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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第5页）

[138]文章如《变法必具决撒手段方可有成》《亲贵不得干预政事》以及《速颁新刑律》等。

[139]有评价说：“报章自有政治评论，乃发挥形成舆论、指导舆论之功能，并克肩负监督政府之职责，得与议会同成为民主制度之基石，则汪氏开创之功勋，有不可磨灭者。”（赖光临：《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第302页）

[140]〔美〕芮玛丽著，房德邻译：《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页。

[141]张灏：《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0年，第56页。

[142]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328页。

[143]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53页。

[144]其文称：“天下之权势出于一则弱。出于亿兆人则强。此理之断断然者。且夫群各行省之人，而使谋事，则气聚，否则散；使士商氓庶皆得虑国之危难，则民智，否则愚；然则反散为聚，反愚为智，非用民权不可，夫岂有妨害哉。”（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90页）

[145]汪诒年编：《汪穰卿先生遗文》，第5页。

[146]其中有“不可不自立代政之体”以及“七省督抚立公共政府，布设国宪”等。

[147]包括“第一，众人议定政令、法令，一旦大变之后，即推戴一名人为总统。第二，各省按地区自行处理。要乘今日民心纷扰之时，派人去各省联络土匪，以造成势力。各地民间均有秘密团体，派别不同，组织严密松散也有所不同。有的聚集一处，有的分散各地。”（《井上雅二日记》，1900年8月4日，转引自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第277页）

[149]李强：《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58页。

[150]只有民权开，才能“千夫所指无可趋避，令行禁止，惟上是从，虽曰采用民权，则君权之行莫次若也”。（《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戊戌变法》（3），第148页）

[151]耿云志等：《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第38页。

[152]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90页。

[153]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39页。

[154]汪康年称“朝廷实欲力行宪政，已极困难，何况又提早至宣统五年”，并开出了一个保守的时间表：“盖以吾中国现状，非上下皆从实际下手，而持之以五十年之恒心，必不能以见效。”（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65页）

[155]《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国风报》，第17号。另见耿云志等：《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第204页。

[156]史华慈认为，“现代中国保守主义的另一特色是，它主要是一种文化的保守主义”。（参见〔美〕本杰明·史华慈著，王中江编：《思想的跨度与张力——中国思想史论集》，第199页）中国近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一开始即与国家、文化危机紧密相关，“民族立场和忧患意识，便成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首先具备的天然品格”。（何晓明：《返本与开新——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新论》，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页）

[157]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第391页。

[158]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曾对此给出了经典诠释，即“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

[159]严复在1895年至1898年间发表的系列文章如《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等，已表达西方强大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武器和技术甚至制度方面，而应到思想和价值观领域去寻找原因。（参见〔美〕本杰明·史华慈著，叶凤美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8～29页）

[160]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20页。

[161]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22页。

[162]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56页。

[163]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78页。

[164]参见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第301～302页。

[165]该文称：“吾国人勿谓吾国立国之基础为无足观也，试思自秦汉一统以后，失抵抗力几二千余年，虽屡生祸乱，而风教不改，故得一明主起而董理之。无几时已复旧矣。夫以失抵抗力如此之久，而能凝而不散，植而不倾，是必有物焉，镇定而联固之，乃能如是也。是何物也？即所谓礼教是也。”（汪康年：《痛论颁行新刑律之宜慎》，《汪穰卿先生遗文》，第59页）

[167]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第54页。

[168]《高凤谦函（十三）》，《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629页。

[169]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89页。

[170]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21页。

[171]参见〔美〕约翰·罗尔斯著，万俊人译：《政治自由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368页。

[172]就文化特性来说，重要特点之一也是普遍具有本民族文化优越感的倾向，而知识分子则从来都是一种传统文化自觉的创造者和解释人以及承上启下的传承者，因为只有“在传统的知识传播者、接受者和发展者那里，一种传统才可能被理解得最为准确”（〔美〕E。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54页。参见何晓明：《返本与开新——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新论》，第27页）

[173]高瑞泉主编：《思潮研究百年反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97页。

[174]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65页。

[175]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