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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文学泛化时代的文学理论如何可能再讨论（第1页）

第三节文学泛化时代的文学理论如何可能再讨论

文学理论研究对象问题十分重要，所以才能引发争鸣。童庆炳曾指出，文学边界问题“隐含了许多重大问题。比如，我们究竟处于什么时代？是后现代，还是现代，还是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共存？又如，当今社会流行的‘主义’是什么？是消费主义，还是求温饱‘主义’，还是消费与求温饱并存？再如，文学是否会消亡，还是已经消亡？对于费瑟斯通一类学者的舶来品，我们是拿来就用，还是要加以鉴别和批判？当我们吸收外来东西的时候，是否还要主体性？对于今天高科技的发展给我们带来的东西，我们是否要加以分析？在商业大潮面前，人文知识分子是否要保持批判精神？”[61]

对于争鸣本身的重要性，早有学者发觉并做了相关反思研究。这里我们仅以李春青的研究为例。李春青以自觉的反思意识，对这一边界之争进行了多维度的解读，这恐怕也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关于此一问题的最深入解读。

李春青认为，边界之争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事件，其背后乃是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两种研究范式的较量，因此牵涉到文学理论学科的发展走向问题。[62]为此，他对讨论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挖掘。依他之见，论争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存在多方面的分歧。

第一，在言说立场方面，文学理论研究模式持20世纪80年代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精英意识，表现出一种审美中心主义的姿态，将审美与自由、人性相勾连，把维护文学的审美特征视为对知识分子自身的社会担当和价值理想的坚守。而文化研究模式则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已然不相信任何本质，也失去了人文**，往往很理性地与其研究对象保持相当的距离，即使批判，也是隐微书写其关于社会政治体制的具体批判。

第二，在言说者身份方面，相对而言，文学理论研究模式偏于认同“立法者”身份，而文化研究模式则往往以“阐释者”身份自居。持前一种身份的文学理论研究者往往以社会导师自居，试图引领文学趣味；而持后一种身份的文化研究者则以平等的姿态与他人从事“有教养的交谈”。

第三，就文学场域中的位置而言，持文学理论研究模式者在场域中占有有利位置，他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文化资本，不甘于被文化研究模式所取代；而持文化研究模式者为了改变场域位置，另起炉灶，操新话语以获得文化资本，既而改变在场域中的位置。

第四，就常识而言，坚持文学理论模式者，因为其知识结构比较适合阐释文学，因而对新出现的日常生活审美化难以接受；主张文化研究模式者无非是对新出现的东西比较敏感，有兴趣。[63]

李春青承认这四个方面的见解非个人见解，只是理论视角下的一些说法。但这样的解读的确有助于我们看清边界之争的“真相”。这里，我们接着李春青的研究，勉为其难地再提出几点与文学边界及文学理论学科发展有关的问题予以简要讨论。

首先，对学科专业的理解问题。

在现代学科体制下，保持必要的学科界限是可取的。只有通过学科才能实现专业化。而既然需要学科，那么如果一个学科没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其存在的必要性恐怕将大打折扣。就此说来，文学理论的确要研究文学。通过研究文学，文学理论研究者具备了专门的“文学知识”，在面对文学文本时，能够说出非文学理论专业人士说不出来的“文学话语”，这当是学术研究的目的之一。如果能成为专业的文学理论家，就再合适不过了。这当是持文化研究模式者也会认同的。然而，如果把文学理论视为“意识哲学”，局限在学科专业术语里思辨，而不去关注文学在当今时代的生存处境，由此恐怕很难确证当下文学理论学科的合法性。从这个方面看，文学理论开放自我是有其必要性的。这种开放既包括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开放，也包括学科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开放。只有学科间的开放，才能保证知识生产的有效。事实上，面对复杂的研究对象，也只有打破学科壁垒，实现学科串联，才能获得关于研究对象的有效阐释。同时，任何学科都只有在积极回应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时，才能循此介入现实，实现学科研究的目的。

文学理论学科也不例外。它在从事专业知识生产的时候无疑有开放自我的内在诉求。如果认同文学理论并非原发性的生产知识的学科[64]，那么文学理论甚至只有在这种开放中才能获得关于文学的知识。而由于今日的文学有了新变化，所以出现了学人描述过的新景观：“今天社会的审美活动已经大大不同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的界限和范围。从某种程度上看，今天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雕塑等经典的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泛艺术门类的活动，如广告、流行歌曲、MTV、KTV、电视连续剧、网络游戏乃至时装、健美等。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之中。”[65]这时，文学理论无疑是要突破既定的学科体制在研究对象选择上的惯例，对新的文学现象开放，并将其接纳为研究对象，从而实现文学理论的创新。如果文学理论上述两种意义上的开放都有需要的话，那么它自然而然地会有文化研究转型的诉求。因为文化研究有意识地突破学科体制的束缚，因而是反学科甚至后学科的智识领域。对此，金元浦写道：“文化研究本质上的多样性，呼唤人文社会学科的‘综合治理’——形成由不同学科切入、遵循不同学科方法进行研究的多元话语方式。因此，文化研究是多种范式指导下的各种不同的话语形成的共生并在又相互对话、相反相成的集合形态。”[66]同时，文化研究又有积极介入现实、回应生活的冲动与能力，即“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新的审美现象，这是文艺学文化转向的题中应有之义”[67]。文化研究的这两个特点，使得当前危机中的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有了关联。不妨说，这正是文艺学学科反思过程中需要处理的关键问题，是持文学理论模式者所要特别加以重视的。

其次，对文化研究的理解与选择问题。

就实际的情况看，文化研究至少有两种形态：一种可名之为研究文学的文化研究，另一种可名之为不研究文学的文化研究。前一种文化研究的目的是优化现代学科体制下的文学理论，这种文化研究并非不研究文学，只是对文学的理解不循规蹈矩，不承认故有的文学惯例与等级区隔，不主张仅对象性地研究文学本身，不以鉴定文学的好坏优劣为最终目的。毋宁说，它是要反思一种文学之所以如其所是的社会条件和生产机制。通过这种分析，我们一样能够达到人文学科的社会关怀效果。同时，它一改立法者身份，不再直接地抒发文学理想及彰显社会伦理规范，而是将知识生产的目标锁定在切实地阐释现实处境上，告诉人们当今时代的文学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的。这样的文化研究是有其存在的理由的。不可否认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已然市场化，并出现了重大变化，一如有学人所概括的那样：“一是文化作为精神活动开始向物质活动靠拢，物质活动的产出方式与目标结果为文化‘产业’所仿效和跟随；二是文化的消费需求被高度重视，策划营销、包装炒作等商业活动手段被引入文化实践活动中，催生了市场条件下中间行业的出现；三是社会文化发展的最终目的，虽然仍是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文化需求，使人们获得相应的精神享受和审美愉悦，但是，人们对利润的追逐向往，造成了社会文化终极目标的变异。”[68]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还守住原来的文学研究范式，恐怕难以奏效。此时，文学理论适当地借鉴文化研究的理念与方法无疑是可取的。这也是持文学理论模式者所认同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实尚有另一种文化研究，它不承认现代学科体制，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也不拘于一格。依其之见，整个世界都是文本，都是表意实践的符号。对于研究者而言，关键是通过解读、分析这些文本符号建立与这个世界的真实联系，实现人们对身处其中的世界的自觉认知。这种文化研究是跨学科甚至反学科的，具有明显的后现代性。诸如关于影视、网络、微信、酒吧、广告、时装、拍客、恶搞、御宅等大众文化现象的研究都算是这种文化研究。伯明翰文化研究代表作之一《识字的用途》即这样一种文化研究。持文学理论模式者所反对的，正是这种文化研究。然而，持文化研究模式的陶东风先生对这种文化研究却甚为认同：“秉承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中国当代的文化研究批评已经极大地超出了体制化、学院化的文艺学藩篱，拓展了文艺学的研究范围与方法，从经典文学艺术走向日常生活的文化（如酒吧、广告、时装表演、城市广场等）。这种研究进入了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话语分析、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运用层次，其研究的主旨已经不是简单地揭示对象的审美特征或艺术特征，而在于解读文化生产、文化消费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复杂互动。”[69]倘若明白了文化研究的这两种形态，则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争论。但问题是，后一种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是怎样的关系呢？这就牵涉到文学泛化时代文学理论如何可能的问题了。

最后，文学泛化时代的文学理论如何可能的问题。

如果文学已经泛化了，已经幽灵化为文学性，那么文学理论便没有理由不发生转型，并从事文学性研究。这里我们非常认同余虹的说法：文学理论学科的危机一定意义上就是研究对象的危机，在文学边缘化而文学性中心化的语境下，调整和重建文学理论的对象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70]为此，余虹认为：“我们可以尝试跨越现代学科分类的界限，将形形色色的人类话语经验作为总体文学来设想，而不同的话语只是总体文学的特例，它们都具有文学性。如果这样，我们就可以将一篇社论、一条广告、一个企业的营销手册、一条新闻报道、一个理论甚至一个政治家、一个企业家、一个学术明星当作文学作品来研究。这种研究不是说被研究的对象只是‘文学作品’，而是说可以对它的文学性加以研究，这种研究将有助于对其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道德的、宗教的意义之理解。”[71]从事文学性研究有助于我们的文学理论介入现实，参与到当前的社会构造中来。否则，文学理论与文学文化及社会现实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很难建立起来，更遑论臻于互证互释之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文艺的泛化，文学理论研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一是对文艺的泛化，尤其是对泛化过程中出现的新文艺文化现象持排斥态度。其原因恐怕是研究者用过去的理论观念看待新文艺文化现象，正如谭好哲所指出的那样：“有一些文艺研究者和批评家对新的变化中的文艺创作现象缺乏审美上的敏感和理论上的把握，依然从旧有的惯常的思维定式和文艺观念出发，用老旧的话语来阐释甚至欲图规范新的现象，在理论武器的陈旧与创作实践的新锐之间形成明显的脱节和反差。”[72]这典型地体现在大众文化大众文学的研究上。有些学人持精英的立场和故有的知识观念，因此认为新出现的大众文学文化现象不值一顾。例如，用经典的文艺规范要求新出现的文学文化现象，以至于对它们或置若罔闻或大加挞伐。[73]对此，李春青曾指出，由于大众文化不是在知识阶层的审美趣味的影响或引导下出现的，它完全取决于市场和新传媒的力量，因此，仅仅简单地否定无济于事，“唯一恰当的态度就是积极地介入”[74]。

二是对于文学泛化以及新出现的文艺文化新现象、新问题，仅停留在口头关注上，而没有展开研究实践。这种口头关注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有学人认为要积极关注新文艺文化现象，并且也意识到这种新文艺文化的新特质，但是未曾切实对这些新文艺文化现象文本进行分析，也不切实地对这些新文艺的生产、消费机制做深入、具体的“民族志”式的研究。另一方面，有学人也在积极关注文学泛化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但是以一种立法者的身份对这种新文艺文化现象做出批判，指责新文艺文化现象的种种局限，并且提出理想的新文艺文化规范，可就是没有去分析这些新文艺文化何以如其所是，也鲜从受众的角度考察新文艺文化接受和消费效应等重要问题，这终究是于事无补的。对此，李春青有过一段精彩的分析，我们不妨引用于此：“知识阶层安之若素的那种言说立场已经失去了物质基础，本身就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高科技、现代传媒、文化消费需求已然悄然无息地取代了知识阶层‘立法者’的社会角色，它们成为真正的‘立法者’。经过长期启蒙精神的熏陶与文化普及而改变了精神状态的平民百姓成了新的‘立法者’的忠实拥护者，他们之间业已形成‘共谋’关系，而靠话语建构为社会立法的知识阶层实际上被挤压到了社会的边缘地位。对于知识阶层来说，这当然是令人沮丧的事情，但这还不是其悲剧性之根本所在。悲剧性的真正根源是那些精英知识阶层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这种社会境遇的根本性变化，依然认同着原来的社会角色，并且苦心孤诣地进行着话语建构。”[75]与其以一种悲剧情怀去做否定性的批判，还不如改变策略，通过对这种新文艺文化的具体分析和阐释，提出具体的意见与建议，并通过各种渠道来多多少少地对它的生产、传播与消费产生一些影响。

三是将新文艺文化现象用作他国理论的例证，而不做切合语境的具体研究。对此，谭好哲做了很好的总结：“有一些所谓学院派研究者和批评家则热衷于以追‘新’逐‘后’的心态操练从欧美引进的新潮理论，仅仅把中国的文艺实践作为证明其演练之舶来理论的例证，实际上完全脱离了对中国文艺实践的具体分析……不能解决任何实践问题。”[76]不对文艺文化新现象、新问题做具体研究，直接套用他国理论的做法，表面上是做了研究，有时也能说出一些惊人之语，实际上却无论如何都有生搬硬套之嫌疑。他国理论的引进终究不能替代地方性的知识生产。

诚然，面对文学泛化和借此出现的新文艺文化现象及问题，恐怕唯有介入参与才是文学理论的正途。陶东风早已指出：“文艺学的出路在于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地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呼吁重新建立新的‘文学—社会’研究范式，弥补单纯的内部研究的不足。”[77]陶东风之见或已逐渐成为共识[78]，然而时至今日，如何具体地展开研究却依然是一个任重道远的问题。

[1]赵勇曾视当今文学泛化为“文学现实”，并描述道：“大众文化的勃兴首先把种种文化产品变成了泛文学的作品，它们一经出现就既改变了文学的既定结构，也形成了一种新的生产与消费模式，还把许多人对文学的理解引导到了大众文化的思路当中。这不仅意味着文学的生产已规模化与批量化，而且意味着文学受众接受文学的渠道与途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参见赵勇：《新世纪文学理论的生长点在哪里？》，载《文艺争鸣》，2004（3）。

[2]赵勇：《新世纪文学理论的生长点在哪里？》，载《文艺争鸣》，2004（3）。

[3]参见钱中文：《文艺学的合法性危机》，载《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2004（2）。

[4]关于文学性蔓延的描述，可参考如下文献。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载《文艺研究》，2002（6）；金元浦：《别了，蛋糕上的酥皮——寻找当下审美性、文学性变革问题的答案》，载《文艺争鸣》，2003（6）；陈晓明：《文学的消失或幽灵化？》，载《东方杂志》，2003（1）。

[5]参见陶东风：《大众消费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答鲁枢元先生》，载《文艺争鸣》，2004（5）。

[6]参见《文艺研究》2014年第1期第15页的“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编者按。

[7]陶东风、和磊：《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1949—2009）》，61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8]陶东风、和磊：《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1949—2009）》，62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9]这组文章是2004年5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和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联合召开的“文学理论的界限”研讨会的会议论文。

[10]其他相关文章数不胜数，亦包含以下重要文章。李春青：《在消费文化面前文艺学何为？》，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2）；王元骧：《文艺理论中的文化主义与审美主义》，载《文艺研究》，2005（4）。

[11]参见李亚萍、杨锏：《文艺学：危机与突破——第四届全国文艺学及相关学科建设研讨会综述》，载《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2004（1）。

[12]参见贺玉高等：《“身体写作与消费时代的文化症状学术研讨会”综述》，载《文学评论》，2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