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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民社会之病态02（第3页）

[161]据《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玉海》卷一八五、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四《国用考二》：治平二年岁入总额为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八千四百五。据陈襄《古灵先生文集》卷一八《冗兵札子》，治平二年岁入钱数则为六千万。

[162]见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二、《宋会要·食货》、《玉海》卷一八〇，及江少虞《皇朝类苑》卷二一《诸监炉铸钱》。元丰三年所铸钱数，较熙宁六年少五万余贯，见《玉海》；天宝年间岁铸钱数见杜佑《通典》卷九《食货九》及《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

[163]桑原骘藏《蒲寿庚考》（31～34页）谓金银铜铁输出之禁，唐代已有，但未生实效。宋代钱币外溢，东自日本，西至回教诸国，散布极广，而南洋一带尤多，久而久之遂成彼地之通货。《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述张方平之言云：“禁铜造币，盗铸者抵罪至死。示不与天下共其利也。……自熙宁七年颁行新敕，删去旧条，削除钱禁，以此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闻沿边州军钱出外界，但每贯收税钱而已。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又自废罢铜禁，民间销毁无复可办。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用，获利五倍。如此则逐州置炉，每炉增数，是犹畎浍之益，而供尾闾之泄也。”整理者按：张方平言内容据文意补。

[16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七，天禧五年“是岁”。按：《续资治通鉴长编》下文简称《长编》。

[165]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八：“唐于铜钱外，有飞钱。宋以铁钱与铜钱兼行，又仿飞钱为交子，为关子，始以楮为钱。南宋造会子，有大钞、小钞之别，凡十等。”

[166]王溥：《唐会要》卷八四《杂税》。

[167]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四《征榷考一》。

[168]《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169]龚鼎臣《东原录》云：“士熙道官三司商税案，言天下商税钱，每岁二千二百万贯。”熙道为建中字，其人以学行署称于天圣庆历时，全汉昇据此以推定上项商税收入之时间。李心传《朝野杂录》甲集卷十四《景祐庆历绍兴盐酒税绢数条》则谓：“庆历中商税钱一千九百七十五万余缗。”

[170]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四《征榷考一》。

[171]《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按，唐初不榷盐，天宝、至德间，盐价每斗仅十钱；及乾元元年，第五琦初变盐法，尽榷天下盐，其价遂增为一百一十钱。德宗贞元四年，江淮盐每斗为三百一十钱，其后复增六十，则每斗为三百七十钱。《食货志》且谓：“江淮豪贾射利，时或倍之，官收不能过半，则民始怨矣。”

[172]不著撰人《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一五《唐宋岁入》及《群书考索后集》卷五六《榷盐》，均谓国朝盐利大率二千余万缗，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一记元丰元年盐利为二千二百余万缗。

[173]《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下。

[174]《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下五》。

[175]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七《征榷》。

[17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九；张方平：《乐全集》卷二四《论国计书》。

[177]朱彧：《萍洲可谈》，及《全唐文》卷七六七。

[178]《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波斯》。

[179]杜佑：《通典》卷一九一、一九三。又，当大食人大败高仙芝时，被掳唐人曾将亚洲西所未谙之造纸工业输入石国（Samanland），见沙畹：《中国之旅行家》，冯承钧译。整理者按：冯氏译本初版于1926年，商务印书馆。

[180]《旧唐书》卷一一〇《邓景山传》，《新唐书》卷一四四《田神功传》。

[181]参《蒲寿庚考》，14～15页；张星烺：《中世泉州状况》（燕京大学《史学年报》1期，1929年）；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105页。按大食人阿布赛德哈散（AbwSaidIdassan）所述黄巢杀人数目，系据当时中国政府对外人按征税而计算之者，虽或有渲染，但外人留居广州甚多之基本事实则无可疑。整理者按：所引梁氏文见《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之第一“搜集史料之法”，是书初版于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

[182]见日本《史学杂志》45编号秋山谦藏《日唐贸易之发展》一文所引。整理者按：原文作《日唐贸易の发展と大宰府の变迁》（上、下），《史学杂志》45—9、10，1934年。《唐大和尚东征传》为日本僧人开元撰。

[183]唐于大食等国之来华通商者，初设互市监以掌诸蕃交易；嗣又设提举市舶司于沿海。《旧唐书》卷八《玄宗纪》，开元二年十二月载有“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安南市舶使”。参藤田丰八：《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何建民译。整理者按：何建民译本初版于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

[184]参藤田丰八：《宋代市舶司及市舶条例》，载藤田氏《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何建民译。

[185]《宋会要》之《总叙市舶司条例》（见《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五卷第五号《宋代提举市舶司资料》，1931年），又参《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整理者按：所引《宋会要》文见《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

[186]《宋代提举市舶司资料》，及《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187]朱彧《萍洲可谈》卷二：“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入贡，用蕃官为之。”《宋史》卷四九〇《外国传·大食》载舶主蒲希密上表云：“在本国，曾得广州蕃长寄书招谕，令入京贡奉，盛称皇帝圣德，布宽大之泽，诏下广南，宠绥蕃商，阜通远物。”又朱彧书：“蕃人有罪，诣广州鞠实，送蕃坊行遣。”此与近代专管租界情形颇相类似。至蕃坊有治外法权之例，具见《宋史》卷三〇三《张昷之传》、卷三四七《王焕之传》、卷四〇〇《汪大猷传》。

[188]市舶司之用大食人，颇似近时总税司任用其人之事，最著者为蒲寿庚其人。《宋史》卷四七《瀛国公本纪》云：“初寿庚提举泉州舶司，擅蕃舶利共三十年。”

[189]东京开封府前身之汴城，乃宣武军节度使之治所，为唐德宗建中二年李勉所开始营筑。

[190]隋唐之地方制度，县下置乡。至宋元丰时，分县为“乡”“镇”二种，而南宋则增“市”之一种。大抵乡为农村之集，镇则近于小商业都市，市则较为繁荣，为完全之小商业都市。县以下镇市之增设，此又说明商业普遍兴起之一事实。参加藤繁：《唐宋时代庄园组织及聚落之发达》。

[191]《元丰九域志》卷一《东京开封府延津县》条，有草市镇之名称，其镇即由草市发展而成者。

[192]《唐会要》卷七一河北道德州有灌家口之草市一所；《元和郡县志》卷二七江南道沔州汉川县有赤壁之草市；宋钱易《南部新书·壬》有信州城西街相连之草市；宋张礼《游城南记》，京兆有东西门外之草市。

[193]徐坚：《初学记》二四《居处部·宅》。

[194]《唐会要》卷八六《街巷》。

[195]《唐会要》卷八六，义成军节度韦让前任宫苑使日，故违敕文，于怀贞坊西南角亭子西，侵街造舍九间，大中三年六月准右巡使奏，令即毁拆。

[196]《玉海》卷一七四《城》。总《玉海》所云新旧城内坊数计之，共为一百二十坊。熙宁中王瓘《北道刊误志》记开封坊名为一百二十。

[197]题唐玄宗撰、李林甫等注：《唐六典》卷二十。

[198]《全唐文》卷三十，玄宗《禁赁店干利诏》：“南北街百官等，如闻昭应县两市及近场处，广造店铺，出赁与人，干利商店，莫甚于此。自今以后，其所赁店铺，每间月估不得过五百文。”两市按即长安之东西两市。

[199]高彦休《唐阙史》卷下《王居士神丹》云延寿坊有鬻金银珠玉者；孙肇《北里志·王团儿》云宣阳坊有彩缬铺张氏；《北里志·张住住》云平康坊南曲内有货草锉姜果之小铺席；沈既济《任氏传》云升平坊坊门旁有鬻饼之舍；段安节《乐府杂录》记造卖乐器赵家坊。上引诸书多出唐末，所言当属事实；而以上诸坊盖皆在东市或西市之近郊。参加藤繁：《宋代都市之发达》。整理者按：加藤繁该文载《桑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193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