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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抗议的兴起（第1页）

二、社会抗议的兴起

政治革命之外，辛亥革命当然可视为一次“文化革命”。[9]晚清政治改革虽以一次急促的革命而告终结，但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却史无前例。就本文来说，两个历史现象尤其值得关注。一是“抗议”作为一种“社会自由”、一种现代政治意义上的“社会表达”在晚清真正兴起；二是报人群体经过流动、分化，部分知识精英走向职业化，为民国时代的独立报人拉开序幕。上述现象是传统政治权威衰败和个体权利兴起后，传统公共意识与表达的历史转变。此过程充满各种力量的对抗，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各种政治主张已传播进入中国[10]，成为一股随时可能激发的暗流。中国社会力量被唤醒，反对和抗议得以释放，媒体人获得了新的“公共”话语建构权能，第一代媒体精英由此形成，他们从体制转场至社会，成为一股相对独立的势力。

传统走向现代的种种变迁，在根本意义上，“现代性关涉个体和群体安身立命的基础的重新设定”[11]。这个设定中西方虽因文化、社会结构，对现代国家建构、个体权利的安排有所差异，但个人与平等观念的崛起则带有普遍意义。[12]

现代主义取向的公共精神、公共政治观着眼于角色、身份、阶层的分野而讲求抗争冲突和平衡。如果说在前现代文明，“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限制为重新解释和阐明传统”[13]，隐含的前提是“过去”比“未来”更重要。现代性反思则“被引入系统的再生产的每一基础之内，致使思想和行动总是处于连续不断地彼此放映的过程之中”[14]。国家与家庭之外，民族与社会意识在中国传统没有得到孵化，知识精英虽不失批判意识，但多局限于个人或士人圈内表达，讨论基本展开于君主统治框架之内。士人群体内的抗议精神来自儒家道统，但更多的是一种殉道的个体状态，没有实质保障。结社议论作为一个更加公开广泛的表达，长期处于非法状态。此外，就反思精神来看，“没有出现建构化的异端传统，这应该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中的缺陷”[15]。对普通民众来说，他们的反对或处于压抑状态，或诉诸激烈的民变、骚乱、叛乱，经由士绅为中介的反对意见不仅多属被动，更是源自知识精英对底层教化意义上的责任意识，更多只是一种“体察”或对社会安定的担忧。普通底层中国人，以公开、合法的方式表达不满与反对的机制、渠道缺失，不能不说致使民众长期欠缺抗议精神。

晚清中国出现的社会抗议活动，如集会演讲、请愿、抵制洋货、静坐、通电抗议，已属现代政治性质，这些活跃于甲午之后的种种行动带有明显的抗争色彩，其中裹挟着士绅和普通民众等大量人群，这些行动何以能在甲午后大量地、“合法”地释放？对此可给出不同解释。如前所述，本文认为，中国现代政治意义上的社会抗议意识、行动的兴起，与报人的关系直接而密切。

近代中国制度化的社会抗议，事实上由报刊言论启动，后者开始时带有自强、建言以及传统清议、公论的想象而具有正当性，凭借独特的空间和现代政治框架，演变为一种疏离的力量。这一切的发生以日常方式悄然演进，虽时有打压，但报人作为一个新角色、身份，报界作为一个新群体，却具有较为稳定的生存空间，作为社会活动的报刊业总体上没有中断，且规模和自主性不断增强。报刊上的讨论成为晚清表达不满的少有渠道，知识精英通过办报，将不同政见和反对声音源源不断地输至社会，并获得社会多数意见面貌。如同法国大革命前托克维尔所表述的，正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出版自由，这些新事物一点一滴地渗入古老的躯体，促成了其解体。“政府的种种罪恶所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对精神，既然不能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就只能潜藏在文学之中，而作家已成为旨在推翻国家全部社会政治制度的强大政党的真正首领。”[16]

以抗争方式而言，现代政治培育下的形式大为丰富，包括狂欢、葬礼抗议、抢粮、砸机器、抗捐抗税、怠工、叛乱、罢工、静坐、示威、游行等有形的反抗活动，这些“形式库”内也应包括“文化资源库”，它“包括了在一定时空内一个群体发起抗争所能利用的文字性和符号性资源”[17]。报刊言论批判，早于立宪运动前后的其他抗争方式。这些带有传统文化面貌的文字抗议，激发着其他社会抗议，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抗议精神和公开言论反对，鼓励更多人的其他抗争尝试，言论抗议的公开存在打开了其他政治抗争的想象力。媒体言论抗议开始时并不为统治者所熟悉，报人自身对此也缺乏深刻认知，但这种批判得以公开呈现，对社会不能不产生巨大的示范和暗示，即那些不容置疑的官方权威和治理可以讨论和批判。不满的蔓延很快就超越文字，将传统方式（静坐等）和新的都市街头政治方式（抵制商品、城市游行示威等）结合起来。

而作为文字抗议者的报人，本身兼具多种身份，在报刊空间的抗议和获得的响应，促使他们经常同时投入实际行动。

凭借新的舆论权威，报刊的介入令新兴的社会运动被赋予“正当化”面貌，在没有被查封之前，报刊言论给予社会运动以“合法化”印象，或者说“体制化”假象。

报人通过记录、描述甚至直接赞美各种不满，不断鼓舞人们参与抗争行动。即使改良派报纸如《时报》，在保路运动和国会请愿运动中也使用“君民相争”“人民崛起而与政府相争”这样的词汇。[18]针对国会请愿运动中官方所谓“臣民不得请愿”的说法，宋教仁批判称：“我朝国法亦许人民上书言事，何得谓组织内阁不得请愿耶？”[19]这一说法相当典型，他以言论表达的合法性为“请愿”行动的合法性辩护，而这一辩护通过报刊表达出来，不仅肯定、鼓舞“请愿”行动，也构成了一次新的言论抗议。倾向革命的报人则走得更远，经常鼓吹直接的暴力行动。如林白水在《中国白话报》上公然鼓吹刺杀：“如今中国除了做刺客，更无处置民贼的好法子了”[20]。

报刊与社会抗议互动，促使社会运动更加激进，很多参加者以自杀、自残为荣，报刊对此则给予积极响应甚至喝彩，激发其不断升级，令社会抗议行动胜利的假象和期待大为提高，而当这一切落空，社会怨恨进一步增大，促使新的社会抗争到来。

社会抗议显示了现代政治降临时公共政治观念的嬗变：传统公共意识转向现代主义取向的公共精神，讲求抗争冲突的公共政治观伴随而至[21]，这样的抗议并非成熟现代政治之下的理性表达，常伴随暴力。包括报人在内的抗议内含诸如“敌我”的排斥，激进而不宽容。社会抗议行动常处于一般社会运动和革命之间，最终成为革命先导。

进入20世纪，欧化思潮所推动的文化趋新心理，刷新国人政治理念，不仅影响辛亥革命的到来，“欧化思潮也与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一脉相承，成为文化激进主义的先驱和渊源”[22]。就思想内核看，晚清报人的这种经常性、大规模体制外言论抗议前所未有。“晚清大众媒介倾向于进化、竞争、自由、民主、科学、平等、个性、实用等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做基准，无一不在销蚀着封建传统的文化资源，发展成为封建国家政权的批判力量。”[23]甚至革命派所使用的“排满”民族主义，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文化中国传统的背离，结果是难以成为一个正常现代民族法理国家，而是建构为政党国家”[24]。

这种疏离式抗议，内在的解构诉求和效果明显大于建设。由于儒家文化与政治体系传统上的合一，政治上的失败令文化挫折感如影相随，而抗议大量使用西方思想“义理”，由此政治抗争不能不伴生对传统文化的深刻怀疑，这一点早至谭嗣同的《仁学》已明显流露，此后，大批知识精英对自身文化的疑虑日益加深，至民国终于激发了全面清算。

[1]〔美〕林毓生著，穆善培译：《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增订再版本）》，第75页。

[2]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76～78页。

[3]王韬：《仰止贴跋》，《弢园文录外编》，第379页。

[4]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206页。

[5]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221页。

[6]张朋园：《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第350页。

[7]金耀基：《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第14～15页。

[8]〔美〕萨义德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25页。

[9]参见龚书铎：《辛亥革命与文化》，《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

[10]早在1899年2月，李提摩太译的《万国公报》的《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一文就用一百余字的篇幅介绍了马克思及其关于资本的学说。那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马克思及其学说第一次出现在汉语中。而做过李提摩太秘书的梁启超稍后也以自己的敏锐在日本注意到了马克思的存在，在1902年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和1903年的《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中提到了马克思，称其为“麦客士”为“社会主义之泰斗”，“麦客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革命派中，朱执行于1906年刊发于《民报》2、3号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其中对马克思及资本论的介绍显得更加全面，比如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马尔克之意，以为阶级争斗，自历史来，其胜若败必有所基。”再如评价资本家，“马尔克以为，资本家者，掠夺者也”。此外，还有关于马克思的生平、办报，以及与恩格斯的关系的介绍。（参见《朱执信集》，第11、16页）

[11]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23页。

[12]平等理念对近代以降的中国而言，重要吸引力还在于它契合国际竞争格局之下，新的弱势民族国家建构的国民心理。

[13]〔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第33页。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反思的另外一个结果是，“传统，只有用并非以传统证实的知识来说明的时候，才能够被证明是合理的”。

[14]〔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第33页。

[15]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反对统治者、反“政统”传统，却很少反思自己的“道统”。反政统经常被视为“大儒”，而反道统则被视为异端，而即使偶有异端，也没有形成建构化的异端传统。（参见金耀基：《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第63页）

[16]〔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86页。

[17]梯利把集体行动形式库定义为一定时空内一个群体所熟悉和能运用的抗争方式的总和，赵鼎新将这一概念推广为“文化资源库”，后者包括了上述集体行动的内容，且范围更广。（参见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224页）

[18]分别见《拟鸠合国民开办全国矿路总会说》，《时报》，1907年11月14日。《论国民宜速准备第三次请愿国会之进行》，《时报》，1910年7月9日。转引自〔加〕季家珍著，王樊一婧译：《印刷与政治：〈时报〉与晚清中国的改革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九章。

[19]《希望立宪者其失望矣》，《民立报》，1911年7月9日，见《宋教仁集》，第254页。

[20]该文称：“教全国中、下等社会里头，个个都有权利思想，晓得皇帝是百姓的公仆，没有什么好怕的，官吏更是百姓第二等的奴才，没有什么好惧的，他若犯了法，就把他赶了、杀了，也不过共赶杀鸡犬一样，没有什么稀奇的。那叛逆、反乱、不道，各种放屁话，如今不必相信了。”（《论刺客的教育》，《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918～921页）

[21]参见任峰：《公共话语的演变与危机》，《社会》，2014年第3期。

[22]赵立彬：《辛亥革命前后的欧化思潮》，《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23]刘增合：《媒介形态与晚清公共领域研究的拓展》，《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24]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第95～100页。而“现代国家的规范形态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中国国家形态则是其转变形态的党化国家（partystate）。这两种国家形态对于国家治理进路的选择是大不一样的”。（参见任剑涛：《政党、民族与国家——中国现代政党—国家形态的历史—理论分析》，《学海》，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