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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争鸣 文学终结说与文学理论的未来（第1页）

第二节争鸣：文学“终结说”与文学理论的未来

米勒的文学终结论犹如惊涛之拍岸，激起了文学理论界参与讨论文学理论学科合法性的极大声浪。按理，作为美国学者的米勒对文学理论学科的反思与中国恐怕没有直接关联，但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反响呢？直接来讲，恐怕是因为米勒对文学理论的反思过于“残忍”，因此不能不引发对文学有热情的人们去否认文学的“终结说”。同时，米勒对文学理论合法性的质疑，又不能不引发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学科建设的中国文论研究者的质疑甚至不解。因为在中国，2000年前后的文学理论似乎进入了黄金期。一如王宁所言，2000年甚至是“文学理论年”[11]，因此米勒之论无论如何也不能得到中国学人的认同，发生争鸣也就在所难免。

但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国，又逐渐进入了米勒所言之“电信时代”，人们也越发能够感受到作为文学理论研究对象之文学在悄悄地发生变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存在于市场语境之下，其处境的确不可与20世纪80年代同日而语。简而言之，文学越来越市场化、媒介化和图像化了。然而，面对变化了的社会、文化与文学，文学理论却不能很好地与其形成互证互释的良性关系，甚至出现了阐释力式微之势。这不能不引起学界重视。事实上，文学理论界早就有人对文学理论学科进行反思，也出现了从文学理论走向文化研究之势。换言之，米勒之“文学研究还会存在吗？”在中国也是一个“问题”，因此，米勒的“终结说”一出，应者云集成为必然，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持中立者也不乏其人。

2001年开始，便有童庆炳、钱中文、李衍柱、彭亚非、杜书瀛、赖大仁、姚文放、金惠敏、盛宁、王宁、王一川、余虹、王逢振、吴泽泉等学者加入讨论中来。[12]此后，亦有以此作为硕士学位论文选题者，相关专著也有出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米勒的“终结说”还引发了诸多有关“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论主题的学术会议。[13]在这些讨论会上，中外学人继续对文学理论展开反思，并就此发表了诸多相关论文。

综观这些讨论，大体也是围绕文学理论研究的两个问题来展开的。

一、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终结了吗

童庆炳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与米勒先生对话》中认为，文学不会终结。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文学的变化取决于情感生活的变化，而不是取决于媒体的变化。虽然文学会随着媒体的变化而改变形式，但文学作为一种人类的情感表现形式，不会因媒体的变化而消亡。即使到了今天的电子媒介时代，依旧还有口头媒介的文学存在，这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因此，只要人类的情感不会消失，只要人类需要文学来表现自己的情感，那么文学就不会终结。[14]

其次，文学可以与电视、电影等电子图像文化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好的文学作品会为影视提供资源，成功的影视改编也会让文学作品热销，因此，文学不会因媒介变化而消亡。

最后，读者阅读文学与观看图像文化存在差别。观看图像文化会带来诸如想象力和理解力匮乏的问题，而阅读文学则会增长知识和理解力，带给读者审美愉悦。因此，文学不会在读图时代终结。换言之，虽然“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花越来越多的时间看电视或看电影”[15]，但也不必因此惊慌文学会走向终结，因为阅读文学的功能不会完全被观看图像所取代。

在《文学独特审美场域与文学入口——与文学终结论者对话》一文中，童庆炳先生重申文学不会终结。他提出了三点文学不会终结的新理由。

理由之一是，我们要区分文学边沿化与文学终结的不同。文学终结即文学会消亡，而文学边沿化，是说文学不是社会的中心，它没有那么重要的社会地位。文学边沿化是文学正常化的表现，是常态。相反，文学中心化强调文学处于社会的中心，能发挥极大的作用。这是“异态”，是对文学的伤害，容易造成悲剧。这也是被历史所证明了的。回到现实，我们会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正是处于正常的边沿化时期，这是常态。在正常的年代里，文学本就不应该有那么重要的作用。我们不要把这种正常的边沿化视为文学终结的症候！文学不会因为边沿化而走向终结。[16]换言之，只要我们区分了文学边沿化与文学终结，我们就不会如米勒那样，一发现文学的作用越来越小就悲观失望，惊呼文学在终结，会终结。

理由之二是，文学有其独特的审美场域。与影视艺术等相比，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有属于自己的“心象”，在文字语言之外有其意义、气氛、情调、声律、色泽等，读者所面对的不是电影、电视中演员的直接形象，而是“内视形象”，要用“心眼”来欣赏，其丰富性和再生性是其他审美文化所无法比拟和超越的。这一点确保了文学不会因电子媒体的兴起而终结，米勒所言之“一度由小说提供的文化功能——如19世纪的英国——现在已经转由电影、流行音乐和电脑游戏提供”[17]也就不可能完全真实，不可能彻底实现，因为文学的独特性导致了文学的功能具有不可替代性。同时，文学语言所构成的丰富的整体体验往往使得它具有一定的不可翻译性，以至于“一部让我们着迷的文学作品，要是把它改编为电影或电视剧，也可能让人感到索然无味”[18]。因此，文学的这种独特审美场域保证了文学不会因被影视图像文化所取代而走向终结。

理由之三是，永远会有阅读文学的人。除了文学的独特性能保证文学总有人阅读之外，语文教育也能保证文学人口，社会上的文学爱好者也是文学阅读人口。回到现实经验来看，文学人口也是一直存在的，因为每年都有很多部阅读量达到百万的畅销文学作品。即使在主张文学终结论的德里达的故乡，也有很多文学人口。这就从经验层面上否证了文学“终结说”。

李衍柱也否证过文学“终结说”。他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立论。

首先，米勒的文学“终结说”是特定社会语境下的观点，是面对美国社会实践的理论总结。具体来说，它“基于美国文学界的现状”，“与美国社会盛行的技术理性有关”，因此对我们来说是无效的。

其次，电子信息媒介对文艺的生产、传播与接受等各个方面都有积极功能。电子信息媒介不是文学的敌人，更不会导致文学的终结。比如，网络媒体的出现，引发了传播方式的革命，为人类极大地拓展了集成性空间，将文字、图像与视频结合在一起，让文艺变得更绚丽多彩，同时又为文艺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最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确证人之为人的重要标志。人不同于动物的特性就是人能够运用语言思维，会运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情感体验和思想认识。仅此一点，只要人不沦落为动物，还与动物有区别，只要人还存在，那么人就一定需要文学，文学就不会终结。何况作为语言的文学，它有其他类型的艺术所不具有的独特之处。[19]

彭亚非也撰文参与讨论，认为在视像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文学不会终结。依其之见，“后现代图像文化的消费性狂潮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挤压了文学的空间和取代了文本言说的文化逻辑，但是文学永存的理由和它不可抗拒的未来，事实上依然牢牢掌握在它自己的手中——因为决定文学命运的终究是它固有的、特定的人文本性和人文价值”[20]。具体而言，彭亚非之所以认为文学不会终结，主要是因为文学是内视性的。内视性保证了文学具有更大的审美想象空间，同时也保证了文学具有更深刻的精神意蕴。它虽然不及其他图像文化那样容易使人获得感官愉悦，但以历史深度和人文深度见长。为此，彭亚非写道：“文学是唯一不具有生理实在性的内视性艺术和内视性审美活动，因此与其他任何审美方式都毫无共同之处。这是文学永远无法被其他审美方式所取代的根本原因之一。”[21]同时，由于文学创造了一个内视化的世界，进入这个世界，“存在的诗意才能得到普遍的呈现与揭示”[22]，而人类永远需要这一存在的诗意。这也就保证了文学不会终结。彭亚非接着指出：“文学的内视性想象和对存在诗意的内在体验使人类超越了物质性空间生存的制约而进入了时间性的存在之中。”[23]换言之，由于文学是内视性的，因此它更有精神意味，这使得文学让人的生存更具超越性，从而更能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在彭亚非看来，文学的内视性和时间性决定了文学并不存在终结的问题。彭亚非的观点有较大影响。例如，杜书瀛在《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新时期文艺学前沿扫描》等著作中多次直接引用彭亚非的内视性观点来论证文学不会终结。[24]

关于文学终结问题的讨论，也有与米勒较为一致的观点，其中尤以金惠敏、吴泽泉、余虹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