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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文学理论知识学问题的其他讨论（第2页）

[23]李春青、赵勇：《反思文艺学》，145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4]李春青、赵勇：《反思文艺学》，128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5]参见王晓明、蔡翔：《美和诗意如何产生——有关一个栏目的设想和对话》，载《当代作家评论》，2003（4）。

[26]李春青：《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216～21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7]李春青：《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264～26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8]参见李春青：《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61～6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9]2003年11月2日，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文艺研究》编辑部，召开了题为“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美学学科反思”的研讨会，会后《文艺研究》编辑部刊发了这组文章。除陈晓明一文外，《文艺研究》编辑部还刊发了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社会学的重建》、曹卫东《认同话语与文艺学学科反思》、高小康《从文化批判回到学术研究》等文。

[30]其他参与笔谈的学人及其文章为孟繁华《文化研究与当下的文艺批评实践》、南帆《文化研究：转折的依据》、贺绍俊《重构宏大叙述——关于当代文学批评的检讨》等。

[31]陈晓明：《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对当代文艺学的反思》，载《文艺研究》，2004（1）。

[32]在一次北京举办的文艺学会议上，吴思敬老师提及，某文学作品讨论会只有他和陶东风老师受邀参加了。实际的情况也的确如此。笔者了解到只有陶东风、赵勇等少数几位老师会参与相关活动。

[33]陈晓明：《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对当代文艺学的反思》，载《文艺研究》，2004（1）。

[34]钱中文先生曾写道：“80年代初，随着文学创作的创新局面的不断发展，中外文化交流的迅速展开，文学理论自身也提出了更新的要求；需要了解外国的文学理论成果，也要重建自己，从而开始走向理论的自觉。80年代中期，出现翻译介绍外国文论的热潮。20世纪著名的多种外国文学理论著作，形形色色的外国文学理论流派，相继被介绍过来，如形式主义文论、新批评文论、结构主义文论、叙述学文论、精神分析文论、原型批评文论、存在主义文论、文学接受理论、读者反应批评、现象学文论、阐释学文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文学社会学、符号学文论、解构主义文论、比较文学理论等。短短十来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几乎经历了西方近百年的理论历程。”参见钱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214～21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5]有学人甚至以西方文论的引介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这一点足以见出我们学习西方文论的“劲儿”，同时也可以看出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论的影响。用研究者赵淳的话来说就是：“1990年代文化转型以来，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的引介，无疑极大地拆解和改变了我们原有的话语、观念和范式。”参见赵淳：《话语实践与文化立场——西方文论引介研究：1993—2007》，10～11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6]孙绍振：《文论危机与文学文本的有效解读》，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5）。

[37]参见朱立元：《走向现代性的新时期文论》，263～274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38]当然，20世纪80年代，强调文论话语的中国性并不占据主流，甚至恐怕是声音极为微弱，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其存在的事实。20世纪90年代，因提出文论失语症而名声大噪的曹顺庆先生就曾指出，他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探索中国古代文论历史地位和理论价值的路径了，之后才有了其有关失语症的思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我已经在着手另一个层面的工作，即试图探寻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参见曹顺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见钱中文、李衍柱：《文学理论：面向新世纪》，150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39]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由于社会历史语境的变迁，保守主义文化思潮此起彼伏，文论界出现了共享这一“中国性”知识型的诸多文论话语，如失语症、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西方文论中国化、当代文论本土化、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论等。

[40]不少学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带上“中国性”似乎就会符合意识形态的需要，与主流话语所言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甚相契合。于是，近年来，文艺学、美学、艺术学界有诸多与中华美学精神、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讲述中国故事等相关的课题、会议、论文。这虽然是此前的学界现象，但在当前语境下似乎显得代表主流话语。

[41]陈晓明：《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对当代文艺学的反思》，载《文艺研究》，2004（1）。

[42]陈晓明所描述的这种合法性危机，也是其他众多学人所感受到的。事实上，大学文艺学学科反思就是从危机开始的。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和李春青《对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反思》（《文艺争鸣》2001年第3期）等文艺学学科反思的重要论文，都对文艺学学科危机进行了描述。2003年12月3日至4日，在暨南大学举行的第四届全国文艺学及相关学科建设研讨会上，文艺学学科的危机成为一个核心话题。参见李亚萍、杨锏：《文艺学：危机与突破——第四届全国文艺学及相关学科建设研讨会综述》，载《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2004（1）。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文艺学学科危机的描述，可参考的重要文献还有如下诸篇。黄应全：《多元化：克服文学理论危机的最佳抉择》，载《浙江社会科学》，2002（1）；钱中文：《文艺学的合法性危机》，载《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2004（2）；盖生：《论文学理论的有效性及价值剩余——对文学理论危机论的一种解答》，载《文艺理论研究》，2004（5）；李衍柱：《范式革命与文艺学转型》，载《东方论坛》，2005（4）；王纪人：《对当代中国文论有效性的质疑与分析》，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刘进：《文学理论的基本品格和功能——对“文学理论危机”话题的一种理论回应》，载《文艺理论研究》，2005（3）；李怡：《失落了文学感受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4）；何志钧：《文学理论危机与文学理论的科学化》，载《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钱中文：《正视中国文学理论的危机》，载《社会科学》，2006（1）；朱立元：《关于当前文艺学学科反思和建设的几点思考》，载《文学评论》，2006（3）；葛红兵、宋红岭：《重建文艺学与当代生活的真实联系——文艺学学科合法性危机及其未来》，载《文艺争鸣》，2007（3）；赖大仁：《当代文论：危机及其应对》，载《学术月刊》，2007（9）；章辉：《文艺学危机与文学理论知识创新——访高小康教授》，载《甘肃社会科学》，2008（1）；童庆炳：《当下文学理论的危机及其应对》，见童庆炳、王一川、李春青：《文化与诗学》第1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孙绍振《文论危机与文学文本的有效解读》，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5）；肖明华：《分化、危机与重建——19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状况的一个考察》，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陈伟：《文学理论：危机或新生》，载《文艺争鸣》，2012（9）。值得一提的是，也有学人认为文艺理论危机说大可商榷。比如，王元骧先生就认为，文艺理论的危机是一个伪问题。人们认为文艺理论有危机，完全是由于人们对文艺理论性质和功能有误解。在他看来，文艺理论“不只是说明性的、描述性的，更主要是反思性的、批判性的”，所谓文艺理论的危机说恰恰是把文艺理论视为说明性的、描述性的这一观念所致。参见王元骧：《析“文艺理论的危机”》，载《社会科学战线》，2010（8）。王元骧先生的观点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43]参见蒋原伦：《90年代批评》，1～25页，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44]陈晓明：《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对当代文艺学的反思》，载《文艺研究》，2004（1）。

[45]陈晓明、孟繁华、南帆、贺绍俊：《“文学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笔谈》，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6）。

[46]陈晓明、孟繁华、南帆、贺绍俊：《“文学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笔谈》，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6）。

[47]对于文学理论的苏联模式，也应该如此看待。在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下，文学理论只能采用苏联模式。我们也是有选择地接受苏联模式的文学理论。苏联模式的文学理论对于当代学科意义的文学理论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

[48]关于文学理论的效用问题，笔者曾经撰文从现代性的角度予以讨论，可参见拙作《现代性视域中的文学理论的效用问题论略》（《湖北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究竟该如何看待这套话语，以及文学理论的未来走向究竟如何，这都不是个人的观念所能决定的。在基础教育及高等教育环境并未改变的语境下，在“马工程”教材建设全面展开之际，文艺学原理是否会继续占领中心或重返中心仍未可知。

[49]参见陶东风：《文化研究与政治批评的重建》，315～31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50]阎嘉：《21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走向与问题》，载《文艺理论研究》，2007（1）。

[51]陈晓明：《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对当代文艺学的反思》，载《文艺研究》，2004（1）。

[52]陈晓明、孟繁华、南帆、贺绍俊：《“文学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笔谈》，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6）。

[53]陈晓明、孟繁华、南帆、贺绍俊：《“文学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笔谈》，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6）。

[54]陈晓明：《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对当代文艺学的反思》，载《文艺研究》，2004（1）。

[55]顺便要说明的是，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要有合法的制度条件，使得我们能够深入文学文本之中，既分析阐释文学文本，又真诚自由地讲述文学文本所表征的生存境况以及读者自身的个体生存感受。借此，方有可能生产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知识。我们非常认同陶东风所言：“所谓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话语’，就是切中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经验，切中当下中国的真问题，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政治和经济、文化艺术和日常生活有诊断力、解释力的话语。这样的话语才是有‘中国特色’的。至于这个话语是否包含了西方理论或古人理论，是中国本土学者说的还是美国学者说的等，都是无关紧要的，要紧的是它能不能解释中国的现实。”参见陶东风、陈国战：《在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的错位处寻求创新——陶东风教授访谈》，载《中华读书报》，2014-11-26。当然，这样说也并非要否认知识生产中个人道德力量及心性信念方面的作用。为此，我们也认同陈晓明所说的“**”后中国的文学家们都反思过“**”，“并且庆幸自己离开了那种立场和态度。多年过去了，有理由认为，作为一种处理知识的方法和对待知识创新的态度，有多少人真正从意识深处抹去那些印迹”。参见陈晓明、孟繁华、南帆、贺绍俊：《“文学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笔谈》，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6）。

[56]陈晓明：《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对当代文艺学的反思》，载《文艺研究》，2004（1）。

[57]参见陈晓明、孟繁华、南帆、贺绍俊：《“文学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笔谈》，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6）。

[58]陈晓明、孟繁华、南帆、贺绍俊：《“文学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笔谈》，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6）。

[59]参见钱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25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