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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糊身份 流动的群体（第1页）

二、模糊身份：“流动”的群体

有清一代，定期出版物均可称报刊。报人这一称谓伴随近代报刊而来，广义而言，似乎所有报刊从业者都可称之为报人。不过，即使这种较为宽泛的界定，一般也并不包括报业中的体力工作者和不具备主创能力的普通劳动者，如印刷、劳务。报人从事的岗位得到默认的主要为主笔、编辑、撰述或主持报馆的经理、发行人等。[20]

报人的称谓成为投身报业者的代称，一直延伸至民国时期。这一带有职业色彩的称呼，由于跨度宽泛，却成为今天人们描述近代报刊从业者的一个障碍而非便利。它所塑造的形象如此多义而变化，以至于人们可以从花边娱乐小报编辑一直到梁启超、章炳麟等人，皆可混而统称为报人。

对上述现象的理解，需回到历史情境之中。近代中国新闻业初始，受众和从业者的媒介素养，远非今人所想象。彼时多数人士对新式报刊的想象既带有古代“报刊”（邸报）的比附，也寄托着“清议”“公论”等古典正义的希冀，而并非将其理解为一种全新的“大众传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并不了解现代意义上报刊所具备的独特功能，及其与政府、社会互相作用的利害所在。早期报人对报纸能干点什么相当迷茫，正所谓“社会不知报章为何物，报人亦藉之发抒郁抑无聊之意兴，茫昧于报纸之职责”[21]。报人对报刊的理解更多的只能来自实践中的缓慢体悟。不过，和所有世界上的大众媒体发展所经历的一样，人们很快就发现了其巨大的魔力，正是这种影响力或“新势力”，吸引了大量新旧知识人投身其中。

作为一种身份或职业概念，报人在民国之前尚处于熔铸过程中，直到晚清的最后几年里，才与一种职业的社会形象联系起来，且这种联系仍相当宽泛。职业报人的固化及这一社会角色的确认，虽从辛亥革命前十年已经开始，比如各种以“界”命名的“社会辨认”在清末民初的报刊和其他出版物中不断出现，如1910年第一个全国性的新闻业社团——中国报界俱进会在南京成立，它有着较为完善的章程，1913年出版的《中国新术语》，在“界”一栏下，收有“报界”[22]，但直到进入民国后，报人的“角色”形象仍经常显得模糊。

丰富而多义的报人形象是一种历史现实，那些将报人的定义窄化为一个固定于报馆的职业描述，虽然相对清晰，却无视晚清报业及其从业者真实而丰富的生态，也无疑将一批真正建构舆论、富有影响力的报刊参与者排除了出去；与此同时，报人在不同历史阶段以及同一时期，因从事报刊性质和所展开的言论不同，地位、影响力和社会评价往往大相径庭，将报人视为一个随意组合而不加以区分的混沌群体，显然难以透视这一角色，并由此得观近代中国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动员因之发生了怎样的改变。由于本书旨在从此视角考察报人的兴起和转变，因此所指涉的报人主要是那些参与新兴政论或综合严肃报刊，通过报刊言论、报道介入社会公众生活，进行舆论建构的人士。上述报刊不以煽情、轰动效应为主要诉求。晚清中国尚存在很多娱乐、言情小报，此类报刊对社会公共利益较少关切，对政治保持较远距离，甚至不涉政治，这种出版物实质上更加接近古典口味印刷品，只是在出版周期、版面形式等方面使用近代报刊模式。“小报”日后虽有发展并出现所谓关注社会的“大报化”之变，不过那是民国后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之后。晚清投身“小报”的从业者，明显带有更多传统情趣，对他们更准确的称呼应是一种文学型报刊文人，后者更多显示了旧式文人的个人偏好，也基本不涉政治参与和社会动员。

欧洲的近代报刊，以哈贝马斯看来，经历了如下历程：第一个阶段，萌芽时期的“私人通信”，此阶段生成的形式是小型手抄行业；此后的第二个阶段转为思想传播（18世纪出现了一批学术、道德和政治刊物），“政治因素”此时占据主导，在这个所谓“个人新闻写作阶段”，说教和政治动机明显，令报刊成为“政治舆论交锋的阵地”；之后的第三个阶段受到广告业刺激，报刊“抛弃了论战立场，而真正从事商业活动，争取赢利”[23]。比较之下，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报刊业，从晚清到民国，虽有不少相似之处，不过“政治写作”更加突出且持续长久。中国知识精英几乎从一开始就对政治论说更有兴趣或心理需求，他们借助报刊论政，乃至将办报作为投身政治活动的起点，从维新运动开始几成必经之路。近代中国特别是甲午之后，本土报刊的特色就是作为一种政治动员工具，而不是社会信息交流平台。自晚清始，中国报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著名与否不在于新闻信息的多寡，而在政论倾向和水平，这一点和西方国家报业发展的特点不同。[24]

晚清报刊突出的特征是知识媒介和大众传媒的双重面貌，启蒙和导入新知是其核心内容之一，虽然此时有相当数量的娱乐报刊存在，但新闻报道和政治性报刊在家国危亡之际获得了巨大激发，报刊和报人的影响力、社会地位多由此决定。对近代中国而言，严肃报纸既包括那些与消遣小报区别的政论报刊，如维新派报刊《时务报》《国闻报》等，以及后期的立宪派报刊；也包括那些具有相当公信力和影响力的综合报刊，如《申报》《大公报》等。后者虽呈现商业报刊面相，但具有较好的职业操作标准，政治报道和言论亦是其主要内容，有着相当的公共关切和社会责任意识，富有成效的讨论在这些报刊得以展开，成为影响晚清政治的重要舆论势力。报人凭借上述平台展开了有效的政治参与，无论是日常讨论还是针对重大时政事件的批评，皆有挥之不去的浓重“政治”色彩。从现代媒体的公共性、舆论监督角色等方面看，上述报人与日后的现代媒体人更加接近。人们承认，晚清存在一个可被体察并影响政治进程的“报界”或者说“舆论界”，其中所涉指的人群，基本上正是这部分报人。

与其他历史时期比，晚清报人的“身份”感之所以难以锚定，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流动和“兼职”色彩。此时报刊职业化路径尚未完成，报刊参与者在多数时候更习惯于阶段性投身其中，进入、退出的随意性很大。从官员到改革派知识精英、士兵到职业革命家，都卷入了程度不同的办报活动，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独特的景象。这些人并非皆在本书研究范围内，却充分显示了这一身份的丰富与模糊。由于此时这个群体没有固化为一个阶层，而只是新兴知识精英的一个新的社会角色呈现。因此可以将晚清报人描述为一个非职业化的流动群体。

与日后职业新闻记者、编辑不同，此时的报人如同所处的时代，充满了过渡色彩，他们兼具传统士儒与新闻人的特点，对国家的危机感显然比后世的机构媒体人更为强烈，而在媒介素养、采编规范诸方面距离专业媒体人甚远。实质上，这一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可谓一种特殊的转型文人，依托报刊阐发言论并有政治诉求。他们可视为传统士人于近代转型中，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对报刊这一新兴媒介的借用。总体上报刊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工具手段，其价值根据时局和自身的生活、思想的变化不断演变，并由此不断选择进入和暂时退出这一领域。在此过程中，他们对报刊这一媒介的角色和功能理解，日益加深，投入其中的人群在规模、社会地位等方面，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由此，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媒体精英”，得以在晚清初具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