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后记（第1页）

后记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是我近十年来关于中晚唐历史思考的结集。2008年毕业留校任教后，有幸参加《旧唐书》、新旧《五代史》的重新点校工作，这一工作虽然占据了我大部分的精力，但促使我有意识地将研究重心转向唐代，开拓新的研究议题，也间接催生了本书。从我个人的工作习惯而言，面对新的研究领域，喜欢从具体个案入手，犹如石油勘探，须先试钻一二，尝试深浅，才能判断某一题目的潜力，加上日常工作时间已被校勘填满，仅在假期中稍有余暇作文，无力做系统地搜检与思考。因此本书各章最初都是作为独立论文撰写的，并没有形成一本专著的设计。直到最近两年，随着具体研究积累稍丰，渐渐觉得对中晚唐历史演进的大势有所心得，才决意将之前分散的研究改撰成书，因此各章收入本书时都做了篇幅不小的增订，亦请学者引用时以书中的观点为准。

布罗代尔曾谈及：“在谈到各个帝国和它们的兴衰的时侯，也许应该注意到促使这些国家诞生的命运，也就是说，不要混淆时期，不要过早去察觉那些与日俱增后来变得强大的事物的巨大威势，也不要过早去预示那些随着岁月流逝后来不再强大的事物的衰落。”（《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二卷，中译本第7页）而中晚唐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之处便在于这是长达两个半世纪缓慢的“衰落”，甚至可以略作夸张地说将这一过程描述为“衰落”是后世史家提供的标签。至少在同一时期，唐王朝的内外敌人，无论回鹘、吐蕃，还是河北藩镇，也经历了类似的“衰落”过程。至晚唐，唐王朝敌人们的境况甚至比唐王朝更为窘迫，如果不是黄巢起兵这一稍显意外的冲击，历史的走向或许仍悬而未决。因此，本书的讨论虽仍集矢于唐廷与藩镇这一旧议题，但观察的角度力求与前人有所不同，尝试从政治的动态演变与藩镇内部的变迁入手，勾勒与以往稍具不同的历史演进线索。另一方面，尽管中晚唐的史料总体而言不算寡少，新出石刻资料可资参酌者亦不胜枚举，但这些史料多较为零散，缺乏成系统的记载。因此本书结论总括的线索，虽从具体的研究抽绎而出，无疑仍待进一步的补充与修正，尤其期待更多的实证研究来加以证明或证否。

陈尚君老师在我工作的最初几年，不断提示我值得注意的碑志材料，本书最早完成的罗让碑一篇，便是在他的建议下撰写的。在陈老师的影响下，我也开始有意识地记录新出墓志中较有价值者，聚沙成塔，渐对唐代墓志较为熟悉并稍有心得，可以说没有陈老师的垂范与指点，我转向唐代研究之路会曲折很多。感谢邓小南、渠敬东、朱天飚、陆扬等老师的照拂，使得我有机会先后假座浙大高研院、北大文研院，稍获安静读书作文的机会，书中二、五两章初稿得以在此期间草成。本书大多数章节之前都曾在各种学术会议上报告过，受到过与会学者或温柔或严厉的批评与指正，陈尚君、荣新江、陆扬、张学锋、游自勇、史睿、雷闻、任乃宏、陈侃理、赵晶、唐雯、夏婧、李碧妍、聂顺新、陈志远等师友或对书中具体内容有所匡正，或提示相关资料；杨俊峰、张达志、梁辰雪、管俊玮协助复印了部分参考资料；学棣吴晓丰校核了部分引文并编制了参考文献的初稿；夏婧、李碧妍、饶佳荣通读了全书，对具体表述提供了一些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的出版，要感谢谭徐锋兄的鼓励与敦促。我和谭兄最初仅在网上稍有联络，未曾谋面。当时我恰好听闻李碧妍《危机与重构》一书已辗转几家出版社，虽颇受好评，但因无出版资助，皆遭婉拒，因感不平，转而向谭兄推荐。谭兄读毕书稿后，立刻允诺出版。或许正是谭兄当年的慨然一诺，奠定了他在我心中有担当出版人的形象，促成了本书出版的缘分。近十年来，随着各个层级学术资助的大幅增加，学术显得繁荣，出版变得容易，但景气不可能永远持续，尤其是当这种景气仰赖的是公共财政的扩张。热闹过后能留下什么，作为体制中人，保持适度的自省，或仍不无必要。

作为中国“数三数四”的高校，复旦其实不可能自外于热闹，反而是热闹的所在，好在我们平日点校所用光华楼27楼北侧的四间办公室，大约是人来人往的光华楼中最冷清的角落。如果说光华楼是一个光鲜的学术剧院，那么这个角落恰好位于舞台的背面，不过在我看来，这种冷和寂才更接近学术的本真。学校内外两个非体制化的、松散的学术社群，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与复旦大学中古中国共同研究班，对我近十年来的学术成长提供了巨大的帮助，许多不成熟或带有试验性的想法，最初是在与这些同仁直率地讨论中逐步成型。我去年从联谊会“退休”时曾感慨，在目前名目繁多的各种学术会议中，联谊会或许是名目最不正式，但与会学者态度最为认真的学术会议。在万花筒般的当下学界，学术的“名与实”或许会是未来学术史研究中有趣的课题。

在“微近中年”时出版的这本小书，可以算作我“走出”博士论文努力的一份答卷，其中的得失，当然有待学界同仁的批评，好在尚无“几茎白发”，还可以拼命向前。

仇鹿鸣记于2018年8月17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