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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语言政治与脱轨（第2页）

3。报刊讨论：以激烈言论刺激社会

“激烈”的表述，不失为一种激发真理和推进社会文明的“技术”方式，即梁启超所谓“变骇为习”。

对变迁中的中国社会心理，梁氏有如下观察：“二十年前，闻西学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变法者起，则不骇西学而骇变法矣；十年以前，闻变法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民权者起，则不骇变法而骇民权矣；一二年前，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则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矣。今日我国学界之思潮，大抵不骇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骇革命不骇民权者，百而得一焉；若骇变法、骇西学者，殆几绝矣。”[75]应该说，上述心理自有中国传统，《易经》所言“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方法论与此大体相似。只是梁启超将之运用到报刊表达和舆论引导之中。对民众心理的体察，梁的敏感在当时几乎无人可比。而“激烈”的表达方式，也符合他所希望塑造的“新民”，那是一个自立勇敢形象，而非充满奴性的温顺臣民。

这是梁启超“报刊讨论”的方法论，他反对报人平庸的、不痛不痒的言论，鼓励“报馆者既认定一目的，则宜以极端之议论出之”，那些模棱之言，将导致“举国之脑筋比静，而群治必以沉滞矣”[76]。这一点既来自办报经验，也颇受西方出版自由思想影响。从中可见弥尔顿真理自辩论而出等观念，后者认为人凭借自己的理性，即可从各种自由的阅读中辨别、判断和发现真假正误，因此弥尔顿支持“有邪恶内容”的出版和阅读。

在梁看来，中国民智不开和政治上的沉闷，需要以激烈言论加以刺激社会心理。因此那些通过报刊发出的不同政见和抗议，虽然理论上时有欠缺，却自有其意图。如此一来，梁启超虽非革命党，激烈的批判气质实则一以贯之，客观上与革命派相当程度上形成共鸣，就并不奇怪了。他们均程度不同地促进了晚清不满、怨恨的政治文化。

4。“中等社会”与不流血革命

对抗力或“抗议”并非梁启超针对稍晚的政党政治突然提出，此前他一直提倡的“中等社会”，亦可见对“抗争”的理解。深感传统中间力量的衰落，梁认为一旦新的“中等社会”没有发挥广义“革命”之效，真正的暴力革命就会爆发。

对革命梁启超素有独特理解，甚至认为与立宪并不矛盾。[77]1904年，他在《新民丛报》上阐述革命观，将“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的革命定义为狭义革命，称中国数千年来只有这种革命。[78]而所谓广义革命则是，“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79]。由此可见，梁启超的政治抗争，是通过不推翻政府的广义革命，推动社会“无形有形之事物”的大变动，或他所谓政治革命：“故自癸卯、甲辰以后之《新民丛报》，专言政治革命，不复言种族革命。”[80]梁启超希望这由“中等社会”发起，因为与西方“泰西革命之主动，大率在中等社会”比，中国一直“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81]。后果是中国革命害小利多。

“中等社会”一说并非梁氏独有，它被认为是流行于拒俄运动时期的一个政治启蒙概念。[82]陈旭麓认为，晚清的“中等社会”是从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两个方面概括了操各种不同职业而居于相同社会层次的人所构成的复合体，20世纪初新知识阶层的“中等社会”，即包括那些“自居于士类者”的人群，如记者、编辑、近代学堂教师、职业革命家等。[83]梁氏中等社会“革命”，希望通过精英分子“中等社会”作为改革先导，反对滥用群众运动。[84]从他对“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以及下等社会“无革之思想、无革之能力”的指责看，“革命”理想实际类似于一种“社会运动”，目标是进行一场不流血的政治、社会改变。

比较之下，革命派人士如杨笃生、陈天华等人也提倡“中等社会”或将其利用于革命，如陈天华称“中国革命之所不成功者，在无中等社会主持其事”。但他们的手段和政治理念与梁启超差别很大。革命派希望“中等社会”发动底层社会，对下层进行革命动员，因此行动上容易走向“与秘密社会为伍”，“与军人社会为伍”以及“与劳动社会为伍”[85]。其中虽不乏启蒙和矫正的意图，但最终却走向杨笃生所称的“破坏上等社会”。

（三）失望与抗议

从维新派到保皇派、立宪派，立于革命者与政府之间的梁启超，表面上处于随时被体制化的可能。由于长期远离本土，他的政治革命主要依靠导入思想，以及舆论鼓动，因此他的广义革命，是一种典型的“语言政治”。

作为一名官方名单上的政治犯，梁启超的言论随时有“出轨”可能。正如李剑农称，梁启超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期间所发议论“大约都是趋重打破现状的议论”。目的虽是君主立宪，但“他的议论，却超过了君主立宪的范围”[86]。其思想倾向随着政局变化时常起伏，总的趋势却是对官方的日益失望和不满。

戊戌变法到1903年，以及辛亥革命前夕，梁启超均显示激进姿态。不过两个历史时期言论却相当有别。戊戌政变后作为逃犯的梁启超出言激烈：“戊戌八月出亡，十月复在横滨开一《清议报》，明目张胆以攻击政府，彼时最烈矣”[87]，他斥责慈禧等保守势力对中国改革的戕害：“腹我脂、削我膏、剥我肤、吮吸我血以供满逆党之骄奢**逸。用我民力以制我民之死命。”[88]尽管如此，变法后的梁启超没有脱离保皇立场，对光绪颇有好感与期待。变法新政期间，一度感叹“呜呼！有圣主如此”[89]。因此康梁集团即使支持自立军行动，口号也是“勤王”。

梁启超的批判此时已涉制度。《清议报》连载谭嗣同的《仁学》，借此对政治制度否定：“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无疑带有强烈抗议色彩。此前，湖南时务学堂期间，梁的“排满”情绪已有所流露，流亡日本初期一度与革命派接触。成为一个革命与改良交织于胸的矛盾者。在1903年之前，他在很多时候与革命者对现政权的态度相似，只是批判手法、内容不同。见过孙中山后梁启超甚至疾呼“破坏主义之不可以已”，“舍革命外无别法”[90]。在20世纪初，梁启超一度被认为是呼吁“建设”之前进行“破坏”必要性的最激进的思想家。[91]日后他回忆1900年后思想日趋激烈的动因，承认“当时承团匪之后，政府疮痪既复，故态旋萌，耳目所接，皆增愤慨，故报中论调，日趋激烈。”[92]不过“出轨”很快由于康有为的介入和国家主义的导入而得到控制。

此后虽经缓和，梁启超对现政权的激烈批判却连续不断，辛亥革命前更是再次激进。事实上1905—1906年之后的言论中，已不乏革命暗示或放任。如1905年，他承认革命党乃政府自己制造，“政府而知罪也，庶几改之。政府而不改也，我国民其无毋坐视之”[93]。1906年后，他抗议政府“假立宪之名以行专制之实”，面对“陷我国家于九渊而不克自拔”的不良政治，将清廷称为“恶政府”，认为无法坐视：“国家者，吾之父母也，而恶政府者，吾之仇雌也。日见吾仇雌戕贼吾父母，而无所动于中焉，其可谓无人心也。”[94]国会请愿运动之际，面对立宪派的连续受挫，悲愤之余的梁启超，大幅转向支持革命论调。

梁启超的“语言政治”，很多并非针对具体问题，而是一种不满和强烈反对。比如，“以今日之国体，今日之政治，今日之官吏，其以直接间接杀人者，每岁之数，又岂让法国大革命时代哉！”[95]又如，“问其大臣有知国耻，忧国难，思为国除弊而兴利者乎？无有也，但入则坐堂皇，出则鸣八驻，颐指气使，穷侈极欲也”[96]。批判的展开得益于流亡日本的办报空间与言论自由保障，加之此间他对西方政治思想的理解突飞猛进。

谋求国家富强虽主导着梁启超，然而他的国家主义已大异于传统，这毕竟是一种现代政治理念，无法抛弃个人和自然权利基础。此外，从温和再次走向激进，背后有他不得不为的痛苦。与革命派论战的梁启超，却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才得到政府宽恕，官方罪犯面临着为现政权辩护而又遭其流放的尴尬。立宪运动广泛展开后，政治已号称开明，政闻社却仍遭官方关闭（因陈景仁案被清政府查禁）。1912年梁启超无奈地回忆说：“初志亦求温和，不事激烈，而晚清政令日非，若惟恐国之不亡而速之，刿心怵目，不复能忍受，自前十年以后至去年一年之《国风报》，殆无日不与政府宣战，视《清议报》时代，殆有过之矣。”[97]

而梁对言论“出轨”不能说没有准备，虽然他并不希望流血革命的发生，却认为广义上的革命平和或“铁血”皆可。他一直持这样的观点：无意识的破坏为叛乱，有意识的破坏则有建设，无血的破坏为好，不过迫不得已的流血式破坏也在思考范围之列。

晚清最后十年，除了康有为等人坚持反对革命，更多改良派人士事实上处于摇摆之中，常为时局左右。梁没有成为革命党，但他做的却是“避革命之名，行革命之实”，这个路径或“策略”据说来自黄遵宪去世前为他所设。梁启超本人则说过，“保皇为名，革命为实”，其“语言政治”效果，大抵如此。

余英时称，无数事实支持如下判断：“革命是全面社会重建的运动”[98]，因此他将近代革命上溯于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而非从17世纪英国革命或在此之后的法国革命算起，因为这一新文化启蒙运动，“象征着人类的觉醒和近代精神的建立”[99]。就此而言，启蒙者梁启超所进行的确为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他反对狭义暴力革命，不过却一直认为自己的报刊活动是一种“政治革命”。所收效果可谓无形而深远，如同一位西方学者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如果说士大夫中的稳健成员变为激进分子是通过接受宣传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经验，那可能就是梁启超的作品”[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