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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第1页）

导言

（一）

把《资本论》看作马克思最重要的代表作，研究者对此不会产生任何分歧，但如何理解《资本论》，不同的学者则有着不同的回答。

在以传统教科书为代表的研究思路中，《资本论》被看作以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的结果，是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证明。在这一语境中，《资本论》中的哲学被简单地看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其关于商品、货币、资本的讨论则被置于经济学的话语中。这种解读，看似体现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伟大，实际上却使之肤浅化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真正想要表达的哲学理念，却付之阙如。

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尤其是体现在《资本论》中的哲学思想的经济决定论式解读。虽然恩格斯晚年曾对这一解读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批评，但并没有改变当时已经流行的对马克思思想的解释。从哲学理念上来说，这种解释关注的是以费尔巴哈（尤其是狄慈根）为代表的自然唯物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并将物质决定论的模式运用于历史唯物主义，使之成为社会历史的解释框架。早在第二国际时代，这种解读模式就引起了理论上的混乱。伯恩施坦就认为，这种经济决定论与辩证法的斗争精神相结合，就会形成相对立的暴力论，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不足之处，为了避免这一点，也为了应对组织化资本主义带来的新问题，他强调要以康德的道德哲学弥补这种决定论的不足。[1]在这种视野中，《资本论》只是经济决定论的注脚。

对于《资本论》的经济决定论式解读，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曾加以反思。在研究了黑格尔哲学之后，列宁指出：“虽然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的字母），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2]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他才发出这样的感叹：“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3]在《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中，列宁直接提出《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逻辑学”。对于列宁的这一思考，不少学者认为，这是列宁重新回到了黑格尔传统，重新理解了辩证法的真实意蕴。[4]

上述思想虽然是《哲学笔记》的重要内容，但更为重要的方面在于，列宁的这个论断提出了《资本论》中到底蕴含着什么样的哲学这一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如果拘泥于列宁关于《资本论》第一章的提示，那么对《资本论》的研究就会真的完全回到黑格尔的逻辑中。[5]比如内田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与黑格尔的〈逻辑学〉》一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黑格尔《逻辑学》的关联从1840年开始就成为贯穿马克思的主题，那不是马克思写作《大纲》时偶然有机会重新阅读《逻辑学》才产生的主题，而是马克思19世纪40年代就开始思索的主题。”[6]为了强调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内田弘认为两者之间表现出如下的对应关系：“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导言’相当于《逻辑学》的‘概念论’、‘货币章’对应于‘存在（有）论’，‘资本章’对应于‘本质论’。”[7]内田弘的研究就是按照这样的思路展开的。在《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阿瑟同样强调《资本论》第一章与《逻辑学》的内在关联。在他看来，从商品交换到价值的运动可以类比于黑格尔的“存在论”，货币和商品的双重化可以类比于“本质论”，作为在劳动和工业中得以现实化的“绝对形式”的资本具有黑格尔的“概念”的全部特征。阿瑟甚至列出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与马克思的“形式价值辩证法”的对应关系，来展现《资本论》的新辩证法思想。[8]这些讨论无疑有助于展现《资本论》的哲学空间，但过分拘泥于第一章，以及过分拘泥于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关系，将会遮蔽《资本论》更为丰富的内容。

相比于《资本论》与《逻辑学》在形式上的关联，列宁更为关注的是实践基础上的辩证法，这一思想构成了《哲学笔记》的内核。非常遗憾的是，列宁没能在这个维度上重新解读《资本论》的哲学思想，而是沿着《资本论》的经济学逻辑写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在列宁写作《哲学笔记》之后的几年，卢卡奇一反第二国际时代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无视与责难，重新回到了黑格尔传统，并力图对马克思的哲学进行新的解释。在卢卡奇看来，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由经济决定论所体现出来的，而是由主体—客体的历史辩证法所体现出来的，这是一种具体的总体性理念。对于这一历史辩证法的解释，卢卡奇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去阐发的。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指出，“物化”的历史基础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生产与交换的普遍化。随着商品生产与交换的主导地位的确立，社会存在本身被碎片化了，与之相应，人的意识与理性也被碎片化了，对总体性的无力触及与理性的碎片化，是德国古典哲学以来的二律背反产生的重要原因。从康德到黑格尔，再到新康德主义，哲学的变化体现了哲学家总是力图把握社会的总体，但最终在新康德主义的二元论中，默认了解决二律背反问题的无力。在卢卡奇看来，只有无产阶级才有可能重新把握社会存在的总体性状态，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处于不断边缘和异化的状态，这种间距才能为无产阶级提供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空间。另外，无产阶级也只有在变革资本主义社会中，才能真正地将自己解放出来，才能使自己成为历史的主体。从这一视角出发，卢卡奇将历史唯物主义看作建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上的批判理论。

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卢卡奇将理论的主题集中在对《资本论》的讨论上。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由于将“物化”看作与人的主体活动相对立的现象，卢卡奇也就无法在理论逻辑上去论证劳动的合理性，他所谓的工人在历史过程中实现解放的学说也就无法在社会存在论上得到证明。[9]这一问题后来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在这一著作中，卢卡奇认为：第一，劳动构成了社会存在的本体，是人的主体性与自由的基础。在具体劳动过程中，劳动的本体性设定使之具有合目的性，但这种合目的性并不是与外部世界无关的合目的性，而是沉入外部世界中并对外部世界保持批判精神的合目的性。“从整个一部人类史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设定目的的意识对人的其他方面（首先是肉体）的支配，以及由此产生人的意识对人的自身的保持距离和进行批判的态度”[10]，这意味着，劳动不仅会改变外部世界的存在，也改变着人的本性，从而实现了自由与必然的统一。第二，与《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完全从否定方面来理解物化不同，卢卡奇此时认为，异化是劳动二重性的一种结果。劳动一方面体现为主体的自由与创造性过程，另一方面劳动的外化也产生了异化，“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具有一定高度的（大约从奴隶制时代就已开始的）劳动分工的全部人类史也是人类异化史”。[11]因此，异化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经的阶段。但劳动的合类性使人能够意识到异化，并展开对异化的斗争，使社会朝人的合类性方向发展。在新的视野中，劳动本体论是卢卡奇解读《资本论》的纽带。

在卢卡奇关于《资本论》以及马克思思想的解释中，建立在劳动本体论上的人的主体性思想，构成了其理论建构的基础。对人的主体性的重视，对人的存在境遇的关注，随着193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公开出版，成为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一大热点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版，使人们看到了与经济决定论完全不一样的马克思，这是一个关心人的本质与存在境遇的“真正的马克思”，这样的思路也成为解释《资本论》的根本思路。弗洛姆就指出：过去对马克思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的学说并不认为人的主要动机就是获得物质财富；不仅如此，马克思的目标恰恰是使人从经济需要的压迫下解脱出来，以便他能够成为具有充分人性的人；马克思主要关心的事情是使人作为个人得到解放，克服异化，恢复人使他自己与别人以及与自然界密切联系的能力……马克思的目标就是社会主义，它是建立在他关于人的学说之上的”[12]。在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及其批判的思考中，劳动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劳动不仅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中介，而且“是人类生命的表现，通过劳动改变了人同自然的关系，因此通过劳动人也改变着自己”。[13]在他看来，马克思关于人的本性、异化、能动性的思想，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一以贯之，其思想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14]费彻尔同样认为，虽然《资本论》的论证风格和理论重点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样，其“批判的出发点，即以更人性、更自由和更令人满意的社会为方向来超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探求，始终未曾改变”。[15]这种观点在今天仍有较大的影响，在《重读〈资本论〉》中，詹姆逊就是在劳动的创造性这个维度上展开对《资本论》的解读的。[16]

与这种关于《资本论》的主体论解释相对立的，正是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与《读〈资本论〉》中所要表达出来的立场，即《资本论》从根本上来说是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在这里，主体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被抛弃了，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多元决定意义上的历史理论。阿尔都塞认为，主体从根本上来说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把人建构为主体合乎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要求，古典经济学正是在这种人本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人本主义理论中，一方面存在着普遍的人的本质，另一方面存在孤立的个体，人本主义的逻辑正是主体的经验主义与本质的唯心主义的整合。“政治经济学所特有的理论结构直接建立在既定现象和意识形态人类学的同质空间上，这种人类学以人即有需要的主体（经济人的既定存在）的经济现象和空间为基础。”[17]马克思在其思想发展过程中，早期深受这种人本主义的影响，这一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但经过1845—1846年的“认识论断裂”，马克思实现了总问题的变革，从意识形态走向了历史科学，这一思想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初步的体现，并在《资本论》中得以完成。阿尔都塞对《资本论》的这一定位，与对《资本论》的人本主义解释形成了对立。

从上面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对于《资本论》的解释形成了四种不同的构架：一是历史唯物主义推广论，形成了经济决定论的解释模型。《资本论》被看成是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应用与证明。二是将《资本论》与《逻辑学》进行比较研究，从而陷入黑格尔的哲学逻辑中。三是以劳动本体论为基础的主体性解释构架，关注的是对人的异化的批判以及人的潜能的自由实现。四是与这种模式相对立的阿尔都塞的“断裂说”，强调《资本论》与早期人本主义著作之间的对立。这些解读模式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论》的不同理解，揭示了《资本论》中的丰富内涵，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不同的解释模式也意味着，对《资本论》的理解并没有穷尽，重新阅读《资本论》，总能开启出马克思哲学解释的新空间。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资本论》再次成为学界的热点。但是这新一轮的解读，或者拘泥于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讨论，或者是从文献编纂角度讨论马克思文稿的修改情况以及恩格斯的编辑作用。从思想阐发的总体水平来看，并没有根本上的突破，可以说，对《资本论》的热度主要停留在一种情感上，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反思的内在要求上，如何从《资本论》的文本出发，揭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哲学批判，并没有清晰地展示出来。《资本论》仍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挖掘的思想库。

（二）

国内学界关于《资本论》的讨论，基本上沿着三种思路展开：一是沿袭传统研究思路，将《资本论》看作历史唯物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推广的产物。随着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的兴起，形成了第二种解释思路，即强调实践主体性的思路。《资本论》中关于人的自由与解放的思路，在主体创造性层面得到了新的解释。这样一种主体性哲学顺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主体在市场中的沉沦与价值堕落问题也随之出现，人的生存状态也随之引起了哲学家们的关注。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产生了《资本论》研究的第三种模式，即存在论意义的哲学讨论。这种研究虽然在理论主题上与实践主体性思路不同，但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理路来看，如果没有实践唯物主义大讨论的影响，存在论的思路也难以真正地展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对《资本论》的深度研究，需要我们重新面对实践唯物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真实进展，都绕不开对实践唯物主义的反思与发展。

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20世纪80年代的实践唯物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第一，实践唯物主义打破了传统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在传统思路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两大部分，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物质本体论为基础的唯物论、辩证法与认识论构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内容，历史唯物主义则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运用。这两大部分虽然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基本内容，但将这两大部分并列则是不合逻辑的，因为不能将一种公理与公理的运用置于同一个层次。在实践唯物主义之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基本上都受制于传统的思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说着同样的语言、表达着同样的逻辑、建构着同样的学术体系，如果说有不同，最多也只是体现在一些细节性的研究上。凡是不合乎这一理论体系和言说话语的，都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甚至被当作敌对的东西加以排斥，从而造成了传统研究中的故步自封、理论思辨力低下。发端于实践标准大讨论的实践唯物主义的根本意义在于对传统研究思路的冲击，并试图寻求一种新的解释构架，或者说，它打破了教条主义的独断论，实现了研究者的思想解放。这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在走出传统的解释思路和视野后，才能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实践的关系，打开理论视野，批判吸收当代学术成果。

第二，实践唯物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奠定了新的框架，打开了新的理论空间。在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中，赞成以实践唯物主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或者将实践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或者视实践为超越传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新基础，认为在这一新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比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传统研究主要是从时间优先性上来强调自然的客观性、先在性。实际上，这种优先性也是康德等人承认的，但提出过星云假说的康德又为什么强调真理的标准在于对象是否合乎主体的理性呢？对于那个时代的哲学来说，重要的是在人产生之后，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强调主体的地位和作用，这是为了回答文艺复兴之后西方社会发展提出的问题。在历史的这一新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了以人的主体实践为中介的关系，这既是为了确认上帝被罢黜之后人的地位，又体现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自信心。马克思继续了这一思想传统，他的哲学批判是在继承这一传统之后的批判，所以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感性自然观时就指出：“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8]虽然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而整个这一点当然不适用于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人们。但是，这种区别只有在人被看作某种与自然界不同的东西时才有意义。此外，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19]。可以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这是与传统研究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思路。这是以人的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思路。

更为根本的是，传统研究基本上是依赖自然优先性来展开解释构架的，而实践唯物主义则从历史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出发来建构解释思路。从简单类比的意义上来说，这有点类似于从18世纪的自然唯物主义到德国古典哲学的转变，人的实践成为哲学建构的新基点，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重新返回到现实生活的人及其历史实践。这种解释框架的转变，不仅使在传统研究中遭到忽视的主体、人、价值等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要话题，而且也使得被传统研究简单排斥的西方哲学及相关学科，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学术资源，而不是简单的否定对象。正是在这种框架转变和理论空间的拓展中，才可能出现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有个性的解释框架。这些个性的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话语体系，而且从不同层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为带有“学派”特征的研究模式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第三，实践唯物主义为本土学术话语的建构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并不是由中国发端的，苏联、东欧等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在70年代重新研究马克思时，很多学者都以实践唯物主义作为理论的基础。中国学者的实践唯物主义讨论应该说受到了这些研究的影响，但这一讨论本身却有着本土的历史与理论语境。

从理论语境来说，经过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国内学界开始了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反思，并以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争论形式展开了新的探索，这些讨论使人与主体性问题、价值问题等传统思路没有容纳的主题呈现出来，并需要从理论根基上得到解释。实践唯物主义的提出，正是上述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从历史语境来看，这一理论要求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相一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已经展开；到90年代时，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改革开放的深入，迫切呼唤合乎时代要求的主体与主体性，实践唯物主义以及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主体性问题的讨论，既顺应了这个时代的要求，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