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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魏博政治中的罗氏家族（第1页）

三、魏博政治中的罗氏家族

将主要精力由对外进取投向魏博内部的乐彦祯，把解决牙军之患作为巩固他在魏博统治的首要任务。自田弘正之后，历任魏博节帅史宪诚、何进滔、韩君雄、乐彦祯皆为牙军所拥立，最终也因不能满足牙军的欲壑而遭逐杀，魏博牙军逐渐凌驾于节度使之上，成为左右魏博政治走向的主导力量。目睹韩简败亡的乐彦祯虽是自牙军而得魏博，无疑也深知牙军反复无常的性格，深自畏戒，暗地布置削弱牙军，巩固其在魏博的统治。

罗弘信家族世代为魏博军校，罗让碑记其先世甚详：“公曾王父讳郍，皇平州刺史、工部尚书，王父讳秀，魏博节度押衙、左山河都知兵马使、兼御史大夫，烈考讳珍，魏博节度押衙、亲事厢虞候。”罗让曾祖父罗郍为平州刺史，平州本隶卢龙，以时代推论，颇疑罗郍本隶安禄山麾下，随安史叛军南下，乱平后随田承嗣降唐，定居魏博。田承嗣本“平州人，世事卢龙军为裨校”[38]，其割据魏博之初，当有不少同出卢龙者追随左右，罗郍或即其中之一。无论如何，自罗让祖父罗珍起，罗氏世代为魏博军校。据碑文首题，罗让本人的职衔为“唐故魏博节度押衙后军都知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下阙）”。

至于罗氏家族的种族源流，碑文虽自言其出自长沙罗氏，罗弘信后受封为长沙郡王，其子罗绍威亦袭长沙郡王爵[39]，可知其家族发迹后确实以长沙为郡望。但新旧《唐书》、《旧五代史》皆云罗弘信为魏州贵乡人，而未言其郡望，罗让碑亦云葬于贵乡县迎济乡蔡村，可知其家族早已著籍魏州，所谓长沙罗氏之说恐是罗弘信显贵之后的附会。《元和姓纂》云罗姓为“祝融之后，妘姓国，初封宣城，徙岷江，周末居长沙”[40]。按长沙为罗姓源流之一，《世说新语》注引《罗府君别传》叙罗姓源流：“盖楚熊姓之后，启土罗国，遂氏族焉。”[41]《资治通鉴》胡注引《姓谱》则云：“罗本颛顼末胤，受封于罗国。”[42]可知罗让碑所谓“其先颛顼之后，受封于罗，因为著姓”，以及罗周敬墓志“其先颛顼之后胤也，封于罗，以国为氏，地连长沙，因家焉”之说[43]，盖本以上诸说杂糅而成。又《新五代史》本传云：“罗绍威字端己，其先长沙人。祖让，北迁为魏州贵乡人。”[44]据罗让碑可知所记有误，罗氏定居魏州的时间远在罗让之前。颇疑罗氏北迁传说乃是在长沙郡望说出现之后，为弥缝魏州与长沙两个地望之间的矛盾而造作出来的。唐代河北本系胡汉杂糅之地，加之罗弘信家族很可能是从临近边塞的平州迁来，其族属来源颇为可疑。魏博历任节度使中出身胡族而冒领汉式郡望者并不希见，如何进滔一族本为粟特人，但何弘敬墓志中自称为出自魏晋名族庐江何氏。[45]罗姓是唐代常见蕃姓[46]，姚薇元考西域罗氏本西突厥可汗斛瑟罗之后[47]，安史乱军中西域胡人颇多，罗氏或出自于此[48]，至少其家族早先是出身于边塞的胡化汉人。而罗让妻自云出自广平宋氏[49]，似乎为中古名族，但由于唐人素有妄举姓望的习惯，其可靠性亦存疑问。[50]《朝野佥载》便有一条言及胡人冒广平宋氏之事：“广平宋察娶同郡游昌女，察先代胡人也，归汉三世矣。忽生一子，深目而高鼻，疑其非嗣。”[51]胡人三世居于汉地便可自称名门，唐人风习可见一斑，至于普通汉人自云名门之事更是不胜枚举。

罗让二女分别嫁给节度别奏王知言、经略副使赵袭，节度别奏、经略副使二职皆是唐代藩镇文职僚佐[52]，节度别奏为供节度使驱使之职，地位较低，经略副使则较为重要。由此可知，当时罗氏家族的通婚关系集中于魏博镇内，这与其家族地位及当时的社会风气相符。藩镇内通过通婚、结拜、假子等手段形成血缘或拟制血缘关系，从而加强藩镇内部的自我认同与凝聚力，本是唐后期习见之事，罗氏世居魏博，亦未能免俗。待罗弘信执掌魏博后，罗氏家族的通婚网络才逐渐跨出魏博，其与朱温的多次联姻，固然是出于政治目的，但也反映出家族地位上升后跨地域通婚才变得普遍与可能，这亦是中古家族成长史上常见的现象。

至于罗弘信本人兵变前的地位，史料记载略有分歧，罗让碑云：“无何蔡贼南下，郓寇东侵，中外惊扰，计无所出。我仆射先领六雄兵士，南自新乡接战；后拥衙□步射，东至莘县交锋。”则其曾参与韩简时代魏博与邻镇的战争，而且地位颇为显要，至少是兵马使一类的统兵将领，不过碑文未能提供任何罗弘信在政变之前的具体历官，可见所言夸饰成分甚多，似不足凭信。《旧唐书》本传未记罗弘信政变前的身份，只言其少从戎役，《新唐书》本传云其为裨将，主马牧，《旧五代史》本传言其为马牧监，《旧唐书》《旧五代史》本纪皆记其为小校，《资治通鉴》云其为牙将。以《北梦琐言》所记最详，言其“初为本军步射小校，掌牧圉之事”。综合各种记载可以判定罗弘信政变前只是负责牧圉的小校，所谓“虽声名未振，众已服之”的掩饰之词[53]，恰恰反映了罗弘信在军中本默默无闻的真实状况，而他能在此危急关头被拥立为主帅，实是异事。

行文至此，我们注意到罗让碑叙述的一个怪异之处，自罗弘信率军在二月二十二日击败乐从训，将他驱逐到内黄后，至三月廿六日进攻洹水县、杀乐从训之间，罗让碑的记事出现了一个多月的空白。在双方生死相搏的紧要关头，仅用“举明将帅，选练骁奇”等轻轻带过，其间的隐衷需与其他文献比读后方能发掘。

四月戊辰，魏博乐彦祯失律，其子从训出奔相州，使来乞师。帝遣朱珍领大军济河，连收黎阳、临河二邑。既而魏军推小校罗弘信为帅。弘信既立，遣使送款于汴，帝优而纳之，遂命班师。[58]

可知在乐从训与罗弘信的魏博帅位之争中，朱温曾作为重要的外部势力介入其中，成为左右胜败的关键因素。唯朱温介入魏博事务的时间尚存疑问，《旧五代史·梁太祖纪》系于四月，《旧唐书·僖宗纪》系于二月，《资治通鉴》《新五代史·梁本纪》系其事于三月。据罗让碑可知罗弘信于三月廿六日大举进攻洹水，击败并斩杀乐从训，则朱温介入魏博事务当在之前。据《资治通鉴》所述，乐从训在二月初战失利之后，以朱温行人雷邺被魏博乱军所杀为借口，向朱温求援，较为可信。另《旧五代史·王檀传》记其文德元年三月，从讨罗弘信，“败魏人于内黄，檀获其将周儒、邵神剑以归，补冲山都虞候”[59]，可证朱温与罗弘信的激战当发生在三月，而《旧五代史·梁太祖纪》所记四月戊辰，当是朱温班师的日期，而非介入魏博之争的时间。如此便能解释为何在罗弘信与乐从训生死厮杀之际，罗让碑的记事出现了一个多月的空白。据《旧五代史》所记，在朱温介入魏博之争后，乐从训曾一度扭转了局势：

文德元年，魏博军乱，乐从训来告急，（葛从周）从太祖渡河，拔黎阳、李固、临河等镇，至内黄，破魏军万余众，获其将周儒等十人。[60]

魏军迭遭失败，其精锐豹子军二千人，“戮之无噍类”[61]。尽管《旧五代史》所述本自《梁太祖实录》等朱温一方的记载，战绩是否果真如此辉煌尚存疑问。但朱温加入战局后，连下黎阳、临河、李固，解内黄之围[62]，使乐从训一方起死回生这一事实则毋庸置疑。罗弘信战败之后，被迫“遣使送款于汴”，以扈从朱温为代价，换取梁军撤出魏博，进而重新掌握了对乐从训作战的主动权。因此，朱温介入魏博之后，魏军遭遇的一系列失败以及罗弘信求和的过程，自然不便在碑文中直陈其事，只能留下一段隐晦的空白加以掩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