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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史学开出光焕之新景02（第3页）

[21]参见刘复生：《吴天墀先生之治史风貌及史学思想》。

[22]先生后来说，宋初四川地方政府“无甚实权，有的连城池险要都被撤除，更谈不上有像样的军备”，似乎这一现象是延续的，却又带有被迫的意味。参见《北宋庆历社会危机述论》一文。

[23]按吴先生等川大附中学生创办《满蒙藏周刊》时，刘先生便曾题写刊名。吴先生那时和后来很多论述，都受刘的影响。

[24]参吴天墀：《宋代四川藏书考》，载《新四川月刊》第1卷第6期（1939年10月），29～30页；及本书所收《宋代四川藏书考述》一文。

[25]见《龙昌期——被埋没了的“异端”学者》一文。

[26]刘咸炘：《史学述林·宋史学论》（1926年作，1928年修），见《推十书》，1488～1499页（册二），成都古籍出版社，1996年影印；蒙文通：《中国史学史》，见《经史抉原》（《蒙文通文集》，第3卷），316～322页，巴蜀书社，1995年。

[27]一些初步的看法，可参见罗志田：《巴蜀文化的一些特色》，载《社会科学研究》，2011（6）。下面两段亦多本此文。

[28]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14页，中华书局，1989年；《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27页；《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34～35页。

[29]见《龙昌期——被埋没了的“异端”学者》一文。

[30]《王安石的性格及变法的是非》及《宋儒之风操与理性主义》已收入本书。按先生对从范仲淹到王安石的北宋变法，有独到的认识，后曾拟详论，因境遇而作罢，仅余提纲。参见杨泽泉：《犹忆昨夜梦魂中——遥祭我的父亲吴天墀》，170页，自印本。

[31]参见杨泽泉：《犹忆昨夜梦魂中——遥祭我的父亲吴天墀》，63页，自印本。

[32]吴天墀：《中唐以下三百年间之社会演变——庆历变革与近世社会之形成》（上），未刊稿，刘复生抄录整理，已收入本书。以下几段同此，不再注出。

[33]参见蒙文通：《评〈学史散篇〉》，见《经史抉原》，402～413页；《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1957年），见《古史甄微》（《蒙文通文集》，第5卷），253～380页，巴蜀书社，1999年。按蒙先生的分期更多从文化学术着眼，却也证之以经济发展的脉络。他那篇《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的宏文，也感谢了吴浦帆提供宝贵意见。吴先生的长文本是蒙先生指导的，后来的修改稿或也看过。我的猜想，蒙先生至少据此文做出了一些微小的调整；如对唐天宝、大历前后的转变，蒙先生早年的表述是“晚唐”，而晚年的则是“中唐”。虽仅一字之调整，具体时间的偏重，显然也是有所移易的。又按，吴先生这些见解，似与今人热议的所谓唐宋转型说相关，或以为受到内藤湖南影响。惟内藤的说法引入中国较晚，而蒙先生对此有自成体系的见解，窃以为吴先生的论述，多半是从其师说生发而出。

[34]蒙文通：《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见《古史甄微》，257～259页。

[35]关于编户齐民，可参阅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

[36]徐中舒：《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893～894页，中华书局，1998年。

[37]蒙文通：《宋明之社会设计》，见《儒学五论》，131～14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38]蒙文通：《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见《古史甄微》，258～259页。

[39]参见《北宋庆历社会危机述论》《试论宋代道学家的思想特点》二文。

[40]参《试论宋代道学家的思想特点》一文。

[41]蒙文通：《宋明之社会设计》，见《儒学五论》，138～139页。按柳诒徵已注意到《元史·食货志》的相关内容，并指出其与吕氏“乡约”和朱子“社仓”规则的关联。参见柳诒徵：《中国文化史》，555～556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

[42]蒙文通：《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见《古史甄微》，302、358页。

[43]按蒙先生向以为“宋与西夏的关系最为重要，商税猛增即以西夏之故。过去学者都只重宋与辽、金的关系，而对西夏多所忽视”。参见蒙文通：《治学杂语》，收入蒙默编：《蒙文通学记（增补本）》，2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44]实际上，在多国并峙之时，每一方固然是实际或假想的战略敌手，各方也都至少有两种以上的文化和政治制度的选择可能性存在。在文化冲突、政治敌对的前提下，要学习和仿效对方的文化政制，各政权怎样稳固自身，甚至吸引他国之人才民众，都是极费斟酌之事。参见罗志田：《夷夏之辨与道治之分》，载《学人》第11辑（1997年6月）；《有教无类：中古文化与政治的互动》，载《社会科学研究》，2004（2）。

[45]参吴天墀：《西夏史稿》，283、289～29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关于西夏史与西夏研究》《〈西夏战史〉序》，见本书收录。

[46]此承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果老师提示。

[47]其间的艰难，参见徐亮工：《吴天墀先生与〈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见《吴天墀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75～77页。有这样的学生，亦人生幸事也！

[48]《刘咸炘先生学术述略》《蒙文通先生的治学与为人》《为学术、教育毕生尽瘁的徐中舒先生》，均见本书收录。

[49]本段与下段，参《试论宋代道学家的思想特点》《龙昌期——被埋没了的“异端”学者》二文。今日颇有人慨叹历史上的问题已经被做完，其实可能是看不到“问题”在哪里。龙昌期事正与“金匮之盟”相类，若能注意历史行为那“遮掩不住”的一面，从史事发生后有意无意间显示出来其与他方面牵涉的关系处着手，则重建不容易为人知悉的事情，也并非不可能，遑论很多事情其实本是容易为人知悉的。

[50]常乃惪：《历史的本质及其构成的程序》（写成发表于1941年），《历史哲学论丛》，26页。参见杨泽泉：《犹忆昨夜梦魂中——遥祭我的父亲吴天墀》，169页，自印本。

[51]如先生论中国绘画的精神意趣《中国绘画的精神意趣》，是名副其实的见道之言，修养不到，实说不出。从史学角度言，该文可以说处处都在谈表述。读者真能领会，写作能力必有大进。

[52]鲁迅：《摩罗诗力说》，见《鲁迅全集》（1），6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53]见《心波——读常燕生悼亡遗作志感》一文。

[54]见《刘咸炘先生学术述略》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