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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第2页）

从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来看，实践唯物主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阶段，即从传统的教科书体系转向了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一些有创造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都是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呈现出来的，从而形成了不同于传统思路的另一种解释传统。因此，实践唯物主义并不是简单的理论移植，而是中国学者面对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创造性地解读马克思思想的理论成果。

可以说，实践唯物主义构成了近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的重要基础，并支撑了近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体框架。没有这一讨论，就不可能产生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具有学派特点的解释框架，更不可能取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当前成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下发展不得不面对这些成果，在继承中反思、在发展中超越。

（三）

回到理论建构层面，实践唯物主义有两个重要的理论内容：在社会本体论的层面上，实践唯物主义以生产劳动为基础，并形成了实践本体论；在社会结构与运行层面，虽然实践唯物主义也强调科学的结构分析，但更为强调人的主体性。应该说，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实践唯物主义的重要特征。在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诸多成果，都是以这两个方面为基础的。对实践唯物主义的反思，最根本的是对这两大内容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反思。

要理解生产劳动与主体性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离不开对马克思思想的再辨识。

实践唯物主义虽然与传统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并没有彻底打破传统的理论框架。实践唯物主义是对马克思社会历史观的提炼，许多学者直接将之等同于被重新解释的历史唯物主义，即作为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历史领域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实践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本体论，是生产劳动，我称之为生产逻辑。

这一逻辑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个文本中确立的。第一，针对青年黑格尔派从思想观念出发的做法，马克思指出：这些看似独立的思想观念有其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20]因此，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活动就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第二，在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上，产生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形成了人类社会。在一定的方式下进行活动的一定的个人，相互发生着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都同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相关联。从生产劳动出发，是分析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方式的基础。第三，人的生产劳动体现了人的生命与本质，也正是生产劳动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21]可以说，生产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也只有在生产劳动中，人才能对象化自己的主体性及其本质力量。第四，生产劳动在现实生活中的异化造成了人的存在状态的异化，未来社会就是要扬弃这种异化，实现劳动的自由和人的自由。马克思讨论了现实生存条件下人的异化状态，指出应该以人的自主活动取代人的异化劳动，以利于自由人格的形成与人的全面发展。

在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中，这些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内容。这些内容在马克思思想中占据着何种地位呢？按照我的理解，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着双重逻辑，即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与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逻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确立了生产逻辑，并形成了面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解释框架。传统研究一般都认为，马克思此时已经完成了哲学变革，《资本论》只是这种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果。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总体过程来看，这一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正如我在后面章节中将要论证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是资本逻辑在统摄生产逻辑，一般意义上的劳动生产过程，只有在资本逻辑中才能得到理解。可以说，生产逻辑虽然构成了马克思哲学变革的重要内容，但并不能就认为它体现了马克思哲学最深层的思想。相对于生产逻辑而言，资本逻辑才是马克思《资本论》中想要表达的内容，而这个内容是不能简单地从生产逻辑的基础上推演出来的。[22]

下面我们来看看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中的主体及主体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可以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表现为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的主体与主体性问题的讨论，确认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的主体性原则，并将这一原则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以便从哲学上实现对市场经济发展的理性自觉与理性审视，并形成了以主体性为内核的人学理论。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在这个时期，市场的发展已经展示了自身的困境，造成了人的生存处境的危机和人的存在感的消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主体性维度让位于人的存在论反思。在我看来，存在论研究是对人的主体性问题的反思，正是主体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迷失与沉沦，才会使人重新追问人的存在的意义。这种追问也反衬出社会存在本身的变更。如果说在弘扬主体性的时代，资本更多体现为突破僵化的格局以寻求发展的话，那么在存在论反思的时代，资本越来越体现为一种刚性的、自我组织与自我扩张的结构，它越来越体现出自身的稳定性和层级性，主体也日益成为资本结构化中的要素与资本扩张的工具。在西方发达国家，从主体性向存在论的逻辑转换，经过了非常长的时期，并与社会存在的转变相一致，即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组织化资本主义的转变相一致，在中国，则只经过了二十年的时间。可以说，国内学界关于主体性与存在论问题的讨论，不是像一些短见的批评者所做的那样，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嫁接起来，而是中国学者在面对社会变化时的理性审视，并力求根据变化了的社会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尝试。[23]

但这种主体性的维度，在资本逻辑中消隐了。根据马克思的讨论，资本逻辑的主旨是不断地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资本逻辑不断地将生产资料与工人纳入再生产过程，使自身展现为不断扩大的螺旋形圆圈。可以说，资本逻辑表现出一种不断地结构化的特征。在这个结构化的进程中，实践唯物主义所依赖和确立的主体消失了。

在资本逻辑中，物变成了资本增殖的工具，人变成了资本逻辑的承担者。“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物只是资本的现实载体，“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就像金或银本身不是货币一样”[24]。与物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一样，资本家只是资本的人格化，“资本——而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在生产过程中只是作为资本的承担者执行职能——会在与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过程中，从直接生产者即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剩余劳动，这种剩余劳动是资本未付等价物而得到的，并且按它的本质来说，总是强制劳动，尽管它看起来非常像是自由协商议定的结果”[25]。同样在“土地所有者身上，土地也人格化了”[26]，因此，不管是资本家、土地所有者还是工人，都只是资本逻辑的工具和载体。当资本吸纳了生产资料与劳动力时，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就体现为不断扩大的再生产过程。“对资本家来说，资本是一台汲取剩余劳动的永久的抽水机；对土地所有者来说，土地是一块永久的磁石，它会把资本所汲取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吸引过来；最后，劳动则是一个不断更新的条件和不断更新的手段。”[27]近代以来的哲学所颂扬的主体不见了，或者说，近代以来所确立的主体，刚好成为资本逻辑得以运转的重要条件。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人的主体性与劳动本体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他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根据。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来批判私有制，强调劳动的对象化所展示的人的类本质层面。他认为，黑格尔虽然认识到劳动的社会历史意义，但没有意识到劳动的对象化与异化的区分，忽视了劳动的负面影响，因此，需要将劳动的对象化与异化区分开来，将对象化的劳动看作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的展现过程，也是人的类本质的确证过程。“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28]“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做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做类存在物。”[29]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劳动本体论的意义更为明显。虽然此时的马克思已经意识到，简单地区分对象化和异化是不可能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两个过程完全交织在一起，但劳动本体论以及建立在劳动本体论基础上的主体性维度，构成了马克思从哲学上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提和重要根据。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合而为一并受资本逻辑的统摄，就决定了现实的劳动过程既体现为社会存在的基础，又体现为资本增殖过程。“由于劳动并入资本，资本便成为生产过程；但它首先是物质生产过程；是一般生产过程，因此，资本的生产过程同一般物质生产过程没有区别。”因此，劳动是社会存在的根据，没有劳动，就无法解决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物质生活条件。如果将劳动从资本中剥离出来，单就劳动本身而言，这种被设定为不受资本制约的劳动是“劳动本身的非对象化的存在，因而是劳动本身的非对象的，也就是主体的存在。劳动不是作为对象，而是作为活动存在；不是作为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存在”[30]。因此，“劳动作为主体，作为活动是财富的一般可能性”[31]。虽然对劳动概念的理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样，劳动是人的主体性的确证，是人的能力的展现，这种本体论的确证与主体性的维度被马克思进一步发挥了。

正如我们在上面论证过的，从人类存在的一般层面来看，劳动与主体性的确构成了社会存在的本体及其主要维度，但这种本体论及相关的主体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改变，即在资本逻辑的统摄下，劳动已经不再能够充当讨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本体了，或者说，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本体是不断结构化的资本逻辑，在这一逻辑中，主体只是资本增殖的工具。这样一种区分，马克思实际上是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本”中讨论关于“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时才清晰起来。马克思意识到，不能笼统地讨论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与压榨问题，必须将劳动与劳动力区分开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说到底是对劳动力的吸纳和剥削过程，如果从主体意蕴的劳动本体论出发，根本无法进入资本逻辑的运行过程中。可以说，这个区分是非常重要的，它意味着马克思意识到资本逻辑与以劳动本体论为基础的生产逻辑的重大差异，生产逻辑根本不能说清楚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及其特征。当劳动力进入资本逻辑的运行过程中时，资本逻辑的结构化过程就体现得非常明显。对于马克思来说，他并不是要对人类的历史做出抽象的说明，他要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过程及其特点，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才将这一问题真正凸显出来。我们甚至可以说，从劳动本体论及劳动主体性维度出发，这是资本主义所要确证的东西，或者用阿尔都塞的话说，劳动本体论及劳动主体性的维度，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如果说以劳动本体论为基础的生产逻辑以及劳动本体论基础上的主体性构成了实践唯物主义构架的基础和内核，那么，这一理论主是建立在人类学意义的生产逻辑的基础上，它不足以说明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无法深入资本逻辑中。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当他明确区分“劳动”与“劳动力”时，他实际上也就扬弃了劳动本体论，从生产逻辑明确进入资本逻辑。[32]在这个区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说，需要超越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构架，需要重新确立马克思哲学的新的解释构架。这是我们重新进入《资本论》时需要明确的理论语境，也是我们从本土理论逻辑出发，在更新的理论层面来阅读《资本论》的尝试。

（四）

从国内外的研究来看，如何超越劳动本体论，在新的基础上研究《资本论》，从而重新探索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构架，这不仅是当前发展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议题，也是从本土学术话语出发，重新讨论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主题。

根据上面的讨论，自1845年之后，马克思思想的重要发展在于从生产逻辑向资本逻辑的转变，这个转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开始较为明显地呈现出来，并在《资本论》中完成。如果说在1845年马克思实现了哲学革命，即创立了以生产逻辑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那么从生产逻辑向资本逻辑的转变，更是一次重要的逻辑转换，对于这一逻辑转换的意义及其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影响，过去的研究还没有将之作为主题加以探讨，更没有在新的逻辑基础上对马克思哲学进行新的阐述。以资本逻辑为基础，重新探讨《资本论》的哲学思想，也就成为本书力图展现的问题。

如果我们将马克思的哲学聚焦于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分析，那么这种哲学首先是非本体论的，或者说，它不会去寻求一个永恒不变的本体，作为自身的根基。按照我的理解，本体论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流动的现代性社会的心理期待。从社会变迁的视角来说，摆脱宗教依赖的现代人，面对飘忽不定的现代空间和不断流失的现代时间，急需为自身寻求一个确定的点，以摆脱无家可归的状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形而上学的奠基与本体论的追求，构成了现代人寻求确定性的幻觉。马克思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摆脱现代理性的这一主题，到了《资本论》之后，马克思放弃了这种本体论的幻觉，把资本看作一个不断结构化的过程，这是不断结构化、解结构化并重新结构化的向外扩张过程，在这个扩张中，资本逻辑又承受着内在的压力，从而有可能导致自身的瓦解。在资本逻辑结构化过程中，一切都是在这个结构与解构过程中形成、呈现与消失的。如果说资本是一辆高速奔驰的列车，那么本体论的追问类似于为这辆列车寻求一个永恒的固定点。而对于《资本论》之后的马克思而言，问题不再是确定一个永恒的点，而是跳进列车中来寻求列车解体的可能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形而上学批判与资本逻辑批判，构成了一枚钱币的两面[33]。

第一，资本逻辑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形式化。根据马克思的讨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与传统相“断裂”的社会，发生这一断裂的根本原因在于：商品获得了普遍化的统治地位。在传统社会中，也存在着商品及其交换，但这种简单的商品交换只具有局部的意义，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34]。商品交换成为社会存在物质交换的基本形式，直接影响着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过程。这是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用卢卡奇的话说：“一个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对所有生活形式都有决定性影响的社会和一个商品形式只是短暂出现的社会之间的区别是一种质的区别。”[35]在对商品及其交换过程的分析中，马克思揭示出社会存在的抽象化过程，即在普遍化的商品生产过程中，由量化的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构成了社会的“本体”，这决定了一切具有“质”的规定性的劳动必须简化为只有“量”的差别的劳动，产品的“质”被还原为“量”，一切有质性规定的东西都被数量化了，简化为一种抽象“形式”。“这种简化表现为一种抽象，然而这是社会生产过程中每天都在进行的抽象。把一切商品化为劳动时间同把一切有机体化为气体相比，并不是更大的抽象，同时也不是更不现实的抽象。”[36]虽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商品的普遍化作为分析的基础，但在现实的生活过程中，商品的普遍化实际是以资本的普遍化为前提的。这也意味着，这种抽象化、形式化，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特性。历史唯物主义需要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形式化展开批判。

第二，资本逻辑视野中的商品、交换、货币、拜物教等的哲学分析与批判。商品、货币与交换既是现实的存在，又是表现这些存在的概念，这就需要对这些存在进行哲学分析，揭示商品交换过程、货币存在方式的哲学意蕴，从而揭示商品普遍化时代的心理与意识结构，理解马克思所说的拜物教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