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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第1页）

四、余论

媒体权力的生成，表面上看是民众将民意兑换成一种新权威，实质影响力却落实在投身报业的知识人手中。报刊讨论发起的主体表面上是“社会”，操作场域却是报馆，新兴报人借此重新构建了自己的政治势力。此前中国传统士人困于体制内部，缺乏一般政治性听众的困境，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从改良派到革命派，通过报刊皆树立一批舆论领袖，后者拥有大批读者，并可转化为政治动员对象。

“语言也是一种资源，我们能够使用它来塑造我们的世界。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说，笔为利剑。我们通常在实践中体现着语言并受之限制，但这些实践部分地取得其主导地位归因于我们抓住了我们通常所使用语言的权力。”[80]像其他社会权力一样，语言特别是媒体语言隐含着一种强制。这一点在政治转型期尤为突出，知识人与媒体结合为新型精英，通过新的更具传播力的媒体“语言”，深刻影响政治。从世界历史范围看，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美国开国时期均出现了具有较高社会声望的报刊精英。

媒体精英在晚清的出现，源自传统士大夫沟通、代表民意的角色重构，以及西方民主、权利观念的激发，报刊言论自由思想和媒体独立批判权力论说，对此有着更加直接的影响。此外，媒体话语是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后，所形成的一种新的沟通整合方式，它适用于更为复杂而陌生的社会，后者令人们再也无法深入生活本身，而更多地依赖于外在的媒介系统。这很好地诠释了所谓权力源于社会关系。媒体精英的诞生，与现代媒体所具备的新社会控制、整合能力密切相关，后者为现代社会正常运转所必需。

生成方式不同于传统，媒体精英带有更多自发、开放特征，新兴知识人没有固化于报人这一新身份：一部分人不久选择成为政党、教育精英，只有少数成为职业报人。民国之后的报人群体更加多元化、职业化，虽有新的精英如欧美留学人群的加入，但就精英气质和政论色彩而言，最为突出的历史阶段无疑是晚清。

民众的意见表达和舆论“社会压力”就此打开。不过晚清媒体精英对新式传媒并无深刻了解，且此时的报刊言论把关十分松散，缺乏传统写作的审慎，更多的却是在缺乏时间和实践质证的情况下，获得快速成功。因此晚清特别是最后十年，“思想多、思想浅和思想驳杂”，知识人“越来越缺少自主的理性，缺少立言的责任意识”[81]。对报刊从业者的不良心态，报人林白水的话可谓一针见血，他认为记者喜欢迎合社会心理，揣摩社会风气，“无往而不用其滑，以此而言，办报诚至可哀矣”[82]。这样的成功，使得新晋的媒体精英容易陷入自我陶醉和误判，流于肤浅和独亢。

[1]参见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史学》（台），2003年第14卷第4期。

[2]参见〔英〕巴特摩尔著，尤卫军译：《平等还是精英》，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7页。

[3]〔美〕王国斌著，李伯重、连玲玲译：《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8页。

[4]参见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第2页。所谓“断裂社会”，其含义一是国家与社会的断裂，二是社会各阶层的断裂。士大夫原来扮演着将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枢纽功能，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士大夫阶级瓦解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再也无法建立起制度化的沟通，二者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断裂。

[5]张之洞著，李忠兴评注：《劝学篇》，第131页。

[6]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28页。

[7]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第135页。

[8]熊月之、张敏：《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第472页。

[9]姚公鹤：《上海闲话》，第131～132页。

[10]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3页。

[11]〔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第328页。

[12]这些新型精英报纸杂志的主持人多出身士绅阶层，言论受到社会的尊重，影响容易扩散。（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第135页）

[13]Yooi-JournalistsoftheeseProgress（Shiwubao）inDiscord，1896—1898。HarvardEastAsianMonographs，2002：48-76。

[14]闾小波：《20世纪初中国传播媒介的繁荣与人的现代化》，《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1期。

[15]季家珍（Judge，Joan）在研究上海的《时报》时，认为该报的编辑和记者们是公共意见的塑造者和动员者。

[16]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1页。

[17]〔英〕巴特摩尔著，尤卫军译：《平等还是精英》，第46页。

[18]知识阶层包括了编辑、记者。他们对现实敏感，是现代化的鼓吹与发动者，经常扮演最激进的角色。（参见许纪霖、陈凯达主编：《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学林出版社，2006年，第17～18页）

[19]〔意〕帕累托著，刘北成译：《精英的兴衰》，第58页。帕累托认为精英循环是一类精英被另一类精英所代替的政治现象。“人类历史乃是某些精英不断更替的历史：某些人上升了，另一些人则衰落了。”他认为革命可视为新精英出现的表现。经典的精英循环可以精英—精英流动，以及社会底层群众—精英流动。从晚清精英报人的构成看，其来源开始时主要仍来自传统知识精英。

[20]“一个公认的精英集团在控制社会的物质、暴力与实际措施方面占有如此优越的地位，以致一个向它挑战的精英集团不得不被迫去主要依靠各种象征。不管怎样，象征是不花钱的，又是难以捉摸的。”（参见〔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著，杨昌裕译：《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38页）

[21]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年，第285页。

[22]参见李磊：《传统与变革——中日两国近代传播事业起源及其影响的比较分析》，《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3期。

[23]本观点受益于笔者与许纪霖先生的私人学术访谈，2014年5月13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