悭吝之举，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并无关联，实际上都暗示唐王朝的财政已无力支持元和以来对于魏博为代表的藩镇的赎买政策。[115]

宪宗时代的成功很大部分缘于李绛所主张的“不有重赏过其所望，则无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邻劝慕”的赎买政策[116]，其实质在于让具有自利倾向的藩镇军队体会到忠于朝廷所能获得的回报大于自立于朝廷之外，达成“魏之人相喜曰，归天子乃如是耶”的效果[117]，借此邀买人心。元和七年以来，魏博对于朝廷的恭顺，便仰赖于田弘正本人的效忠与朝廷给予魏博将士丰厚给赐这两者的合力。但这一政策可否持续，受制于两个要素，一个是唐王朝本身的财政状况[118]，另一个则是重复赏赐之后无可避免地边际效应递减。因而元和中兴盛世表象之下，早已埋藏着深刻的危机，宪宗虽然在表面上恢复了统一，但无力改变河朔藩镇的基本构造，河北与长安之间的差异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弥合。唐廷与田弘正试图通过政治景观的改易来强化魏博军将尊奉朝廷的意识，改造河朔地域的文化风习，其长期成效虽难论定，但至少在田弘正执政的近十年中尚未见有明显的改观。[119]长庆初，“魏、兖二帅以田夷吾、曹璠善属文，贡置阙下”，日试诗百首，“藻思甚敏，文理多通”，两人分署魏州、兖州县尉。[120]此举似乎意在证明教化的效果，不过几个月后，田弘正父子的横死便打碎了这一文质彬彬的幻象。

其实，我们不难留意到，朝廷与魏博将吏眼中的田弘正形象并不是同一的。在魏博，田弘正之所以为军士所拥戴，盖缘于“以武艺信厚为众所服”[121]，他年轻时“尝于军中角射，一军莫及”[122]。归唐后，协助唐廷讨伐骄藩，亦身先士卒，王建有诗咏其事：“使回高品满城传，亲见沂公在阵前。百里旗幡冲即断，两重衣甲射皆穿”，“去处长将决胜筹，回回身在阵前头。贼城破后先锋入，看着红妆不敢收。”[123]可知其依旧是凭借“勇”与“信”这两项鲜明的武人特质得以立足于魏博的世界，而长安的史官笔下则塑造了一副恂恂如儒生的田弘正形象：

（田）弘正乐闻前代忠孝立功之事，于府舍起书楼，聚书万余卷，视事之隙，与宾佐讲论古今言行可否。今河朔有《沂公史例》十卷，弘正客为弘正所著也……颇好儒书，尤通史氏，《左传》、国史，知其大略。[124]

尽管如此，长安士大夫也并未将其视为同一气类，元稹所谓“非唯将吏不会，亦恐弘正未详”一语，直白地道出田弘正在长安士大夫心中的文化形象，紧接着“尤通史氏”赞词的却是“知其大略”的评语，而《沂公史例》之作亦不过是倩手他人的著述。事实上，正史中对于田弘正“少习儒书”形象的塑造，与其说是为了表彰其学养，不如说是为他忠于朝廷的举动寻找文化根源。“乐闻前代忠孝立功之事”，好读《左传》，乃至撰著《沂公史例》，这些描述所指向的本质不过是暗示他知晓《春秋》君臣之义而已，田弘正本人并不能超拔于河北武夫的世界之外。[125]

另一方面，由于与朝廷密切的关系，田弘正家族与河北世界确实已渐行渐远。尽管在唐廷眼中，河北不过是骄横跋扈的化外之地，但武夫世界朴质的一面则在于“河北节度使皆亲冒寒暑，与士卒均劳逸”，于是在河东因“宽简”得众的张弘靖不过“肩舆于万众之中”[126]，便招致将士哗然，人心离散。而田弘正最初能获得魏博士卒的拥戴，与田绪、田季安父子“颇纵豪侈、酒色无度”以致双双壮岁暴卒，大失军心，恐怕不无关联，因而魏博将士拥立“颇通兵法，善骑射，勇而有礼”的田弘正取而代之，起初的目的或不过是为了恢复素朴而均质的河北旧俗。[127]

尽管在唐廷塑造的政治形象中，田弘正集“仁、法、谦”三政及“忠、孝”二德于一身，同时朝廷对田弘正的忠诚给予了丰厚的回报，“兄弟子侄，悉仕于朝，宪宗皆擢居班列，朱紫盈庭，当时荣之”[128]，视之为强藩向化的典范，但在河北地域之中，田弘正的形象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田）弘正厚于骨肉，兄弟子侄在两都者数十人，竞为侈靡，日费约二十万，弘正辇魏、镇之货以供之，相属于道。河北将士颇不平。[129]

小说《耳目记》中讲得更为直白：“成德军节度田弘正御下稍宽，而冒于财贿，诛求不息，民众怨咨。”[130]节帅聚敛，在中晚唐根本算不上什么政治污点，郭子仪甚至故纵奢靡以避免功高震主的猜忌，但这与河北军士所欲追求的均质素朴的风貌并不相容，无疑也与当初深得士心的田弘正形象迥然有异。既往学者对于元和中兴失败及田弘正之死原因的探讨，多强调“辇魏、镇之货以供之”这一违背河北藩镇自利取向的财政因素[131]，以及朝廷简择张弘靖等人为节度使的举措失当，但河北武夫世界内在的逻辑恐怕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方面。自从陈寅恪揭示河北与长安不同社会与文化特质已来[132]，循此脉络，学者对于河北区域的胡化程度、藩镇军队的构造及自利取向等议题已有了相当深入的探讨，而似乎较少措意的是，在我们对唐廷的政治逻辑有了相对明晰的了解之后，如何理解河北军士的行动逻辑，仅仅将藩镇内部的向背解释为“喻于利”，恐怕有些失之于简单。事实上，较之于文质彬彬但又等级鲜明的长安士大夫文化，强调将士“均劳逸”的河朔藩镇[133]，这一相对均质而素朴武夫世界的形成，恐怕也不乏基于“义”结合的色彩。[134]

其实，谙熟河北情势的田弘正本人及其家族对此危机并非毫无察觉[135]，之所以未有补救的举措，原因便在于按照田弘正本人的政治规划，其家族最终是要完全脱离河朔，迁居两京，因此可以不再恪守河朔藩镇的政治逻辑。[136]除了元和中陆续将家族成员送至长安外，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元和十四年平定淄青之后，田弘正亲自入朝献俘，“唐史上头功第一，春风双节好朝天”[137]，中兴的事业渐达顶点。在此之前，田弘正先将政治上素来仰仗的兄长相州刺史田融送入朝[138]，入为检校刑部尚书、兼太子宾客，分司东都[139]，本人也再三上表乞留阙庭：

臣自总魏师，初率归化，当时结念，便誓此心。祈于素诚，非是饰让。匹夫之志，犹不可夺。臣一昨自离本镇，亦以此意明言，陈谕圣恩，勉其忠义。将士等皆怀皇化，尽激丹诚，则一军幸安，且无足虑。[140]

可知田弘正入朝觐见前，便已预作安排，决定不再返回魏博。尽管田弘正入朝后备享尊荣，所谓“朝官叙谒趋门外，恩使宣迎满路中。阊阖晓来铜漏静，身当受册大明宫”，“风动白髯旌节下，过时天子御楼看”[141]，君臣相见，分外感慨，“相感君臣总泪流，恩深舞蹈不知休”，并获图形凌烟阁的荣誉，“有诏别图书阁上，先教粉本定风神”，但唐廷最终没有应允田弘正的请求，[142]“老臣一表求高卧，边事从今欲问谁。”[143]而从上文所引《复田承嗣官爵制》《魏州开元寺新建三门楼碑》中，我们不难注意到田承嗣时代统治魏博的核心是由田氏子弟构成的，这一基于亲族关系凝聚而成的武装集团，成为魏博与唐廷抗衡的基础。但至田弘正晚年，随着田融、田布的先后归朝，田弘正家族的主体已离开河朔，无奈留下的田弘正则成为坐在军民“怨咨”火山口上的孤家寡人。

事实上，由于田弘正积极参与元和中兴之业，屡建功勋，不但是田氏家族成员，魏博镇内的将领也有因积劳而外任者，新出穆诩墓志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穆诩好勇多谋，曾“摄魏州左司马、知府事，充本州团练使”，本是田弘正手下大将，但平定淄青李师道后，因功拜右金吾卫将军、兼使持节淄州诸军事、淄州刺史，后累转登、密二州刺史，离开了魏博。其弟穆谓倒是继续留任魏博，并随田弘正一起赴任成德，出任镇州左司马兼侍御史、充成德军先锋兵马使，大约是田弘正从魏博带至成德的亲信大将，不幸与田弘正一起死于非命，“太夫人有辞堂之戮，一家尽为鲸鲵。夷族之冤，叛地何诉”。大和初，穆诩将父亲穆景昇从魏州迁祔于洛阳，自己死后也葬在东都，最终整个家族完全与魏博脱离了关系。[144]“不申阙员，自择官吏”本是河朔藩镇自立于唐廷之外的重要表现，但这一特权在阻碍唐廷派遣官吏赴任河北的同时，也堵塞了镇内部官吏的外迁之途，造成河朔藩镇内部的封闭性，这无疑是造成魏博“父子相袭，亲党胶固”局面的重要因素。[145]而当田弘正归款之后，原有的格局被打破，在河北重霑王化的同时，魏博镇内的将领也获得了升迁外任的机会，不过这一流动本身无疑削弱了田氏魏博统治的基础。[146]

最后我们再回过头来，透过唐廷与魏博两面不同的棱镜观察魏博创建者田承嗣的形象及其变异：

初，公之临长魏郊也，属大军之后，民人离落，闾阎之内，十室九空。公体达化源，精洁理道，弘简易，刬烦苛。一年流庸归，二年田莱辟，不十年间，既庶且富，教义兴行。[147]

田季安时代撰写的《田承嗣神道碑》所塑造的无疑是理想中魏博缔造者的政治形象，自然不免有夸饰的成分，但谁也无法否认田承嗣对魏博经营的成功。河朔三镇中，位于最南面的魏博虽然在后世被公认为其中实力最强者，但与成德李宝臣、幽州李怀仙、相卫薛嵩等安史降将保有旧地不同。田承嗣降唐时守莫州[148]，“俄迁魏州刺史、贝博沧瀛等州防御使”[149]，在魏博并无根基，而且起初唐廷不过仅于魏博德沧瀛置防御使[150]，这或许有朝廷不欲在内地建立方镇的考虑，但至少也部分暗示了田承嗣在安置安史降将的四镇中算不上强大[151]。另一方面，田承嗣本人在安史系统中也算不上核心人物，其曾祖田堪随州从事，祖父田景郑州别驾，都是下层的文官，直到其父田守义仕至安东副都护[152]，才由文入武，移居平卢。田承嗣是长于边塞的勇武少年，高适《营州歌》所描述的“营州少年厌原野，皮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的场景[153]，大约便是他成长的环境。陈寅恪认为田承嗣是胡化汉人[154]，不过较之于统领所属部落追随安禄山南下的蕃将而言，他在安史阵营中不过是第二等的角色，《资治通鉴》曾列举安禄山部下“爪牙”十五人，田承嗣仅名列第十三位。[155]安史乱后，安史旧部中的精锐多归成德[156]，而田承嗣所控制的魏博虽然过去称得上富庶，但在战争中因反复拉锯遭受了不小的破坏，传统上又属于文化繁盛之地，山东旧族不少便出身于此，辖下的不少郡县还曾响应过颜杲卿、颜真卿兄弟反抗安史的起义，并不是浸染胡风的区域。因此，作为一个外来者，田承嗣能否在魏博站稳脚跟，割据一方，最初恐怕还真是要打上一个不小的问号。

田承嗣在经营魏博之始便意识到了这种危机，《旧唐书》本传云其“虽外受朝旨，而阴图自固，重加税率，修缮兵甲，计户口之众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故数年之间，其众十万”[157]，利用唐廷因仆固怀恩之乱，无暇东顾之机，迅速扩充军力。[158]正如学者已指出的那样，魏博所依赖的是本地丁壮，因此强烈的乡土意识成为日后魏博军队的重要特质，与接收安史遗产、以骑兵见长的成德相较，魏博的军队多是由步卒构成。[159]自此之后，这位来自北边平州的边塞武夫凭借自己高明的政治手腕，在唐廷与河北藩镇之间纵横捭阖，不但借机分割相卫，扩大了地盘，更塑造了魏博的性格[160]，在不长的时间内成功地将一个传统汉文化的核心区改造为抗拒朝廷政治权威的壁垒。[161]囿于史料，我们对于其间的细节虽所知无多，但无疑田承嗣在乱后安定魏博局势，恢复社会生产方面颇具作为，而其平素行事大约也符合一位“亲冒寒暑，与士卒均劳逸”的理想河朔藩帅形象。

正因如此，田氏家族在魏博前期的政治中具有极强的号召力，这在两次政变的乱局中有充分的体现。首先当兴元元年田绪谋杀田悦之后，“惧众不附，奔出北门”，为邢曹俊、孟希祐等追还，“时绪兄纶居长，为乱兵所杀，遂以绪为留后”[162]。可见节度使之位需在田氏子孙中择立在魏博内部已成为普遍认可的故事。其后当田怀谏失位，能取而代之的依然是田弘正这位田氏家族成员，这与同时期成德、幽州两镇的情况皆不同。第二次则是田布攻打成德兵溃后，退归魏州，将士欲迫其恢复河朔故事，咸曰：“尚书能行河朔旧事，则死生以之；若使复战，皆不能也。”[163]可知即使在人心涣散的危局下，田氏家族仍具有相当的政治合法性，这与日后魏博牙军“变易主帅，有同儿戏”的骄横之态实不可同日而语。

既往的研究皆将牙军专横目为魏博的重要特征，但李碧妍已指出，田氏家族时代的魏博与成德一样都是由军将阶层所主导的，直到史宪诚以后才逐渐变成受牙军支配。[164]但如果表述得更精确一些的话，田氏魏博的权力核心基本上由田氏家族成员构成，这与成德大将分立的传统又有所不同，这在上文所引《复田承嗣官爵制》《魏州开元寺新建三门楼碑》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若进一步加以考量，可以注意到牙军跋扈化的原因未必在魏博之内，宪宗时代厚加赏赐的赎买政策无疑大大刺激了牙军的胃口，推动了魏博的骄兵化，至田布讨伐王廷凑时，“魏军骄侈，怯于格战”，与田承嗣时代的面貌已大有不同。[165]

因此，在田弘正归附之初，唐廷在评价田承嗣祖孙三代在魏博的统治时措辞谨慎，并厚抚其子孙：

赠太尉（田）季安姻戚旧臣，尝任将相，饰终之典，宜示优崇，其葬事委田兴差官勾当，礼物之间，务从周厚。田怀谏在疚之初，政出群小，因致军府骚然不宁，以其年幼，有足矜悯，待其到京之日，一门量加存恤。[166]

至元和八年，田弘正借《魏府狄梁公祠堂碑》已明确地向魏博军民宣示要“归职贡而奉官司，尊汉仪而秉周礼”，一改河北旧俗。因而长庆元年（821）田弘正自魏移镇时，元稹执笔的田弘正德政碑中关于河朔割据历史的叙述不但代表了唐廷的政治立场，也是君臣双方反复斟酌文辞，考虑受众文化特质后，“使弘正见铭而戒逸，将吏观叙而爱忠”，精心构思而成的政治宣传品：

始，安禄山以玄宗四十三年盗幽州兵，劫击郡县，逾关据京，天下掉挠。肃宗征之，海内甫定。而夹河五十余州，或服或叛，更立迭夺，废置征伐，朝觐赋入之宜，皆自为意。五纪四宗，容受隐忍。田承嗣始有魏、博、相、卫、贝、澶之地。承嗣卒，以其地传兄子悦，悦传绪，绪传季安。既而季安悍诞**骄，风勃蛊蠧，发则喜杀左右，渐及于骨肉。[167]

碑文虽对田承嗣一笔带过，仅叙及田季安本人“悍诞**骄”以致失位，但所强调者有二，一是与之前的《魏府狄梁公祠堂碑》一样，对安史叛乱以来割据历史的否定；二则是对河朔藩镇父子兄弟自相承袭故事的严厉批判，不无嘲谑地指出“季安子怀谏始十余岁，众袭故态，名为副大使”，而将“使千万众知君臣父子之道”视为田弘正执掌魏博带来的根本转变。这两条在本质上否定了河朔藩镇成立的合法性，当中兴事业达到顶点时，唐廷欲以此一劳永逸地解决藩镇问题，但在另一方面，过去七八年来作为向化表率的魏博军民正渐渐积聚着不满，意欲寻找重返河朔故事的机会，而身处旋涡之中的魏博田氏成了最后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