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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社会力量与近代社会需求（第1页）

三、新社会力量与近代社会需求

（一）新身份集团

报人群体的诞生，可视为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化的一种路径。这一角色的形成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演进和社会变迁密切相关，也涉及传统公共精神的早期转型，这段历史发生在危机四伏的历史背景之下。近代报人通过报刊公开表达的言论，已日益褪去传统清谈或劝谏面貌，而更像波科克意义上的“政治论说”，即“在一定的历史情景中，通过一些在他的历史条件下可获得的交流手段进行演说、写作等活动（并发表其作品）”[25]。

将报人“身份”置于近代中国社会裂变之下，不难发现这一新身份的出现，有切实的社会“需求”。传统社会简单的政治共同体对政治体制并无多少要求，而现代政治的复杂性和社会力量的大量释放，则需依赖更加先进的政治体系加以整合与维系，这对政治运转提出了新要求，其中既有传统政治的自我调整，更需建立新的制度或引入整合性社会力量。按照亨廷顿的界定，“社会力量就是民族、宗教、地域或社会身份的集团”，而“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使社会上各种社会力量猛增并多样化，除亲缘、种族以及宗教集团之外，又出现了职业、阶级和技能集团”[26]。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报人实质上是一种社会身份的新兴群体。

晚清中国，传统社会结构走向瓦解，大众社会虽未来临，但人们逐步从国家和传统家族生活中释放出来，分散为诸多团体、个体。这是启蒙所致的个人意识开启，也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共同现象，因为“社会的结构分化是现代社会演化的重要标志，亦是现代性社会实在的基本结构，它表明社会各领域的自主性”[27]。大众媒体在此转变之中开始成为社会整合的新容器。社会的崛起令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浮出水面，不同于传统士人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出现，以科举为制度手段、以儒家义理的接受为前提的传统精英生成机制已经式微和瓦解，传统士人的社会地位大幅下降。在实际生活中，国家治理的衰败，亦导致传统知识指导社会的功用持续衰减，特别是科举制度的瓦解，儒家精英文化的社会化、制度化基础逐步丧失，从此，传统精英文化分散、变异为体制外的多元意识形态，呈现竞争之势，不得不致力于寻找各种新的制度化路径。新兴报刊作为一种开放性很强的新场域，进入其中既是为数不多的现实选择，也可视为知识人在“社会”崛起后试图重新获取新影响力的努力。直到民国大学兴起之前，报界一直是新知识精英重要的栖身之地。

此时的报人，借助西方现代政治和报刊思想，事实上构建着自己的新精英身份，并借此致力于国家救亡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总体而言，媒体精英（详见第三章）作为一种现代大众型精英，与古典的世袭、身份精英比较，其生成方式以及与政府、民众的互动均大异其趣。当然，报人作为新的“报馆大人”出现，乃是一个阶段性历史景观。

与个人间非正式意见交流相比，报刊是一种正式而带有公共色彩的意见交换系统，这种系统因为定期固定出版和产品的技术化（统一印刷品）而带有“制度化”的面貌或暗示。一个面向不特定人群且带有平等色彩的大型意见表达和交换系统，此为传统中国所无，它既带有西式现代出版的形式，又隐含着本土古典政治上下沟通的理想，从而迅速吸引了新旧知识精英的进入。作为戊戌变法的举措之一，官方一度开放言论，以至于出现“野人渔民”上书二尺长条而光绪“不加谴责”的事情。[28]现代报刊和报人，无疑可视为一种新的社会整合与沟通手段，也是中国由古典转入近代的一种新的准制度性力量，适应了晚清社会变迁和现代化过程引发的政治参与爆发。事实上，从魏源开始，报刊作为西方的一种新式出版，已被描述为百姓政治参与：“刊印逐日新闻纸，以论国政，如各官宪政事有失，许百姓议”[29]。作为新的表达和传播渠道，现代报刊区别于传统书籍的重要特征就是群体表达的面貌，正如麦克卢汉所言，“书籍是一种个人的自白形式”，“报纸是一种群体的自白形式，它提供群体参与的机会”[30]。

与那些体制内建言、清议不同，这种报刊上的言论，由于其媒体属性而势必逐渐转向社会，诉诸大众。因此伴随官方政治的衰败和改良诉求的难以满足，报刊言论与官方日渐疏离，由此而激发相应的社会后果，影响革命的爆发。当然，其中亦可见“近代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不可避免地为文化革命所指导”[31]。

（二）新式公共知识人

从知识社会学考察，报人的兴起可解释为体制内文人向“公共知识分子”转变的一种路径。所谓“公共”，包括几个重要含义，即“面向公众发言”（to）、“为公众思考”（for）、涉及公共社会中的公共事务或重大问题（about）。“而这种运用和参与是以利用现代大众媒介等公共途径发表文字和言论为主要法式”[32]。就传统士儒来说，涉及公共事务当无问题，他们身上从不缺乏为民思考、传递民意的道统，传统公共性的难题恰是如何解决“面向公众”的渠道和技术手段，近代报刊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这一难题。

把目光投向更为久远的历史，余英时认为自明代开始，格局已大异于宋，“得君行道”在朝堂政治的压制和挫折，令士大夫不得不转向下行路线，所谓“觉民行道”[33]。然而此态势并没有得以延展，传统上下格局的“倒转”在近代之前很难实现，因为普通民众在政治上的主体地位并未真正得以确立。如徐复观所言，靠统治者道德自觉，即使有圣君贤相，“社会上缺乏迎接呼应承担的力量”，这样“政治上的发动力，完全在朝廷而不在社会”[34]。直到晚清，知识精英才得以真正对接一般意义上的民众资源。

民主观念无论是西来者还是传统思想的激发，推进的趋势都是民众势力的增强，民众意见日益成为个人理性的新向导，并实质性进入权力结构之中。虽说晚清中国鼓吹庶民胜利的时代尚未到来，但已无可逆转地转向。在此过程中，传统士人的社会角色和心理无疑大受冲击，为之改变。新思想充盈头脑的新式知识人开始尖锐地掊击旧政治秩序，同时积极向社会传播新的观念意识。“旧式士类的这种变迁，不仅是职业的变化，而且是利益与感情的变化，‘新式知识分子则成了时代的骄子’。”[35]

经由报刊的公共书写和传播，新身份满足了早期报人沟通上下、为民代言、伸张民权等角色想象，其中的思想资源可谓芜杂。不过，他们新政治参与机会本来不多，报刊是能够利用的主要手段之一。所谓“在野之有识者，知政治之有待改革，而又无柄可操，则不得不借报纸以发抒其意见，亦势也”[36]。

就传统渊源而言，这种“宣传”路径却并非无本之木而是其来有自。“中国历史上精英分子以宣传的方法，直接或间接地来启发民智或改造人民思想，在社会史与思想史两方面都有其背景”，包括从《皇朝经世文编》开始[37]，已“使知识分子培养出一种透过图书出版而影响他人的习惯”，这使得他们“在新媒体，如报纸、期刊出现之后，很快认识到它们的重要性而投入新兴的宣传事业”[38]。甲午之役，举国震惊，一批高级士人开始投入报刊，这些人的重要特点是身负进士、举人功名，在传统政治失灵而合法政治参与渠道逼仄的无奈现实下，他们深入开掘报纸价值、功能。尤其在梁启超的言论风行之后，更多的留学生等新知识人积极加入报人行列。

金耀基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从事于创发、诠释、传播及适用具有一般重要性的观念的人”[39]。比较起来，现代公众知识分子利用专业知识参与公众活动，儒家知识分子的传统特征则是价值和道德优先，而无专业技能，有的只是对典籍的习得和发挥，他们的建议和批评以及教化民众的方式主要依赖言论，而非专业知识。据林毓生观察，19世纪90年代第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初第二代知识分子虽有很多差异，但多数人都致力于一个共同课题，即采用“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路径”，强调思想和文化的改革优先于政治权力、社会条件或经济生产方式，改变世界观所引发的符号、价值和信仰体系的改变，将促进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革。[40]对转型中的士人而言，报刊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看起来也仍可以发挥自己的传统优势。

此外，晚清报人流动性强，自由职业特征相当明显。这个群体如德里达所说，是一个没有共同体的“共同体”，或类似布尔迪厄描述现代知识分子所言的那种松散的共同体，所谓“一个圆心无所不在又无处存放的圆”。自由职业为知识分子现代特征之一，“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组织活动大部分发生在官场或地方社会的范围之外”。世界范围看，媒体均为早期现代知识分子重要栖身之所。中国早期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活动集中在学堂、报纸和自愿结合的团体内”，“为后代树立了榜样”[41]。

他们有意无意地参与缔造了两种前所未有的东西：公共领域与民族国家。两者的兴起正需要一个想象的过程，所依赖的媒介主要包括小说和报纸，无论“民族国家的想象空间还是公共领域的空间”，“其构成基本上都与印刷媒体有关”[42]。如哈贝马斯所言，报刊是“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43]。

（三）空间转移：都市的机会与挑战

近代中国，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转换，不仅关乎思想，还有生存与行动空间的切实变迁，传统中国人在生活中难于逃脱各种地缘、血缘关系之外，历史和家族是其生存和自我认同的经纬。传统士绅的“学统”活动（私塾、书院）在乡村为中心的熟人社会中展开，出仕者则无论官职高低，亦需叶落归根。在这片土地上，乡村是实际的生活重心，对传统知识精英来说，自己的权力感和社会网络，其根据也在农村。

虽然早至宋代，手工业生产、商品交换已较发达，明代起江南的商业城市也开始崛起，但中国难以出现西方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的那种城市共和国，难以发育与国家相抗衡的市民社会，传统中国的城市为君主政治附庸而非对抗体，虽在少量南方城市出现过士绅自治实践，但城市民间空间总体狭小。文艺复兴后威尼斯等西方城市商业的演化无法同期在中国上演。

不过“都市”的崛起在中国早期传媒业的勃发中也扮演了关键因素，虽然这一时间已较西方大为推迟。近代社会动**，特别是太平军席卷江南之后，大量乡绅进入城市，面向西方的条约开放城市和租界的出现，使得城市开始凝为新的社会重心，并催生新的市民群体，虽然这一过程是缓慢且有一定的“管理”面貌[44]，但西方“先进”文化的导入和现代生活的便利，对传统精英产生了强大吸附力，令文化产生和社会关系的重心从乡村向城市快速转移。中国城市逐步脱离传统防守封闭型的政治军事堡垒，日趋成为综合复杂的“都市”。这种都市化无疑是西方化的，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力量”基础在此被消减，文化精英在现代文明的影响下，“改宗科技与城市文化”[45]。这里不仅有各种新消费和新生活方式，也伴生了不同的新式职业和社会交往，它们均被贴上先进和文明的标签，从而拥有新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此后，中国城市一直保持着对乡村的心理优势，城市人也获取了更多的实际利益。

“城市是一种由小环境组织起来的结构，生活于其中的人民更愿意彼此分离。”[46]从空间（space）与地点（locale）相分离来理解现代性，吉登斯认为和社会生活受“在场”支配的前现代社会不同，现代性孕育了“缺场”的各种要素，这令“空间从地点分离”，而“时—空分离为现代社会生活的独特特征及其合理化组织提供了运行的机制”[47]。他将之称为“脱域”，内在地包含于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之中，其中包括两种机制：一种被称为“象征标志”的产生，另外一种为“专家系统”的建立。前者是“相互交流的媒介，它能将信息传递开来，用不着考虑任何特定场景下处理这些信息的个人或团体的特殊品质”[48]。应该说，都市生活的崛起塑造了远离自然和生活现场的人群，他们更依赖媒介所揭示的间接生活和其中的价值暗示。大众媒体制造出的虚幻世界，某种意义上正是为生活在这类环境中的人们而设。晚清新旧知识人不断进入城市，虽然新的都市如上海，通过行会、同乡会等方式，事实上也移植了大量传统乡土关系甚至有以同乡关系为特征的“国中之国”[49]，保持着一种似是而非的“半熟人社会”面貌，但这多集中于中低层民众特别是诸如手工业、装卸工等体力劳动群体。对于知识精英而言，都市里虽然也存在同乡团体，但更重要的机会和挑战却是非乡村的，包括新的社群和新的文化生产方式，特别是其中涌现的新社团和新闻、出版机构，后者开始时为西方人所操办。进入近代化都市的知识人，得以首次面对和进入“现代社会中属于知识分子的知识空间：学术社群和文化传媒”[50]，“这些相对独立的知识空间都是古代中国没有过的，或者说不曾以建制化的网络规模出现过”[51]。对很多人来说，开始时更多的是学习和适应，即使如梁启超如此聪明的人物，也须从新的自我启蒙开始，当他在上海读到了徐继畬的《瀛环志略》，才第一次知道现代地理意义上世界各大洲的存在。

对较早一批出身于港澳或沿海通商口岸的思想家而言，正是“社会生活变化”，使得把他们生活中所见所感的东西化为歆动一时的思想言论。[52]

进入都市的知识人因此需适应新变化，重新获取、转化文化资本并获得“话语”，将自己提升为熟人社会之外的“公共人”和超越地域的“全国人”。他们新的社交网络是全国性的，所要介入的重大问题也面向全国，对那些家国责任感沉重的儒家思想承继者来说，其中一个绕不开的时代主题当然是面对中国的全面衰落，如何展开国家和社会的改良。与此同时，中国虽素有茶馆这样的传统公共空间，却缺乏市民公共讨论和批评的空间，受益于咖啡馆、沙龙的欧洲在形成数量可观的中产阶级同时，公民文化也得以发育成长。中国市民阶层在晚清尚相当薄弱。传统士人在进入都市后，在朝廷之外的合法公共空间事实上并不大，选择办报和以此身份发声，是那些对现状不满的人为数不多的选择。

就社会交往网络而言，“都市”意味着面对陌生人为主的生活，倘若没有新的社会网络依托，将难以生存或施展自身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个人主义的都市知识分子比乡村知识分子更需要社会交往”[53]。新式报刊提供的是一种新的城市社会交往。围绕新式出版，精英阶层各种资源新的整合机制得以形成。报刊不仅提供了一个纸面上的公共讨论、互动空间，在现实中报刊参与者也构成了事实上的结社，而通过投稿、来函、发行等行动，熟悉和不熟悉的知识人以及更广泛的读者群体得以勾连，一些报馆如《时务报》《时报》上海的办公场所，本身已成为志同道合者聚会的物理公共空间。

由此，报刊提供了一个准制度化的社会交往，将新旧关系整合为一个新的关系网，并由此形成新的行动能力，为报人在社会舞台和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穿针引线提供大量机会。因此不能不说，城市中的大大小小的新式报馆，成了让传统士人眼前一亮的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