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五余论（第4页）

[101]姚公鹤：《上海闲话》，第128页。

[102]方豪编录：《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333页。

[103]马光仁：《上海新闻史》（1850—1949），第118页。

[104]有学者分析说，“汪康年从《时务报》实在是无利可图。更何况为了以示清白，他再度办报时并未动用《时务报》的任何资产。所以，财力薄弱的汪康年在日后独立办报时，仍不断地寻求外援，无奈之间为自己套上枷锁”。（参见程丽红：《清代报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18页）

[105]汪大燮（1859—1928年），汪康年堂兄，清光绪十五年考中举人，曾任留日学生监督、驻英公使等，民国后任熊希龄内阁教育总长、段祺瑞内阁交通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曾参与策划“五四运动”，创办北京平民大学等。（参见《汪康年师友书札》后附人物传记，第4050页）

[106]“此事此时，即不归官，将来必仍与君为难，断无好下台。兄意即不归官，亦可趁此推出。京城纷纷言近来《时务报》之坏，不堪入目，盖欲打坍局面也，更不如归官为妙。”（《汪大燮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788页）

[107]“然办《日报》，有两大难，一则名声未广，销售为难；一则资本不足，支持为难。”（《楼思诰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945页）“《时务日报》馆最为无谓，以其实言，断断办不好。以其名言，则最为界限不清之一端。鸡零狗碎，请访事人，用费无节，于事无补。”（《汪大燮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779页）

[108]汪康年是《时务报》各项经营管理制度的制订人和实际执行人，该报的行政多由汪康年决定，比如1897年他已能够独自决定招聘10多人。在经营方面，汪康年堪称《时务报》中坚，汪的努力加上梁启超等人出色的撰述，《时务报》在一年多时间从4000份增加到最高时的17000份。1897年8月，该报成功出版发行合订本（压缩该报前30期），成为中国最早再版缩印本的报纸。

[109]报纸开办的前一年半虽收入增加很多，但仍亏损，主要原因是报款拖欠问题，这大概出乎创办者们的预料。之前他们的想法是，经测算报纸的发行如果达到四千份即可维持正常运行，而事实上却是亏损与销售量呈正比上升：1897年报纸大发展，结果报纸大亏，而1898年在报纸发行下降后，欠款减少，报纸反而首次出现盈余；据《捐赀及书报收入比例表》显示，《时务报》捐款总额连续下降，最后只占收入的4。3%，而书报费收入从55。7%一直上升到95。7%。（参见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第149页）

[110]“捐款”是《时务报》起家的基础，《时务报》在北京、天津、湖北、湖南、南京等全国九地设立了15处代收捐款点，汪康年动用全国各地朋友，做了具体而有效的工作。在代为接受捐款的15人中，7人与汪康年关系密切，其中主要为同乡关系或在张之洞幕府时候结识的朋友。

[111]马光仁：《上海新闻史》（1850—1949），第118～119页。另外，关于汪康年如何利用人脉去扩充《时务报》的发行。汪诒年有如下描述：“先生交游素广，每至一地，必与其地之贤士大夫，结深交敦气谊。迨报馆既开，即素不相识者，亦闻声相思。”（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205页）如嘱托朋友屠寄在黑龙江代卖《时务报》，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就在当时尚显荒芜的黑龙江得到每月20份的销量。（《屠守仁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189页）此外汪还让他的外甥楼思诰在杭州分派《时务报》，堂弟汪德年在江西分派，其姐夫之兄在河南销售。（参见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第69页）为鼓励销售，《时务报》在销售政策上也推出创新，报馆允许派报收费者提成，“每收费十元，赠银两元”，这无疑也有力刺激了这个新生报纸的销量。在1897年12月至1898年1月，汪康年游历日本东京、横滨、神户、大阪等地，此行他一度商定由日本精神社等代售《时务报》。（《白岩龙平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316页）

[112]汪康年倡导设立各种公会和农学会，《时务日报》时期他还提出，各界人士如有发明或仿照机件物品等，报馆愿派人前往试验，一经证实，则代为登报表扬。《昌言报》虽出至第十期后停止，但报馆并未停止其他业务活动，1899年该报还曾出版过《茶花女遗事》等，甚至1905年还铅印重排发行章炳麟的书。可见并未仅把报纸作为一个单一的新闻纸，而是一种综合组织。当然汪诒年在其中贡献巨大，汪康年则主导思路。

[113]方汉奇等：《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第778页。

[114]李瞻：《中国新闻史》，第134页。

[115]〔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第196页。

[116]“十六年闾尽瘁心力于报业，虽历经艰难困阻，无改于初衷。中国报人敬业之诚笃，心志之专一，当以汪康年为第一人。”（赖光临：《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第274页）不过，汪在其中亦有游离。

[117]参见李瞻：《中国新闻史》，第152页。

[118]每面划分四版，每版分作两栏，每栏36行，每行计18字。（参见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79页）

[119]《读上谕催办官报局恭注》，《戊戌变法》，第325页。

[120]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71页。

[121]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80页。

[122]转引自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9页。

[123]“客观”（objective）是指按事物的本来面目而非个人偏好描述和评价事实，“中立”（ral）即报道立场不倾向于对立的任何一方，平衡（balance）指的是不同事实和意见的反映。

[124]创办《时务日报》时，汪康年即强调重视不同消息来源和刊发不同意见的必要。该报宗旨有所谓“闻见患其不博，论说患其不参，博则虚实可相核，参则是非可相校”。（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77页）这尤其体现在对国内外不同意见处理上。翻译外文报纸如遇中国事件有明显错误或议论偏激者，汪认为应加“按语辨正”或加“辩驳”，以追求基本的立场。相反亦然，报道对事不对人，对同一事件或人物可采用不同报道或相反角度（如对袁世凯的评论也根据不同事件，褒贬不一）。

[125]汪虽反对义和团运动，并对此多有批评，但同时翻译了一批相反言论。如《字林西报》转载英国《泰晤士报》的“法人包和尔君”的评论，指出了外国传教士的责任：“此次中国拳匪之乱，其故厥为三端，一因教士中不免有狂妄者，而各国使臣复助之向中国为难；二因欧人在中国者，虐待华人；三因欧美两洲富商在中国专利为华人所忌云云。”（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91～92页）他叮嘱译员称：“凡西文报内所载西人持平之论，必须译出，以征症结之所在。”（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90页）

[127]参见方汉奇等：《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第776页。

[128]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18页。

[129]黄公度：《致新民师函丈书》，转引自赖光临：《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第302页。

[130]可参见许莹：《办报干政的另一种探索——汪康年报刊思想与实践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

[131]包括《中国自强策》上中下三篇以及《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论今日中国当以知惧知耻为本》《为人为己不分为二事说》《以爱力转国运说》《论中国求富强宜筹易行之法》《商战论》《论华民宜速筹自相保护之法》《论胶州被占事》《论将来必至之势》《论宜合全国讲求武事》。

[132]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71～172页。

[133]如刊发章炳麟（化名西狩祝予）《书汉以来革政之狱》《蒙古盛衰论》和《回教盛衰论》等，直接流露对戊戌政变的反对。

[134]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77页。

[135]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47页。

[136]《张缉光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785页。

[137]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