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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文学理论知识学问题的其他讨论（第1页）

第三节文学理论知识学问题的其他讨论

对于文学理论的知识学讨论，尚有其他学人参与。这里我们再以张法、余虹等学人的研究为中心予以简要考察。[82]

首先，张法主要对教材文学理论的“知识学模式”问题展开了反思。[83]他先从学科命名的角度考察了教材文艺学的百年历史，发现教材文学理论的名称在民国时期主要是“文学概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期是“文艺学”，而改革开放以来则是“文学理论”。这三种名称的文学理论教材分别以田汉的《文学概论》、以群的《文艺学》和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材》为代表。从田汉的教材中可以看出，那时虽然西方理论占据主体地位，但是最终还是苏联模式取代了西方理论。在张法看来，其原因恐怕是苏式思维有益于推进中国现代性的总体性。苏联模式与中国之学突出整体这一点更为契合，而西方之学突出的是分科，与当时中国救亡图存需要强调整体性的语境不吻合。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受政党政治实践的影响，西方理论在文艺学中消失了，中国文艺学曾经被苏联模式“全面占领”。虽然大学生编教材的“青春性实验”以及中苏关系恶化，使得中国文艺学与苏联模式有所区别，但是事实上多少还是受苏联模式影响的，并形成了“共和国模式”。张法将这种模式总结为三个方面的“遗产”：“一是文艺学的学科命名；二是统编教材的四大结构；三是马克思主义的权威符号。”[84]在张法看来，改革开放以来的教材文学理论虽然试图“与时俱进”，但最终还是与“共和国模式”有“结构上和核心上的继承”，并因此出现了“用各种最新内容来填充原有结构时所呈现出来的矛盾性”[85]。

其次，张法对21世纪以来南帆主编的《文学理论新读本》、王一川的《文学理论》和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这三部文学理论教材进行了反思。在他看来，这三部文学理论教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学科本位意识得到更大的突出”[86]。这三部教材分别从三个方向对既有文学理论进行超越。南帆主编的教材以世界学术标准来定位自己的理论，王一川所著教材以文学本体逻辑来建构自己的理论，陶东风主编的教材则以历史多样性为追求。

在指出上述三部教材的知识学逻辑的同时，张法分别对其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反思，认为它们既有可取之处，也存在局限性。他指出南帆的教材以世界最高成就和最新观念来重新叙述文学理论新体系，给当代文学理论教材带来了一定的创新，但其线性进化论的文论观也导致文学理论出现了相应的弊端，如“失去了自己文学理论内涵中本有的优势”[87]。王一川的教材有诸多值得肯定之处，即“立足原有结构，回归文学特性，兼容中西理论，独创招牌新名”[88]。但该教材也有一些局限性。例如，它以感性修辞论为核心概念，因具有中国特色和个人化色彩，与追求普遍性、稳定性知识的教材不吻合。陶东风的教材在追求历史多样性和使用中西比较方法上有特色，并试图建构具有历史性和地方性的文艺学知识体系，但该教材在实际的写作中并没有完全落实好这个目标。[89]

在分别细读这三部教材之后，张法指出了它们共有的问题。三本教材都试图接受和理解世界主流学术的核心观念，即后现代思想，但最终“三本文学理论新著在运用西方最新理论的时候，不是走向了西方最新理论的反面，就是运用得力不从心，甚至南辕北辙”[90]。张法指出，中国文学理论是“整体逻辑性”的，西方文学理论虽然也有体系性，但更有流派性。而且，由于流派的存在，加上西方理论与批评关联密切，因此文学理论很容易走向后现代性。中国的文学理论由于缺乏流派，也非产生自批评，所以很难切实地实现后现代性，这就是三部文学理论教材很难用后现代性观念结构文学理论的重要原因。

最后，张法对中国文学理论进行了全球视野下的反思，指出了中国文学理论在知识层面上的几点不足。一是由于在中国，起重要作用的世界史框架没有形成，因此进行宏大叙事很困难。中国从先秦以来的文学理论传统，以及始自王国维、梁启超的现代传统很难进入文学理论教材书写之中。二是与西方相比，中国缺乏流派型的文学理论，这导致西方的流派理论很难进入我们的教材文学理论，我们往往把流派文学理论看成流派理论史。三是中国文学理论缺乏“本土资料”，我们似乎一直在追赶西方先进的理论。[91]

张法的反思非常有价值，虽然他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文学理论知识重建的理念与做法，但其反思无疑可以推进文学理论教材的“深入、扩展、前进”。他在让我们看清楚百年来教材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状况的同时，也让我们获得了一些启发。简而言之，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我们的文学理论教材目前不可能完全用古代的术语范畴来书写，甚至难以用其作为主导范畴。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性的进程并不具有自主性，在世界史中不占主导作用。其二，文学理论模式与文化精神和现实语境需要有关。例如，1949年之前的文学理论之所以最终会被苏联模式替代，就是因为苏联模式符合中国文化的精神和现实需要，而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无疑是那个时代的表征，其中西方理论的阙如就是明证。回到当下，我们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应该意识到自身的复杂处境，更应该对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场域特点展开分析，这样才有可能更为自觉地应对教材文学理论的危机和挑战。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完全抛弃现有教材的书写经验，反而应该在继承各类教材长处的基础上，逐渐完善之，既而生产出更有个性但又有普遍性的好教材。其三，好的教材文学理论应以言说可批评阐释文学文化现象的知识为主。这就要求一般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要从问题出发，关心本土文学文化现象，生产出与之互证互释的知识。借此，教材文学理论才有可能获得本土的理论资源。

余虹也对文学理论进行了知识学的反思。这里我们仅述评其关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机制问题的讨论。

为了了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机制，余虹首先对文学理论的知识特性进行考察。依其之见，文学理论知识具有寄生性的特点。也就是说，文学理论并不是独立的理论，而是寄生在其他理论之中的理论。对此，他描述道：“古往今来的文学理论或者是哲学的，或者是神学的，或者是社会学的，或者是伦理学的，或者是政治学的，或者是历史学的，或者是语言学的，或者是心理学的，而从来就没有脱离诸‘学’的文学理论。”[92]余虹所指出的这种寄生现象，也被诸多学者发现并指认。李春青就曾将这种现象命名为“文学理论的中介性”，其意与余虹几近相同。[93]文学理论知识的寄生性实际上是牵涉到知识品质的一个问题。有研究表明，知识品质由三个变量决定：第一，积累性；第二，解释力；第三，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度。这三个方面越强，知识的品质就越高，自主性也就越强。[94]文学理论的寄生性说明文学理论知识的品质不高，自主性不强。它往往依托其他学科的知识，受学科之外的因素影响较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余虹认为主要因为文学理论的论说对象既是综合的，又是分化的。这就使得文学成为诸多学科的研究对象，而非专属于文学理论。那么，文学理论的寄生性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余虹将这一问题引入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秩序的讨论中，最终目的是反思现有教材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问题。

在余虹看来，文学理论的寄生性使得文学理论的论述工具和学理逻辑由它所寄生的理论提供。对此，他举柏拉图等人的文论为例予以了说明。我们知道，柏拉图的摹仿概念并不是其诗论的专属概念，而是论述一切经验现象的哲学概念。依柏拉图之见，其他事物也是摹仿理式，诗歌只不过是对其他事物的摹仿，因此，诗歌是低级的摹仿。离开了对柏拉图哲学的理解，我们就不可能弄懂柏拉图的诗论。如果一改柏拉图的摹仿这一哲学概念的内涵，整个柏拉图的诗论就会随之改变。稍微了解一点西方文论史就会知道，亚里士多德的诗论之所以与柏拉图的诗论相异，就是由于其背后的哲学观念存在分歧。于是余虹得出结论说：“文学理论的危机与冲突多不是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准确地说来自它寄生的理论。”[95]余虹接着指出，依托不同理论的文学理论虽然可以在特定历史时期被其他文学理论所取代，但在学理上不可取代。同时由于各种文学理论所依托的理论不同，因此冲突是必然的。整个西方文论一直在发生这种冲突。冲突有内部和外部的区分，共同之处是它们都有助于拓展理论空间。不同之处在于，内部冲突的双方可以兼容，是对原有理论的丰富；而外部冲突的双方不可兼容，是对原有理论的否定。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机制及知识秩序与这种矛盾冲突有内在关联，换言之，文学理论依托的理论运动是影响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秩序及其走向的因素之一，另一个因素则是社会历史语境。但在余虹看来，理论依托是比社会历史语境这一因素更为隐蔽的因素。甚至可以说，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秩序的更替转换和创新发展更多的不是社会历史语境的引导，而是由其依托的学理的变迁所主导的。

余虹接着以文学理论教材为例予以说明。例如，新时期之初，蔡仪的文学理论教材依托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具有高度统一和学理自洽的特点，因此具有极大的排他性，“以至于很多中文系毕业的学生要花多年的时间才能摆脱遮蔽而一见文学理论的多元景观”[96]。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教材，由于依托的学理大多是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因此具有兼收并蓄的特点，显得更为开放多元。但这类教材依托的学理太多，互相之间甚至有不兼容之处，一如主编与撰写者之间存在差异而不兼容一样，并且这类教材又往往试图用一种学理来综合其他学理，掩盖各种学理之间的不可兼容性，这就导致了学生在学习这类教材时“获得的知识只是一堆糨糊”[97]。

由于中国文学理论的资源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西方，因此余虹对西方文学之思的知识传统进行了细读。他分别考察了三大思路，即神学路径、人学路径和语言学路径。在他看来，这三大思路不可兼容。神学路径旨在探究文学的神圣超越性品质，以及与此相关的审美价值；语言学路径力图建立文学科学，而将文学作为封闭自足的语言结构来研究；人学路径否定文学的超越性可能，而将其还原为权力游戏或意识形态。然而，这三大路径却在中国文艺学教材中并置，形成知识建构一体化景观，导致的结果是难以厘清的知识混乱和自身的迅速解体。事实上，在西方，这种现象十分少见。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导论》自不必说，即使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虽然依据新批评的学理逻辑建构知识体系，但也没有将异己的知识统一于自身。在余虹看来，这种开放的教材观念尊重历史上各路文学理论的差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各路知识，对于开拓新的知识路径也不无益处。余虹最后说：“我们能否设想这样一种文艺学的公共空间和知识秩序，在这里，没有‘一体化’的冲动，没有强制的综合，它对各种文学研究的理路及其成果敞开，尊重它们的差异、冲突与争吵，从而为文学研究另辟蹊径提供必要的动力与张力？”[98]

余虹对文学理论知识的寄生性的反思及其关于文学理论知识重建的思考也是非常有价值的。由于文学理论的寄生性，它必定要依托其他理论以获得学理，而学理是要讲道理的，无法委曲求全，因此我们要尊重它，给它独立自由的空间。这一点甚至要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生成有个体风格的文学理论知识，才可能有百花齐放的文学理论花园。毋庸讳言，我们之所以缺乏流派型文学理论，一定意义上恐怕与此有关。大多数知识生产主体都不能明确地彰显学理。例如，审美派文学理论要用某一主义的学理来予以整合，这样似乎才显得全面、正确。殊不知这样的整合往往使其失去了一部分让自身成长为理论流派的深度空间。另一种情况是，一种新的学理一出现，故有的那种尚未深度研究的学理便被放弃了，或者又与这一新的学理调和，以显示知识生产主体的与时俱进，或形成表面的和谐，文学理论流派的形成因此变得殊为不易。为此之故，余虹所指认的“一体化冲动”值得每一位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者警惕。当然，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一体化冲动”并非完全能由知识生产主体控制，换言之，这不是一个学理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社会制度让渡自由空间的结构性问题。[99]但是，这并不是我们无须重视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学理机制问题的借口。

[1]李春青：《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34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此后，李春青还与赵勇合作出版了名为“反思文艺学”的研究生教材。参见李春青、赵勇：《反思文艺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李春青：《对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反思》，载《文艺争鸣》，2001（3）。

[3]李春青：《论文学理论的命名——文学理论学科性反思之一》，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3）。

[4]李春青：《走向阐释的文学理论——文学理论学科性反思之一》，载《学术研究》，2001（7）。

[5]李春青：《文学理论的“自性”问题》，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1）。

[6]李春青：《文学理论还能做什么？》，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3）。

[7]李春青：《文学理论的中介性与合法性》，载《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4）。

[8]李春青：《我们还需不需要文学理论》，载《人文杂志》，2004（5）。

[9]另外还有如下重要文献。李春青：《文化研究语境中的文学理论建设》，载《求是学刊》，2004（6）；李春青：《谈谈文学理论的转型问题》，载《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李春青：《“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学理论的新课题》，见《小康社会：文化生态与全面发展——2003学术前沿论坛论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李春青：《文学理论的学科性危机及其出路问题》，载《和谐社会：公共性与公共治理——2004学术前沿论坛论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李春青：《谈文学理论在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位置》，载《文艺争鸣》，2005（4）；李春青：《关于“文学理论边界”之争的多维解读》，载《文学评论》，2005（1）；李春青：《文学理论与言说者的身份认同》，载《文学评论》，2006（2）；李春青：《论文学理论发展趋势》，见麦永雄：《东方丛刊》第1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李春青：《试论当代文论话语建构之路径、存在问题及出路》，见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师范大学：《科学发展：文化软实力与民族复兴——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论文集》下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需要说明的是，李春青先生反思文艺学的相关文献大多涉及两种著述，即《反思文艺学》和《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

[10]参见邢建昌：《理论是什么——文学理论反思研究》，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1]李春青：《对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反思》，载《文艺争鸣》，2001（3）。

[12]参见李春青：《对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反思》，载《文艺争鸣》，2001（3）。

[13]李春青：《对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反思》，载《文艺争鸣》，2001（3）。

[14]李春青：《对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反思》，载《文艺争鸣》，2001（3）。

[15]李春青：《对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反思》，载《文艺争鸣》，2001（3）。

[16]李春青：《对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反思》，载《文艺争鸣》，2001（3）。

[17]李春青：《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34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8]李春青：《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19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9]李春青：《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3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0]李春青：《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4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1]李春青、赵勇：《反思文艺学》，145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2]李春青、赵勇：《反思文艺学》，156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