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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第4页）

[96]《爱国论》，《梁启超全集》，第273页。

[97]参见《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梁启超全集》，第2508～2510页。

[98]《民主革命论》，《余英时文集》第六卷，第229页。

[99]《民主革命论》，《余英时文集》第六卷，第244页。

[100]参见〔美〕石约翰著，王国良译：《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165页。

[101]《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国风报》，1911年第5号。

[102]参见孟祥才：《梁启超传》，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135～136页。

[103]如《国风报》称“立宪时代则不然，一切庶政无不取决于舆论。上之则有民选议会，以为立法之府，制一法，举一事，非得议会之可决，则不能见之实行。下之集会、出版皆得自由，举国国民皆得发表政见，以判论国政之得失”。（长与：《立宪政治与舆论》，《国风报》，第13期，1910年6月17日。可参见李滨、李玉婷：《精英型的社会舆论机关——戊戌后梁启超对报刊政治角色的设想》，《国际新闻界》，2012年第8期）

[104]《吾今后所以报国者》，《大中华》，第1卷第1期，1915年1月20日。

[105]《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第69页。

[106]《宪政浅说》，《梁启超全集》，第2061页。

[107]张朋园认为后者可能性较大。（参见张朋园：《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化》，第334～335页）

[108]参见张朋园：《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化》，第334～335页。

[109]梁启超认为世界愈文明，“豪杰与舆论愈不能相离”，但却以为舆论“未必为公益之所在”，因为“舆论者，寻常人所见及者也；而世界贵有豪杰，贵其能见寻常人所不及见，行寻常人所不敢行也”。（《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梁启超全集》，第382页）

[110]见《过渡时代论》，《梁启超全集》，第464～465页。

[111]梁启超称日本松本君平氏著《新闻学》一书，其颂报馆之功德也，曰：“彼如豫言者，驱国民之运命；彼如裁判官，断国民之疑狱；彼如大立法家，制定律令；彼如大哲学家，教育国民；彼如为大圣贤，弹劾国民之罪恶；彼如救世主，察国民之无告痛苦而与以救济之途。”（《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梁启超全集》，第476页）

[112]参见〔日〕松本君平：《新闻学》原序，《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第7页。

[113]《多数政治之实验》，《梁启超全集》，第2599～2600页。

[114]《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梁启超全集》，第1070页。

[115]“政论徒供刺激感情之用，或为剽窃干禄之资，无论在政治方面，在社会方面，皆可以生意外之恶影响，非直无益于国而或反害之。”（《吾今后所以报国者》，《梁启超全集》，第2805～2806页）

[116]“民王者惟民为王，主权在民之意也。此其义初不为恶，而用之者，乃昧于全称偏及之分，而大祸作矣。”（秋桐：《民国本计论——帝政与开明专制》，《甲寅》，1卷10号，1915年10月10日）章士钊（笔名秋桐）所谓“民王”，即为一种民粹主义下的视角。

[117]《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梁启超全集》，第382页。

[118]梁启超认为报人须有“五本”“八德”作为其基础。“五本”即“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八德”有“忠告”“向导”“浸润”“强聒”“见大”“主一”“旁通”“下逮”。

[119]舆论之敌、舆论之母、舆论之仆的角色，“非大勇不能为敌，非大智不能为母，非大仁不能为仆”。不过，甚至梁氏自己也认为“具此三德，斯为完人”。

[120]陈旭麓编：《宋教仁集》，第269页。

[121]在湖广会馆举办的答谢茶会上，政界、报界、各党派以及军人、警界、商界甚至蒙古王公乃至和尚等代表纷纷出席。

[122]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63页。

[123]罗志田：《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侧重梁启超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124]《吾今后所以报国者》，《梁启超全集》，第2805～2806页。

[125]《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梁启超全集》，第1075页。

[126]《自由书·善变之豪杰》，《梁启超全集》，第351页。

[127]《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梁启超全集》，第476页。

[128]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