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为史学开出光焕之新景02（第2页）

先生晚年的一大问题，是目疾日渐严重，看书非常困难。其间并承老师徐中舒的委托，以三年的时间完成《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的搜辑、选编和整理，以报师恩。[47]然而晚年几篇看似不经意的文字，却有大怀抱。特别是纪念刘咸炘、蒙文通和徐中舒三位老师或师辈学者的文字，更是精心撰写的大文字，不能等闲视之。

当年《推十书》出版，读到吴先生写的《学术述略》，便感觉震撼。刘咸炘的学问广博通达，自成体系，非能入能出者，很难体认。而先生的综述，是最好的入门捷径（我的感觉，文中很多地方隐隐有夫子自道的意味）。蒙文通先生的学说，早年以古文化三系说为代表，固人所共知；而后来打通周汉、梳理出汉代今文家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乃从诸子学导出，并揭示其深邃的政治蕴含，则少遇知音，而吴先生特为标出。徐中舒先生学问走在时代前列，所涉领域宽广，向为人所称道，然一般多说其结合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古文字学等方法，吴先生却进而指出其善读文献，故创见往往“破壁而出”。窃以为这是其他一切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坚实，再多新方法也没用。[48]

先生关于宋代道学和龙昌期两文，一通论一专论，皆体大思精。前者其实是早年《宋儒之风操与理性主义》一文的延伸论述，在明确宋代道学是要在形而上层面与佛、道二家争胜的基础上，不仅强调其理性、理想的面相，同时也指出其因应时代、能够经世的面相（见前引其文化民族主义的一面和安定社会的作用），更全面地凸显出道学家个人修身然后兼善天下的推己及人特色。而吴先生钩稽各种零散史料，重建龙昌期这样一位当时曾名动士林而后被埋没的“异端”学者之生平学术，更显出功力和识见俱长。[49]

两文结合起来看，方显北宋思想学术的开放——既有与佛、道二家争胜的道学，也有三教不妨圆通的见解。庆历以来，“学者弃旧图新，本是时代的风尚”。而思想交锋也相当激烈，龙昌期可以被文彦博、范雍、晏殊和范仲淹等人赏识，却又被欧阳修、刘敞等人视为“异端”，尤可见即使一流士人也缺乏共识，呈现出一片百花齐放的现象。龙昌期之所以被整肃，是因为他诋斥周公，触及太宗继位的玄机（周公有“金縢”而太宗有“金匮”），实出于政治的考量。这一关键长期未被认识到，而吴先生则读出了千古的隐情。但反过来看，曾有那么多一流人物推崇龙氏，意味着若非碰撞了政治隐讳，则儒家可以超越，周公也不成禁忌，当时学界的开放与包容，似超出既存的认知。

余论：心波的感应

在吴先生的笔记中，曾抄录常乃惪的《历史的本质及其构成的程序》中一段文字：

历史家之任务，在能接受时代的潮流，以其个人伟大的天才与社会心灵相互渗入，反映社会之要求，并进而指导社会的新趋向。根据既成的诸多史实，以其天才加以联系，组成一完整的系统，使史实与史实间配合成一周密的体系，由此体系表现一种意义，能如此者谓之历史家。……任何历史均为相对的，均为历史家个人及其种族社会集团心理之反映。故必有伟大的生命力，始得为伟大之历史家。[50]

这里不仅有方法论，也可见某种以史经世之意，颇与吴先生的心灵相契。而天墀先生的生命历程，适可以验证最后一语。

吴先生是胸怀天下的士人，却又有明显的四川地方特色。他素负经世之志，在国难时曾投笔从政，服务乡邦。这些经历给他带来很多生活的坎坷，也使他的学问更为通透。先生以西夏史研究著称，然其治学一向目光四射，他最关注的，是在厘清中国中古时代宏观演变的基础上，再现宋代和四川的历史。其既存成就，也主要体现在这三方面。三者的共性在于，既重视广土众民的国家里各区域、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及其独自特性，更强调基层社会构建和民间的文化、经济网络对维系国家的重要作用——正是历代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空间的关联互动，凸显了超越单一民族国家的中国那多元丰富的内涵。

从已发表的成果看，先生之学，早年睿智，中年厚重，晚年博大，彰显出大师风范。然若结合先生未曾发表的遗作考察，这看法就要修正。如果《中唐以下三百年间之社会演变》确如我所猜想是源自于本科毕业论文，先生之学就不是晚年博大，而是大器早成。其广博的眼光、雄伟的气魄和通达的识见，在大学读书期间便已初步形成，并贯通其一生。

如此博大精深的学问，以我之谫陋，实难述其万一。然其论著俱在，读者若心有灵犀，一点便通。[51]《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心与心总是相通的，心通了，共鸣也就产生了。鲁迅曾说：

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无之何以能解？惟有而未能言，诗人为之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52]

所谓心中本有诗，拨辄立应，便有些宋儒所谓“人同此心”之意。昔常乃惪与鲁迅不甚相得，却有类似的见解，曾以“心波”释共鸣（见其《老生常谈》）。后来常先生去世后，吴先生特别发挥其“心波”之识，申论人与人之间——当然也包括今人与昔人之间——如何相互理解。强调共鸣“就是心波的相感”。常先生虽弃世，仍“在冥冥之中发抒其伟大的潜力，沉重的叩击着众人的心弦”，即其“心波”仍在继续扩展，此即所谓不朽。[53]这话，便非常适用于吴先生自己。

在刘咸炘的《推十书》影印再版时，吴先生追述其学术，曾引释迦牟尼“一指入水，四大海水皆动”的话，以为该书的再版“是值得高兴的善因，必会招来善果”。[54]如今《吴天墀文史存稿》将出增补本，借先生自己的话，相信这一善因也必会招来善果。

[1]当年或许受到佛门所谓“言下觉”的冲击，程、朱俱曾言及此。小程子至少两言之，参见程颢、程颐：《二程遗书·伊川先生语四、伊川先生语八上》，245、3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朱子更有进一步的申论，参见《朱子语类·训门人五》，王星贤点校，第7册，2809页，中华书局，1986年。

[2]晚清到民国四川诗风与外略不同，当时南北都流行所谓同光体，上接宋诗，偏重用典。而四川诗风则至少衔接明末清初吴梅村（伟业）、王渔洋（世祯）一脉，学唐诗而上通汉魏，惟亦偏重典雅。大体上，清诗从一开始就有些“脱离劳动人民”，不追求“老妪能唱”，而更带书卷气（最典型的对比就是白居易的《长恨歌》和吴梅村的《圆圆曲》），但若因求典雅而失清通，便已入歧途了。

[3]吴先生曾书此诗赠兰州张思温先生，引自石宗源主编：《张思温文集》，761页，甘肃民族出版社，1999年。

[4]陆时雍：《诗镜·总论》，10页，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

[5]见《往事悠悠》。

[6]张邦炜：《川内开花川外红——缅怀吴天墀先生》，见《吴天墀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10～1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

[7]吴天墀：《自西徂东》，载《青年生活》（上海）第5期（1946年9月1日），86页（卷页）。

[8]吴天墀：《自西徂东》，载《青年生活》第5期，88页（卷页）。

[9]见《往事悠悠》。

[10]见《刘咸炘先生学术述略》一文。

[11]五四运动前后，北京的所谓军阀政客，颇建立类似组织以“拉拢”读书人。这类机构非常值得研究，虽稍类旧日的幕府，然又有变化，盖已是外围组织，基本不涉内幕，成员多为局外人。国民党当政后，对读书人已不那么礼敬，而四川则仍存“北洋”风尚。

[12]刘复生：《吴天墀先生之治史风貌及史学思想》，载《四川大学学报》，2013（2）。

[13]蔡崇榜：《略谈吴天墀先生晚年未竟之作〈十至十四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系年〉》，见《吴天墀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70～74页。

[14]见《烛影斧声传疑》一文。

[15]刘复生：《吴天墀先生之治史风貌及史学思想》，载《四川大学学报》，2013（2）。

[16]常乃惪：《历史哲学论丛》，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1944年初版）。

[17]常乃惪：《印象主义的历史观——历史教学法的一章》，载《中华教育界》第18卷第1期（1930年1月），1～9页。

[18]常乃惪：《历史的本质及其构成的程序》，见《历史哲学论丛》，25页，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

[19]常乃惪：《印象主义的历史观——历史教学法的一章》，载《中华教育界》第18卷第1期，8页。

[20]见《烛影斧声传疑》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