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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绘中晚唐历史线索的尝试02（第2页）

[102]张天虹曾以“书剑双美”概括河北藩镇武人的特征（《“书剑双美”：唐河朔藩镇的军事技能培养与文化教育——基于社会流动的视角》，载《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第99～110页）。若对此做进一步的引申，文武未有明显分途或是河北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103]学者基于统计的研究皆证实了此点，参见毛汉光：《五代之政治延续与政权转移》，《中国中古政治史论》，第418～474页；王赓武：《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胡耀飞、尹承译，上海，中西书局，2014年，第199～202页。

[104]较为简要的学术史回顾参见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藩镇问题”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0～59页。

[105]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可举出陆扬《9世纪唐朝政治中的宦官领袖——以梁守谦和刘弘规为例》《西川和浙西事件与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两文，分别从内廷和藩镇的个案入手，揭示了宪宗时期唐廷内外政治运作方式的深刻变革（见《清流文化与唐帝国》，第19～58、87～164页）。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一书则对在安史之乱冲击下，内地藩镇体制建立、调整与定型的过程做了细致的讨论，唯其书名中“重构”一词容易让读者误以为藩镇体制是唐王朝有计划应对叛乱的产物，事实上，内地普立藩镇最初无疑是一种应急的政治举措，因此前期藩镇随着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分合不定，最终在动态的博弈过程中唐廷与藩镇之间达成了均势。

[106]《旧唐书》中藩镇节帅传记散见于各处，其中河朔三镇节帅传记分布相对集中，主要位于卷一四一至卷一四三、卷一八〇至卷一八一，但大体仍以年代先后为序。而《新唐书·藩镇传》不但将骄藩节帅传记归并，“今取擅兴若世嗣者，为藩镇传”，而且明确以其对唐廷的态度划分去取标准，“若田弘正、张孝忠等，暴忠纳诚，以屏王室，自如别传云”（《新唐书》卷二一〇《藩镇魏博传》，第5923页）。不仅如此，《新唐书·藩镇传》虽大体依据《旧唐书》相关人物的本传改写，兼据碑志、小说增补事迹，但叙事风格上带有强烈的“鉴戒论”色彩，如《田承嗣传》最后总括云：“承嗣盗有贝、博、魏、卫、相、礠、洺七州，而未尝北面天子。凡再兴师，会国威中夺，穷而复纵，故承嗣得肆奸无怖忌。”（第5926页）也正因如此，后世学者对其传中所收人物的去取标准亦存訾议，参见赵翼：《陔余丛考》卷十《新唐书编订之失》，第160页。

[107]作者在书后附录的《唐代藩镇总表》中也将藩镇对中央的态度专列一栏，分叛逆、跋扈、恭顺三类加以统计，参见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中的相关章节。

[108]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九，第559～565页。

[109]中文世界学者行文时多习惯引述古人的史论文字为论据，不无接榫古今学术的意味，但需要指出的是古代学者的评论，优点或在于去古未远，有抵近历史现场的一面，缺点则是所述大多未经系统论证，只是一种“意见”，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观点”。而现代学术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通过规范化的研究手段将某种“意见”上升为“观点”，并经得起其他学者的检视与批评，如陈寅恪从朱熹“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一语入手，探考李唐的族属与源流，便是经典的案例。另张天虹《唐代藩镇研究模式的总结和再思考——以河朔藩镇为中心》一文提出藩镇研究要把传统学问与现代学术相连接，文中对宋至民国学者对藩镇的评论枚举较多（《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第55～65页）。

[110]例如近年学者多注意到藩镇对维系唐王朝统治的正面作用，故宋人尹源《唐说》中“世言唐所以亡，由诸侯之强，此未极于理。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一语多被引录，但皆未触及尹源观点的时代或个人思想背景（《宋文鉴》卷一〇五），第1485页。据笔者所见，前引顾炎武《日知录》是较早引用尹源观点者。

[111]尽管藩镇自宋以来便被视为决定中晚唐历史走向的关键因素，但在唐宋变革论的体系中则缺乏明确的位置，藩镇及唐末的动乱一般被置于贵族制衰落的背景下加以理解。参见内藤湖南：《中国近世史》第二章“贵族政治的崩溃”，见《中国史通论——内藤湖南博士中国史学著作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35～343页。李华瑞主编《“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一书回顾了唐宋变革论在各具体研究领域中的影响，而藩镇仅作为军政制度演变的一隅而被提到，主要涉及五代至宋禁军的形成、节度使制度的演变、唐末南方藩镇与十国的承继关系等方面。参见曾瑞龙、赵雨乐：《唐宋军政变革史研究述评》，见李华瑞编：《“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3～113页。

[112]日野開三郎：《支那中世の軍閥》，《唐代藩鎮の支配体制》，第24～171页。

[113]栗原益男：《安史の乱と藩鎮体制の展開》，《岩波講座世界歷史》第6冊，第161～196页；彼得森：《中唐和晚唐的宫廷与地方》，见《剑桥中国隋唐史》，第472～573页。

[114]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通论性研究可举出堀敏一：《唐末諸叛乱の性格——中国における貴族政治の没落について》，《唐末五代変革期の政治と経済》，第266～310页。

[115]即使在一些实证研究中也渗透了理论关怀，例如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一文，尽管表面看来是对中唐至五代藩镇牙军来源、构造及作用的实证研究，但开篇就驳斥了藩镇与唐宋变革毫无关系的说法，认为中晚唐藩镇牙军与五代藩镇牙军存在不同，前者常与节帅对立，削弱了藩镇的势力，后者作为与节帅紧密相联的私兵，成为之后五代各王朝的核心，并强调藩镇与土豪、商人阶层的关系（《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4卷，第585～648页）。因此，对于类似的现象，学者往往做出不同的解读，如对藩镇中拟制血缘关系的性质，堀敏一、栗原益男等皆将其视为节帅对属下的一种人身支配，栗原益男更将五代常见君主赐予节度使铁券的现象理解为这一人际关系的延伸。参见堀敏一：《唐末諸叛乱の性格——中国における貴族政治の没落について》，《唐末五代変革期の政治と経済》，第292～297页；栗原益男：《唐五代の仮父子的結合の性格——主として藩帥的支配権力との関連において》《鉄券授受現象からみた君臣関係について——唐朝·五代を中心として》，《唐宋変革期の国家と社会》，第159～192、223～280页。谷川道雄则对此提出反驳，强调河朔藩镇节帅与部属关系中较为平等的一面，参见《河朔三鎮における節度使権力の性格》，《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論集》74期，第5～24页。而增渊龙夫对拟制血缘关系两面性的评论颇值得注意，认为“建立在个人相互信赖基础上的情义结合关系，决不能呆板地理解为一种平等关系”（《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0～21页）。其实“义儿”这类拟制血缘关系在唐末五代的流行并不是现代学者的发现，欧阳修《新五代史》专门为此立有《义儿传》，若比较欧阳修着眼人伦对义儿现象的批评与现代学者的多种解读，便不难注意理论框架对史家解释历史现象潜移默化的影响。

[116]代表性的意见可举出韩国磐：《唐末五代的藩镇割据》，见《隋唐五代史论集》，第310～313页。

[117]魏承思：《略论唐五代商人和割据势力的关系》，载《学术月刊》1983年第2期，第39～42页。张剑光《唐代藩镇割据与商业》对此已有驳论，指出商人的活跃并不意味着成为藩镇割据的基础（《文史哲》1997年第4期，第74～80页）。

[118]傅衣凌：《唐末五代义儿考》，见《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2～73页。

[119]谷霁光从唐前期国家征发的义务兵制、中唐至五代藩镇的私人募佣兵制至宋代国家募佣兵制的线索中来理解“义儿”及“义儿军”的形成（《泛论唐末五代的私兵和亲军、义儿》，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第21～34页）。另参张国刚：《唐代兵制的演变与中古社会变迁》，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178～189页。

[120]大沢正昭：《唐末·五代政治史研究への一視點》，《東洋史研究》31卷4号，第123～131页；另参大沢正昭：《唐末藩鎮の軍構成に関する一考察——地域差を手がかりとして》，《史林》58卷6号，第140～156页。

[121]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可以举出辻正博：《唐朝の對藩鎮政策について——河南“順地”化のプロセス》，《東洋史研究》46卷2号；第326～355页；中砂明德：《後期唐朝の江淮支配：元和時代の一側面》，《東洋史研究》47卷1号，第30～53页；渡辺孝：《魏博と成徳——河朔三鎮の権力構造についての再検討》，《東洋史研究》54卷2号，第96～139页。20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学者探讨藩镇问题时，从既往常见的唐代财政、兵制变化入手者渐稀，但藩镇辟召制与幕职官、藩镇与新兴社会阶层及地方社会的关系等问题讨论者仍较多。

[122]相关的研究综述可参读清水和惠：《藩鎮の研究史》，《龍谷史壇》第80号，第53～62页；伊藤宏明：《唐末五代政治史に関する諸問題——とくに藩鎮研究をめぐって》，《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論集》86期，第121～139页；高瀨奈津子：《第二次大戦後の唐代藩鎮研究》，堀敏一：《唐末五代変革期の政治と経済》，第225～253页。

[123]此后的讨论或强调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代表性的研究有方积六：《论唐代河朔三镇的长期割据》，载《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第33～46页；或对把藩镇割据现象与某种经济形态加以直接联系的做法有所反思，如杨志玖、张国刚：《藩镇割据与唐代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再论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载《学术月刊》1982年第3期，第45～50页（按此文修订后改题为《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收入《唐代藩镇研究（增订版）》，第31～41页）。

[124]张国刚：《唐代藩镇的类型分析》，见《唐代藩镇研究》，第42～59页。此后仍有不少关于藩镇分类的讨论，但大体不脱张氏的框架，如王援朝在《唐代藩镇分类刍议》一文中将藩镇分为五类，主要是进一步区分了长期割据与一度割据两种形态（《唐史论丛》第5期，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106～129页）。其实更早大泽正昭1973年发表的《唐末の藩鎮と中央権力——徳宗、憲宗朝を中心として》一文中便已将德宗、宪宗时的藩镇划分为分立志向型、权力志向型、统一权力支持型三类加以讨论（《東洋史研究》32卷2号，第1～22页）。杜希德虽没有专门给藩镇分类，也谈及河北、河南、南方及四川岭南藩镇在中晚唐的不同作用（DenisC。Twitchett，“VariedPatternsofProvinyi'angDynasty”，JohnCurtisPerry，BardwellL。Smith。edEssaysonT'aheInterplayofSocial，PolitidEicForces，Brill，1976，pp。90-109）。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分类研究的方法仍多停留在静态描述的层面，未能勾勒出藩镇的动态演变。

[125]与唐史研究的其他领域一样，新出墓志成为近年来被利用较多的史料，学者借此对藩镇内部的人际网络、军将阶层的来源及族属、军队的组织结构、文人入幕与官职迁转等问题有更精细的分析，但相对而言，研究议题较为碎片化，缺少整体性的关照。

[126]陆扬曾敏锐地指出：“藩镇本身不断根据他们所理解的政治行为模式来决定其应对朝廷权威的方针，并调整和朝廷的关系。而且各个藩镇基于自身性质和传统的不同，其举动的弹性空间也自有不同。”（《西川和浙西事件与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见《清流文化与唐帝国》，第19～20页）

[127]王晴佳《台湾史学史》及许倬云为该书写的序中都指出，1949年后台湾史学研究的几次转向动力并非完全出自本身学术传统的演变，而是受台湾本身社会文化氛围变化及欧美学术潮流的双重影响所致。参见王晴佳：《台湾史学史：从战后到当代》序及相关章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128]较有代表性的是卢建荣《地方军事化对唐代后期淮北地区政治与社会的冲击》（《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7期，第2～38页）、《唐后期河北特区化过程中的抗争文化逻辑——兼论唐廷与河北为扈从主义关系说》（《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第五届讨论会》，台北，“国史馆”，2000年，第397～458页）两文，作者后来在此基础上扩展成两本叙事性较强的著作：《咆哮彭城：唐代淮上军民抗争史（763—899）》《飞燕惊龙记：大唐帝国文化工程师与没有历史的人（763—873）》。但彼得森早年的判断仍然值得重视，即很难在文献中找到藩镇是否获得本地吏民支持的证据（《剑桥中国隋唐史》，第532～533页）。尽管随着墓志大量的发现，我们对藩镇内部的了解大大超过既往，但仅依据这些碎片化的材料，加上墓志文本中格套化叙事的阻碍，亦难以勾勒出完整的面貌。从本书所揭示的河北藩镇内部的复杂性来看，任何对单一面向的过度强调皆有失偏颇。

[129]山根直生《藩镇再考》一文中以高井康行、森部丰两人研究为例对这一趋势做了展望，谈及将“征服王朝论”与“唐宋变革论”结合的研究前景（《七隈史学》第16号，第216～214页）。不过在这一历史线索下河北藩镇往往被认为受到更北面的游牧帝国蝴蝶效应的影响，例如新見まどか《唐代後半期における“華北東部藩鎭連合體”》一文考索代宗、德宗时河朔三镇节帅间的通婚网络，指出存在着一个密切结合的华北东部藩镇的连合体，共同抗衡唐廷，但仅依据李宝臣曾为安禄山养子，便指认在这一连合体中成德居于核心的位置，结论有些跳跃，恐难让人信服（《東方學》第123輯，第20～35页）。同样在这一研究浪潮中，日本学者的立论大体建立在对胡族相关石刻史料巨细靡遗的整理与研究的基础上，进而将藩镇内胡人的动向与北方游牧国家的兴衰、人群迁徙等相勾连，但对数量更为庞大的藩镇中汉族官吏、军将的墓志则措意无多，其所描摹的中晚唐藩镇图像很难说是全面的。

[130]毫无疑问在现代史家看来，大凡进入第二个层次，即尝试在不同史料间建立联系，便已不自觉受到某种观念或理论的支配，但笔者的反思仍集中于第三个层次，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既往研究中由于受理论预设的影响，在“史实”与“解释”之间存在着的“跳跃”与“空隙”，其次则是简单地将藩镇与同时期其他历史变化进行联系。

[131]《旧唐书》卷二〇〇上《史朝义传》，第5382页。

[132]按上文所引《旧唐书·史朝义传》及《旧唐书·田承嗣传》作“郑州”，检裴抗《魏博节度使田公神道碑》云：“即日除户部尚书御史大夫莫州刺史。复以莫州地褊，不足安众，特迁魏州刺史、贝博沧瀛等州防御使。”（《文苑英华》卷九一五，第4816页）《新唐书·田承嗣传》或据之作“莫州”，疑“郑州”系“莫州”之讹。

[133]如《资治通鉴》卷二二二：“抱玉等已进军入其营，按其部伍，嵩等皆受代；居无何，仆固怀恩皆令复位。”（第7136页）此事在“后见之明”的投影中成为仆固怀恩心怀贰心的证据，但也透露出河朔藩镇的形成过程中交杂的偶然因素。

[134]关于平卢系藩镇的成立及与唐廷关系，参见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第57～111页。

[135]《旧唐书》卷一四二《李宝臣传》，第3866页。

[136]这些跋扈现象按程度不同，大约可以分为三类：如李光弼晚年不奉朝命、不入朝；其次如韦皋专制西川二十一年，久于任；再则如张建封卒后，部下拥立其子张愔袭位。虽表现程度有参差，但本质上都是乱中地方坐大的结果。

[137]《旧唐书》卷一二四《令狐彰传》，第3529～3530页。

[138]某种意义上而言，河朔三镇的独特性，因元和中兴唐廷削平河南才真正得以凸显。河南当运河通路，因此成为唐廷亟须控制的对象，对其地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参见辻正博：《唐朝の對藩鎮政策について——河南“順地”化のプロセス》，《東洋史研究》46卷2号，第326～355页。而即使在宪宗一朝，唐廷对河北施加的压力仍有限，仅有两次成德之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