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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何为本质主义的文学理论知识立场（第3页）

[36]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本质主义的代言人。但事实上，的确存在本质主义的言论，如董学文先生所言：“关于文学到底是什么，我认为真理只有一个，关键是谁发现它。或者大家都发现一点，凑在一起。求真的东西少了，一味求善、求美，就成了无序的多元。”这恐怕就是本质主义的文学观。参见杜书瀛：《新时期文艺学前沿扫描》，27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37]童庆炳：《走向新境：中国当代文学理论60年》，载《文艺争鸣》，2009（9）。

[38]参见童庆炳：《反本质主义与当代文学理论建设》，载《文艺争鸣》，2009（7）。

[39]童庆炳：《反本质主义与当代文学理论建设》，载《文艺争鸣》，2009（7）。

[40]参见程正民：《从审美诗学到文化诗学——童庆炳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之旅》，载《中国文化报》，2015-06-30。

[41]童庆炳：《反本质主义与当代文学理论建设》，载《文艺争鸣》，2009（7）。

[42]童庆炳：《当下文学理论的危机及其应对》，见童庆炳、王一川、李春青：《文化与诗学》第2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3]童庆炳：《反本质主义与当代文学理论建设》，载《文艺争鸣》，2009（7）。

[44]参见童庆炳：《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载《学术研究》，2000（1）。

[45]参见童庆炳：《文化诗学结构：中心、基本点、呼吁》，载《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

[46]参见吴子林：《“中国审美学派”：理论与实践——以钱中文、童庆炳、王元骧为研究中心》，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9（2）。

[47]童庆炳在文艺学学科反思中和陶东风的争鸣就是佳话。借此要说明的是，我曾经也在博士论文中以一章的篇幅对童庆炳的文化诗学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异见”，后来择取一部分，命名为《文化诗学：如何审美，怎样大众？——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理论转型问题再讨论》，发表在《学术交流》2016年第4期上。童庆炳先生读过我的博士论文，并且说要将其纳入他的出版计划中。这足以见出先生的宽广胸襟，同时表征了他的自觉的价值论本质观是欢迎批评的。

[48]童庆炳：《反本质主义与当代文学理论建设》，载《文艺争鸣》，2009（7）。

[49]2006年4月17日至18日，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文艺研究》杂志社和湖州师范学院联合召开了“文学性的历史形态与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学术讨论会。笔者在会上倾听了陶东风与余虹就文艺学知识建构问题的争论。之后，两人分别发表了论文《文学理论知识建构中的经验事实和价值规范》（《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在事实和价值之间——文学本质论问题论纲》（《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余虹还发表了相关文章《理解文学的三大路径——兼谈中国文艺学知识建构的‘一体化’冲动》（《文艺研究》2006年第10期）等。

[50]余虹：《文学知识学》，221～22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1]余虹：《文学知识学》，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2]余虹：《文学知识学》，22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3]余虹：《文学知识学》，22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4]事实上，在建构文学本质论时，由于意识到理性认知的有限性，因此不独断地以一己之关于文学的认识作为文学的本质，而是选择列举几条关于文学的特征，这种做法正表明了对理论理性的不信任，同时也表明不完全认同那种以事实为依据来判断文学本质的做法，于是退而求其次。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做法值得肯定。

[55]余虹：《文学知识学》，22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6]陶东风：《文学理论知识建构中的经验事实和价值规范》，载《天津社会科学》，2006（5）。

[57]参见[英]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19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58]参见陶东风：《文学理论知识建构中的经验事实和价值规范》，载《天津社会科学》，2006（5）。

[59]陶东风：《文学理论知识建构中的经验事实和价值规范》，载《天津社会科学》，2006（5）。

[60]余虹：《文学知识学》，22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61]陶东风：《文学理论的公共性——重建政治批评》，439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62]参见程正民：《从审美诗学到文化诗学——童庆炳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之旅》，载《中国文化报》，2015-06-30。

[63]参见王建疆：《别现代：空间遭遇与时代跨越》，5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