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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文学共和国的解体02（第2页）

路易十四时代，君主制有助于现代民族意识的形成，但君主长期凌驾于国家之上，弊端明显。波旁王朝的子孙认同一个理念：“国王是半神，不同于臣民，可以自由地修订各类制度，指导臣民的事务。”[416]对外宣传时，只有国王是主角，胜利广场（PlacedesVictoires）和旺多姆广场（Plad?me）长期摆着他的画像与战利品。[417]借助于炫耀式的代表型公共领域影响着宫廷，宫廷影响着城市，城市又将之传播到乡村，主权者的灵魂像铸造铁器的模子，为臣民的生活设定了规矩，“没有一个城市、乡镇、村庄、济贫院、工场、修道院、学校能在各自的事务中有独立意志，按自己的意愿处置财产”[418]。但君权的合法性并非一劳永逸，要不断强化权威的象征物，包括衣着、发型等生活象征，问候语、手势等言行象征，徽章、武器等权力象征，一言以蔽之，“那是一套传达高贵的繁文缛节”[419]。

代表型舆论喜欢依附性的修辞，科学领域的新发现要献给国王，以心照不宣、虚假的逢迎向他致敬。1749年8月，一份法国地图的作者希望以此巩固国王和臣民事业的联合；1772年，狄德罗在《环球游记》中声明这是献给国王的，尽管内容是批判风俗的堕落。[420]报刊中时常有赞扬国王的文章，言不由衷，1749年8月，《法国信使报》刊登《路易十四与路易十五的比较》：“在国王的心里，有多少对忠实的人民的爱啊！”[421]各地科学院处处有国王的影子，1747年，昂热皇家科学院（AcadémieRoyaled’Angers）发起征文比赛，主题是科学与艺术的进展得益于国王的保护。[422]独断的权威会限制自由思考，公开出版物缩头缩脑，绝无勇敢者的仪态，现代精神难以培育，这是集权社会的权力美学，它将艺术写作赋予政治含义，在日常生活里塑造上下统一、欣欣向荣的景象。

根据哈贝马斯所说，风格相对宽松的是沙龙，其中有现代交往规则，却不是现代话语空间。那时有一个潮流，科学院院士、检察官、资产阶级、贵族、大小金融家的夫人都希望有自己的沙龙。[423]这些沙龙塑造主流思想风格，对既有权力体系有所指责，又离不开它的保护。莫尔莱记录了沙龙聚会的情景：达朗贝尔、雷纳尔、爱尔维修等人到若弗兰夫人家用餐，之后到杜依勒宫找朋友，获取宫廷的消息，然后在一棵大树下高谈阔论，抨击政府，“无拘无束，像呼吸空气那样自由”[424]。这样的交谈流传于不受权力监视的私人话语世界，即使有尖锐的批判，受权力谴责时仍有通融的余地。

革命前的三十年，学者的思考变慢了，学术圈开始封闭。[425]法兰西学院为天主教高级教士和贵族阶层占据，也向普通人开放，18世纪下半叶，它的保守性愈加明显，少有创新，“像个失去芳华的妇人，不再楚楚动人，只愿接纳某一类文人，或能保护她的人”[426]。关于科学艺术的文章不计其数，但很少能清楚地阐述一门学科的原理。[427]法国报刊没有独立意志，内容沉闷无聊，代表型公共领域胜过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法国信使报》有固定栏目，戏剧、诗歌、国外来信、宫廷近况、读者来信等。为吸引普通读者，该报力求确立读者与作者的平等关系，对依附于权力体系的伪真理有冲击，但在书报检查制度下，它惯于回避问题，多刊登温和平庸的文章，诸如《关于如何减少病人痛苦的问题》。[428]18世纪中期，阿维农地区有一个文人交际网络，以加尔维（Calvet）为首，成员主要是当地人：画家柏茹（J。-B。Peru），古钱币学家、古物学家安塞姆（Anselme），印刷工人尼尔（J。-J。Neil），内科医生、植物学家、自然史学家维卡里（D。Vicary），外科医生帕玛尔（P。-F。B。Pamard），药剂师和实验哲学家格兰（J。-A。-R。Guerin），还有几个有爵位的贵族及其亲属。[429]他们的兴趣不同，有互相尊重的客套仪式，却无明确的批判意识，与自由平等的现代精神有区别。这样的空间没有独立的思考力，只是在不触犯王权和教权的限度内寻求知识，公共领域的革新无从谈起。

根据哈贝马斯的学说，旧制度向现代国家过渡时，君主与臣民、信仰与救赎的关系为代议制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关系取代，逐渐形成国家与社会的共存模式。社会力量表现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包括行业协会、农业团体，追求真实，勇于批判，在争论中谋求共识。与此同时，专制权力向代议制过渡，对自由观念的压制和暴力执法消失了，政府作为国家力量的象征有了新职能，专注于公共事务管理。所以，现代国家存在的前提是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以及社会机制对权力的制约。18世纪的法国，有人认识到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对于现实的混乱却未有可行的见解。1787年，塞拉那发现健全社会依赖于人与人的信任，以及人与社会的融通：

一个人生活在社会里，不只属于自身，而是社会的一部分，有一天他通过施展身体力量、精神美德和心中的智慧而成为社会的支柱、荣耀和欣慰。[430]

旧制度覆灭前像是毁灭一切的战场，廷臣、教士、军人、法官、哲学家相互轻视，各自聚集志同道合者，沆瀣一气。路易十五时代的巴黎到处是小团体，宫廷也如此，蓬巴杜夫人有自己的小团体，王后有，国王也有，包括拉瓦列（LaVallière）公爵、苏比斯（Soubise）王子、舒沃林（）侯爵、里维里（Livey）侯爵夫人、米莱波（Mirepoix）将军夫人等。[431]在公共交往中，人的自我意识处于荆棘丛里，不敢向前，不敢向后，也不敢向上生长。一个人到老是个局促的孩子，孤立地活着，相互间没有情感认同，也没有平等交往的可能。贵族仰赖王权，文人寻求贵族的荫护，普通百姓面对教会与世俗权力机构（宗教裁判所、警察、监狱）时心存恐惧，不仰庇于他人者极少，一幅小人物屈服于大人物的风俗画。那些有人道主义和民族责任感的人受到监视，美德与智慧在僵化的体制里被冷落，受侮辱或囚禁，对于明显的社会问题的批判被视为畏途。

此时的法国不存在现代意义的社会，也就不存在对抗强权的统一意志，而专制制度希望如此，它能为所欲为。以不受制约的权力为基础的国家是由不宽容的威严、别有用心的谄媚、被迫的屈服与沉默的抗议构成的政治怪物，它能培养奴隶，对于奴性精神的后果却无控制力。“宫廷”是邪恶的词，“它的奢侈愿望日增，乡绅贵族贫困潦倒；它阻止财政改革，徒增混乱；它败坏风俗，向青年人传授阴谋之道，使之唯利是图，厌弃劳作与美德”[432]。路易十四时代（1643—1715），太阳王的权力横行无忌，廷臣和民众只想着牟利，对王权的赞誉言不由衷，拉封丹已对此不满：“各省省长，朝中佞臣，从事不同职业的人，过度热衷于财产、地位和名誉，什么都干得出来。我们经常见到大家共同抢劫突然到来的人，甚至还要断送他们的性命，美人和作家也有这样的习性，新作家是何等不幸。”[433]路易十五的时代（1715—1774）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的君权不再像之前那样稳固，公共舆论混乱，财政支出无度，“国家”在民众和统治阶级的意识中不复存在，或是说法国至此不曾有现代国家理念。

表3-11762—1776年王室财政支出（1利弗尔等于20苏，1苏等于12德尼）[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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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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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需要一个伟大立法者的时候，路易十六来了，一个天真的人，其父死后一度受廷臣冷遇，自学王国法律、地理与民情，翻译英国人沃波尔的《理查德三世》（RichardIII），继承王位后，除了手艺活，他还酷爱打猎，“每次出去放很多枪，归来时脸都是熏黑的”[435]。在动**里，一个国王的天真是民族的灾难。从他即位，国运颓微，廷臣相争，相互欺瞒，上行下效，改革意图往往无果而终。路易十六并非一无所知，他是亲历者，对于时代风俗弊端的了解比历史学家透彻，作为最高权力的象征，他却无能为力。旧制度拒绝现代化，否定现代权力契约，却不知道愤怒的政治诉求与现代信息传播的结合所导致的现代革命能颠覆一切。

制度与风俗已然败落，但人的心里仍有善良，至少是同类的友爱与温情，那不是坚定的品质，会滑向恶。恶虽飞扬跋扈，却有寄生性，寄生于善的功业，但在是非颠倒的时代，民众以为恶才是绝对主宰，良善与勇敢仅仅是脆弱的附庸。一个未经世事的青年因为生计接受了警察局的间谍任务，转眼成了崇高理想的敌人，而那些与之相识的人，尤其是受其监视的人，陡然得知他的角色后会是怎样的惊诧、惶恐与愤怒？理智因普遍不公而扭曲，情感因扭曲的理智而日益刻薄，以至于失去合情合理的同情心，各怀戒备，相遇的目光里是陌生与疑虑。一个人的眼神从赤子的纯净明亮到黯淡无光，要经历多少落魄与心寒？一个个理智扭曲、情感淡漠的人抵御着通向共识的可能，甚至连这样的诉求也没有。这是动物世界的场景，其中的贪婪、奴役与虚伪比动物生存法则更惨烈。

生存理性压倒了追求公平、正义、荣誉感的价值理性，甚至不及功利性的工具理性，因其缺乏同情心，没有审美力，只要快乐地活着。相比而言，利己主义也会制造个体利益与公共福祉的对立，但那是孤零零的恶，在内部，利己主义者相互损害，在外部又受到正义的驱逐。它知道自身的缺陷，遇到道德法庭会绕着走，若被提审，它会面红耳赤地狡辩。而生存理性源自原始社会的生存竞争，在旧制度下它已变成一种道德观，一套恶的法则，有力量对抗正义，在受指责时也敢于自我辩护。在生存理性主导的社会，二元辩证法是失效的，那里的人不再生活在是非、善恶、正义与非正义的这边或那边。他们有二元之外的价值观，在是非之间或在是非之外，无关乎是非，在善恶之间或在善恶之外，无关乎善恶，旧制度与现代制度的不同就在于此。认同生存理性的人不像利己主义者那样卑琐，以之为信仰的时代表面上平安无事，但这样的时代是危险的，秩序会突然崩溃，无人能拯救它，甚至没人意识到崩溃的前兆。

文学共和国虽是旧制度的对立面，生存理性在那里要少一些，哲学家多是理想主义者，但他们会屈服于生存理性，这一类的作为会威胁到文学共和国的精神。宽容、平等、自由虽是值得追求的梦想，但无可讳言，“那是将少数受过教育、拥有财产的男性的利益呈现为人类的共同利益”[436]。普通人或无动于衷，只关心尘世的幸福，或以之为浮泛的谈资、谋生的手段，想方设法混入旧制度。在生存理性泛滥的时代，代表型公共领域，作为生存理性的辩护士，拒绝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让路。

哈贝马斯的理论不符合法国历史，但他的一个观察是准确的：1789年革命为怀有政治批判意识的公众提供了新机制，一夜之间创造了英国经过一个世纪的缓慢进程才取得的成就。[437]这一论断意味着他认识到法国历史的独特性，政治剧变最大程度影响了现代思想的进程，在传统的断裂带上有民族前途的零星希望。民主暴力有别于教权与君权，却一样让人恐惧，“公共性”在法国革命后有了恐怖色彩，民众对之有疑惑：大众民主化趋势中会不会出现多数人的暴政？法国革命期间，德国流行着一首讽刺诗：

在这个都在传诵的口号面前，

甚至民众的老爷们都战战兢兢。

好意地拍拍他们的假发：

竖起你们的耳朵！

这个词就是“公共性”。[438]

暴力革命瞬间造就了一个公共领域，或是一套关于现代观念的政治话语体系，这是法国历史模式，不是自然的政治进程。革命公共领域是旧制度公共领域与现代公共领域之间的过渡阶段，它有可能败退，比代表型公共领域还要专制，也有可能向前，转变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但前一种的可能性更大。革命后的百余年，法国在君主制与共和制之间摇摆不定，宪法或具有宪法功能的法律先后有十六部（1791年、1793年、1795年、1799年、1802年、1804年、1814年、1815年、1830年、1848年、1852年、1875年、1940年、1945年、1946年、1958年）。1875年宪法之前，法国国体屡变，公共信用难以建立，人心不稳，观念繁杂，拿破仑对此也无对策：“新8月18日，你们撕破了宪法，新4月22日你们撕破了宪法，新5月50日你们又撕破了宪法，现在已没有人尊重宪法。”[439]

18世纪的法国有三个舆论空间：君权和教权控制的代表型公共领域，作为新知识体系的文学共和国，以及为躲避书报审查、警察间谍与牢狱之灾而形成的隐晦批判，这是一个处于新旧交界地带的话语空间。文学共和国具备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特点，但旧制度的控制力延续到革命爆发，它所维系的是代表型公共领域，以告示和警戒性语言塑造君主和教会的威严。在新旧边界上的是妥协的话语，为躲避牢狱监禁，它会屈从，但那是逃避伤害的策略，在屈从中它会轻视旧制度，这种轻视有时蜕变为人与人的敌意，最终颠覆旧制度，又使新制度的重建极为困难。哈贝马斯遵循现代启蒙解释学传统，在历史中寻找现代制度的起源，而偏重理念的方法会忽略那些具有挑战性的历史片段。法国模式不足以彻底否定哈贝马斯的理论，它仍然是分析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过渡、市民社会起源的依据。广而言之，从复杂多变中发现普遍规律是历史认识论或历史哲学的任务，是观念的冒险，有或多或少的不确定或偏颇，但偏颇与不确定不是拒绝历史哲学的理由，这是表象叙事所欠缺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