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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第1页）

结语

一、独立报人的序幕

在长久的历史传统中，中国知识精英诉求者为所谓“三不朽”：立功、立德和立言。经典儒家之后的历代哲学流派，程度不一地表现出一种对“文化”的显著偏好，“那就是一元论和唯智论的思想模式，它强调以基本思想的力量和优先地位来研究道德和政治问题”[1]。胡适注意到选择性记录和语言表达向社会施加影响的传统，《春秋》书写弑君36次，但用词各有分别，内有“记者”不同的褒贬判断，可以说开创了一个习惯：“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于实事的评价。”[2]晚清至民国之所以能够产生一系列“知识分子报人”，很大程度上在于报刊这种新的媒介能够集立功、立德和立言于一体。如王韬所言：“功业其显而大者也，文章其隐而小者也，然功业之久，必待文章以传。”[3]新兴报刊与此前的传统文人书写不同，这种立足于官僚体系之外的“社会表达”，与传统政治体制相疏离，日趋具有抗争色彩。报人凭借媒体和舆论构成了新的“报刊—读者共同体”，使报刊言论成为近代中国一种新的“资本”，部分知识人重新寻得权力话语，继而深入介入社会生活，并影响晚清政治进程。

早期报人多为“个人兴趣”，甲午后以社团、职业参与，则多了政治诉求，个人谋生更多地转向政治鼓吹和民众动员。投入报业的知识人，自身政治参与渠道不多，正如戈公振所称，“在野之有识者，知政治之有待改革，而又无柄可操，则不得不借报纸以发抒其意见，亦势也”[4]。或汪诒年描述的：“怵于时世之危迫，思欲有所设施而迄不获遂其志，不得已始藉报章以发抒意见。”[5]早期报刊带着“洋务”面貌出现，与官方关系千丝万缕，政治上亦追求稳健改良。此后，由于这一政治参与渠道的正当代，很多人对报刊的期待日增，开办捐款者超过50人（十元到千元不等）的《时务报》可视为一批同人组织产物，“他们当时都有以报馆鼓吹舆论的志趣合作下的事业”[6]。除了办报，人们用各种方式介入报刊，包括投稿、代售和信函意见反馈。《时务报》开始，更加接近权力中心的精英报刊出现，由于拥有令人尊重的传统功名，报人地位大为提升，促使舆论的重要性为社会认识。办报者虽处于民间，但凭借报刊舆论，一时左右社会心理。报馆成为事实上的士人结社形式，报刊话语塑造知识人新权威形象，梁启超、章炳麟等一批“政治意见领袖”应运而生，弥补了传统刻板、书斋知识人缺乏超凡魅力的问题。

19世纪90年代后的报刊言论之所以更有力量，令报人势力为社会瞩目，亦有更大的历史背景。此时官方对精英的整合能力已大为减弱，西方民主和个体权利思想的导入，令中国精英生成机制和更替悄然发生。新式报刊凭借舆论和民意施加各种影响，进入新的社会权力结构之中，塑造了一批深具影响力的媒体精英。当然，不同于日后机构媒体精英，这一群体明显被新旧知识、思想共同影响，没有完成职业化，而是一个“流动的群体”。他们利用报纸鼓吹新思想，也鼓吹自身势力。引导、动员社会展开事实上的日常政治讨论，形成压力意见或煽动性宣传，影响公众对社会环境的判断和认知，塑造新的政治文化。

毫无疑问，投身报刊可视为知识精英近代转型的一条路径，它更多地指向政治参与。如果将现代化定义为“一个社会成员利用‘无生命的能量’与‘工具’以增多其努力之效果”[7]，报纸之于转型中的知识人，正有此利用价值和效应。不过这是一个复杂的群体。他们与公众、官方紧密勾连。正如萨义德所指出：“纯属个人的知识分子是不存在的，因为一旦行诸文字并且发表，就已经进入了公共世界。……总是存在着个人的变化和一己的感性，而这些使得知识分子所说或所写的具有意义”，因此“知识分子总是处于孤寂和结盟之间”[8]。另一方面，从王韬时代的香港到上海租界和海外空间的存在，客观上开辟了自由空间，提供了发言保障，这是中国近代新闻业发展中的一大特点。这些“法外”空间的存在促使报人群体与当局互动中日趋疏离，言论日益激烈，并深刻影响了包括新军在内的关键人群。

失去道统自信的知识人走向分裂，追逐各种新意识形态，报刊则成为新义理竞争的舞台，追求现代化的知识精英纷纷投入办报。在民国大学兴起之前，报界成为中国新知识分子集中的主要场域之一。20世纪最初十年，新政、立宪运动的开展，激发报刊达到新规模。在一个没有正式民主制度的社会里，报纸杂志成了政治参与的重要合法管道亦在情理之中。在此过程中，报人逐步感知职业身份意识，日趋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角色，地位和影响力得以确立，加之报业带来相当经济收益，令独立和专职化成为可能。由此出现了一批长期以报刊为主业的人士，无论政治意图如何，办报客观上成为其主要社会活动。而中国报刊从业者亦产生自己的职业团体，群体面貌得到社会承认，报刊业得以制度性地立足于民间，从经济、法律诸方面保障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辛亥之后，政党合法化、大学教育兴起，知识人选择更加多元化、专门化。政治参与渠道的扩大和报刊业的商业发展，晚清那样各界精英大规模投身其中的情境不复出现，而是日益将此角色转移托付于专职群体，后者职业味渐浓而精英色彩趋弱，凭借报刊言论而搅动舆论的魔力，甚至左右政治改革和社会心理的情景很难再现。

民国政党政治的表面繁荣催生了一轮政党报刊时代。报人虽无法完全断开与政治势力的联系，但总体上独立空间却得到相当拓展，很多报人乃是基于自己的思想和政治立场展开言论，而非简单的政治机构喉舌，他们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少见的独立化舆论势力。无论是《大公报》《申报》等老牌报刊，还是从《独立评论》到《观察》的新生势力，都可见独立、中立的标榜和诉求，由此形成了一批更加独立的报人群体。如果说这个长长的名单上有邵飘萍、胡政之、储安平，那么将其上溯，人们隐约可见王韬、梁启超等人的身影。毕竟在晚清这段历史之中，“报人”这一角色不仅历史性地得以呈现，也见证了知识人在思想和言论气质上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