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贫困儿童幸福感的量化研究（第2页）

表5-4环境因素与贫困儿童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续表

结果表明，家庭经济资本只与贫困儿童的生活满意度相关显著，人力资本只与自尊相关显著，家庭外社会资本只与积极情绪相关显著。由于生活满意度反映了儿童对自己的生活质量的评估，因此与反映家庭经济条件的经济资本有密切关系。而家庭人力资本间接地反映了父母的职业水平和收入，儿童通过父母的文化程度、职业水平能够间接地感知到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因此人力资本与儿童自尊相关较显著。家庭外社会资本越多，表明家庭与外界的联系、建立的社会网络越丰富，由此，儿童得到的间接支持和帮助也越多，体验到的积极情绪也越多。

除消极情绪外，家庭物质资源指数与贫困儿童的幸福感各指标均存在着显著性相关，而教育资源指数与贫困儿童幸福感各指标相关均显著。家庭的经济条件越好，教育资源越多，儿童体会到的积极情感越多，幸福感、自尊、生活满意度也越高，而体会到的消极情感越少。除家庭外，儿童的主要社会生活环境就是学校了，在班级里，贫困儿童会将自己家庭经济条件和教育资源与其他儿童进行比较，这一社会比较的过程必然会降低儿童的主观幸福感。从相关情况看，社会经济地位各指标与贫困儿童幸福感的关系，不如家庭的物质资源指数、教育资源指数与贫困儿童幸福感的关系密切。正如上文中所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属于儿童发展的远端环境，而家庭物质资源指数是儿童生活的具体物质条件的反映，教育资源指数也直接反映了与儿童上学、受教育有关的软硬件资源。这两个指标都体现了贫困儿童切实感受到的各种资源，属于儿童发展的近端环境，因此与贫困儿童幸福感的相关更加密切。

从相关系数的分布情况看，父亲的应对方式与贫困儿童幸福感各指标相关均不显著，而母亲的应对方式与贫困儿童的生活满意度、总体幸福感之间相关显著。可见，母亲的应对方式在贫困儿童生活中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

父母教养方式与贫困儿童的自尊、积极和消极情感、总体幸福感有着较多的显著性相关。自尊等变量反映了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父母教养方式对这些变量有着较多影响。另外，相关情况显示，父母教养方式趋于良好，即父母对儿童提供的帮助越多，贫困儿童的幸福感也越强。总之，父母的教养方式与贫困儿童的幸福感各指标有较为密切的关系。

3。环境因素对贫困儿童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如上所述，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应对方式与贫困儿童的幸福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而家庭物质资源指数和教育资源指数、父母教养方式与贫困儿童的幸福感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那么，这些因素对贫困儿童幸福感各指标的具体影响作用如何？

采用分层回归分析的方法考察社会经济地位、物质资源和教育资源，以及父母的应对方式、教养方式对贫困儿童幸福感的作用。首先，在第一层采用强迫进入（enter）的方法纳入年龄和性别，对它们在其中的作用进行控制；其次，分别在第二、三、四、五层采用逐步回归分析（stepwise）的方法纳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教育和物质资源指数、父母应对方式和父母教养方式，以考察在控制了上述因素后环境变量对贫困儿童幸福感各指标的影响作用，结果如表5-5所示。

表5-5环境因素影响贫困儿童幸福感各指标的回归分析

续表

分层回归分析表明，在控制了年龄、性别等人口学变量后，环境因素对贫困儿童的幸福感各指标仍然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回归方程都达到了显著的水平。

家庭经济条件能够解释贫困儿童生活满意度变异量的12%，母亲为儿童提供帮助的程度能够解释生活满意度变异量的9%。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教育指数能够解释贫困儿童自尊变异量的14%，父母的教养方式能够解释14%。家庭环境变量能解释贫困儿童积极情绪的10%，父母教养方式能够解释积极情绪的25%。教育指数能够解释消极情绪变异量的3%，父母教养方式能够解释消极情绪变异量的20%。教育指数能够解释总体幸福感变异量的7%，而父母教养方式能够解释总体幸福感变异量的9%。

进一步通过比较发现，与社会经济地位相比，物质资源指数、教育资源指数对贫困儿童的幸福感指标具有较好的预测作用。而与父母的应对方式相比，父母的教养方式，特别是母亲积极的教养方式对贫困儿童的幸福感具有较好的预测作用。这进一步提示我们，与较为抽象的社会经济地位相比，代表儿童在家庭和学校生活中切实享有的资源的指标——物质资源指数、教育资源指数，对贫困儿童幸福感起着较大的预测作用；而与父母应对贫困的方式相比，父母对儿童的直接作用方式——教养方式，对贫困儿童的预测作用更大。

（四）结论

1。社会经济地位和物质资源指数、教育资源指数对贫困儿童幸福感的影响

我们发现，与社会经济地位相比，物质资源指数、教育资源指数对贫困儿童的幸福感各指标具有显著的影响。前面研究中发现，贫困儿童的家庭物质资源、教育资源指数都显著小于正常家庭儿童。贫困儿童会切身感受到家庭物质资源的缺乏，导致生活满意度的下降。而上学、接受教育是6至15岁儿童生活中的主要活动，教育资源的贫乏使这些儿童学校生活的方方面面受到影响，会影响到贫困儿童的自尊、积极和消极情绪以及总体幸福感。

根据布朗芬伯纳的儿童发展的生态环境理论，可以更好地理解本研究的结果。布朗芬伯纳认为，儿童发展的生态环境由若干相互嵌套在一起的系统组成，包括微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和宏系统。其中，宏系统只是一些本身缺乏解释力的标签，例如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这是个体的一种最远端的环境。社会经济地位反映了儿童家庭的贫困程度，但不能直接地决定儿童的幸福感程度，而是要通过一些具体的影响因素，例如儿童切身获得的家庭物质资源和教育资源而起作用。贫困儿童所能够感觉到的家庭资源的缺失，不会是抽象的家庭月收入的具体钱数，而更可能是家庭活动空间的狭小、家庭中电器的短缺、营养食物的缺乏等给日常生活带来不便的事实。贫困儿童的教育资源缺失，也不是由于父母的文化水平过低等原因所直接带来的，而是由于在家中没有相应的学习环境、学习用品缺乏等。因此，贫困儿童的家庭经济条件的贫乏，是由他们切身感受到的环境资源不足引起的。

2。父母教养方式对贫困儿童幸福感的影响

（1）非积极的教养方式对幸福感的影响

在本研究中，非积极的教养方式表现为：亲子之间没有亲密的联系，关系疏离；对子女要求过高，标准苛刻，常给予消极反馈；对子女过分保护，限制子女独立自由地与人交往或承担某项义务；对于子女的需求不能给予有效的帮助等。贫困家庭的父母如果表现出过度保护、过度严苛、疏离等教养特点，这对于子女的心理健康发展无疑是负面的。本研究发现，父母的过分保护、亲子疏离、苛刻要求等不良的教养方式，与贫困儿童的自尊、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总体幸福感有着较多的负相关。回归分析表明，父亲的亲子疏离对贫困儿童的自尊、父亲的苛刻要求对贫困儿童的积极情绪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而父亲的苛刻要求对贫困儿童的消极情绪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父母非积极的教养方式能够导致儿童主观幸福感的下降。以往对普通儿童幸福感和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的研究支持了这一结论。黄晓艳（2007）发现，高中生的主观幸福感与父母的拒绝否认、母亲的惩罚严厉型教养方式呈显著的负相关。张丽芳（2006）对农村中学生的调查发现，初中生的总体幸福感与母亲的拒绝否认型和惩罚严厉型教养方式呈显著的负相关。王金霞等（2005）也发现，母亲的惩罚严厉型、父亲的拒绝否认型教养方式对中学生的一般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消极影响。非积极的教养方式，容易导致儿童和家长的沟通不畅，沟通效率较低；同时，父母的非积极教养方式非但不能为儿童提供相应的社会支持，反而会损害儿童的社会支持网络；父母非积极的教养方式本身也是儿童生活中的一个压力事件。这些原因，都会使家庭中的亲子关系恶化，儿童的主观幸福感下降。

在贫困家庭中，父母的教养方式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方面，随着经济压力的增大，父母不堪重负。在调查中，贫困家庭的父母不是因为身体残疾或能力欠缺没有工作，就是为了微薄的收入疲于奔命。贫困家庭的母亲工作时间平均为每天8。75小时，母亲疲于应对生活压力，大部分精力都要放在如何应对拮据的生活上，没有足够的精力来教育子女，无法抽身关注孩子的需求，因而造成亲子疏离。前面提到，贫困家庭中父母辅导孩子功课的次数远远少于正常家庭，这固然有父母文化水平不高的原因，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亲子疏离、父母无法顾及子女需求的问题。另一方面，母亲会将改善生活境遇的期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害怕孩子因为出身贫寒受到伤害，过度保护自己的孩子免于经历风雨；同时希望孩子能够通过努力学习或努力奋斗改变贫困的命运，对孩子的学习和各方面要求都比较苛刻。因此，在这样的教养环境下，贫困儿童的主观幸福感会受到影响，例如自尊下降、积极情绪减少、消极情绪增加。

对于贫困儿童来说，其经济环境限制了他们探索新环境、锻炼自身能力的机会，因此和他人相比获得别人赞同、表扬的机会较少。而他们的父亲，由于受到经济压力的影响，面对无法供养家庭、满足家庭经济条件的困境，不能有效地给予子女关爱，提供温暖和支持。我国传统观念认为“男主外、女主内”，家庭中以男性作为“一家之主”。作为家庭中的丈夫、父亲，面对持久的经济压力，会体验到自身无法改变贫困现状的挫折感。这种体验一旦长期形成，就会对亲子关系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表现为亲子关系的淡漠。而贫困家庭的子女会不时体会到父亲面对窘境时一筹莫展的焦虑，也会体会到父子关系的冷淡。这两者都会影响贫困儿童的自尊水平。

本研究还发现，父亲的过分保护和母亲的苛刻要求，会对贫困儿童的积极情绪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贫困家庭的父母由于面临着比正常家庭更大的经济压力，因此会对外界的刺激产生特别的敏感。他们会倾向于保护子女，不使子女面临困难和受到伤害。并且，出于保护子女远离危险的目的，限制子女在他们认为安全的范围内活动，并限制子女的社交对象，为子女设置行为处事的“模板”，甚至代替子女做决定，这种教养方式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儿童体会到安全感，体会到生活中的一些积极事件，但是也会减少贫困儿童培养独立自主能力的机会，减少他们的社会经验和尝试新环境、承担新任务的可能性。

由于家庭贫困，贫困儿童面临着更多的压力。他们不能像正常家庭的孩子那样拥有更多的资源，因此他们的日常活动会受到一些限制。贫困儿童的母亲也会对孩子寄予较高的期望，对孩子的一些不良行为进行限制。贫困儿童也会深深地体会到家庭的困难，会对自己严格要求。因此，母亲的苛刻要求正好符合贫困儿童对自己的态度，会对贫困儿童的积极情绪有着正向的影响。那么，为什么贫困儿童父亲的苛刻要求会对儿童的积极情绪起着负向预测作用呢？我们推断，这可能是由于贫困儿童父母与孩子的沟通方式不同造成的。面对压力，贫困儿童的父亲可能会表现出暴躁、焦虑，对孩子的要求也常常以命令的方式强迫、压制孩子的行为，因此，父亲的强制、命令式的苛刻要求越高，孩子的积极情绪会随之下降。而母亲与孩子的沟通方式可能较为温和、平缓，使孩子乐于接受母亲的要求和指导。因此，母亲的苛刻要求可能在方式上容易被孩子接受。尤其是，当孩子的态度与母亲的要求一致时，孩子的积极情感就会上升。

（2）积极的教养方式对幸福感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父母提供帮助的教养方式，与贫困儿童幸福感各指标存在着显著的相关。特别是对贫困儿童的生活满意度、自尊、积极情绪和总体幸福感都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对贫困儿童的消极情绪则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以往的研究表明，父母的积极教养方式对儿童的幸福感有一定的积极影响。王极盛（2003）采用积极情绪、生活满意感、自我满意感等综合指标作为主观幸福感的指标，发现父母的理解型教养方式对幸福感有显著的预测作用。黄晓艳（2007）也发现，高中生的主观幸福感与父母的理解型教养方式呈正相关。另一些研究表明，社会支持，特别是家人的社会支持对个体幸福感有积极作用。胡瑜凤（2007）对贫困大学生幸福感的考察发现，家人的社会支持对贫困生的积极情绪、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对消极情绪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可以说，父母的积极教养方式，能够成为儿童主要的社会支持来源，促进儿童幸福感的获得。同时，父母提供帮助的教养方式，也能够使贫困儿童形成对贫困环境的积极应对方式，并且能够为儿童提供情感上的支持。在这样的氛围中，儿童更容易得到父母的认可，获得相应的自尊。

另外，我们发现，在贫困家庭中母亲的积极教养方式作用较大，而父亲的教养方式对贫困儿童幸福感各指标的影响相对较小。可见，在贫困家庭中，母亲对孩子有着较大的影响。正如上文中指出的，贫困家庭中的父亲可能体验到更多的挫折，容易造成亲子疏离，而母亲一般扮演着为孩子提供支持的角色。这提醒我们，一方面要发挥母亲对孩子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要注意父亲在家庭中的角色。

（3）父母积极的教养方式对贫困儿童积极、消极情绪的影响

以上，我们概括地讨论了父母的不良教养方式和良好的教养方式对贫困儿童幸福感各指标的影响机制。前面我们发现，贫困儿童的积极情绪、消极情绪与城市正常家庭儿童无显著性差异。是什么保护了贫困家庭儿童的积极情绪呢？

对贫困儿童父母教养方式与积极、消极情绪关系的探讨发现，贫困儿童母亲的积极教养方式，对贫困儿童的积极情绪有着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对其消极情绪则有着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这提示，贫困儿童母亲的积极教养方式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保护性因素或资源。

根据“心理弹性”的理论，心理弹性是指保护性因素与危险因素产生交互作用的保护性过程。在近年来的研究中，研究者开始注重保护性因素在处境不利儿童心理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于贫困儿童，虽然其家庭处于资源稀缺的状态，但他们的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却与正常儿童无显著性差异。这其中，保护性因素起到了积极作用。

城市贫困儿童特定的家庭环境，使他们除了刻苦读书外，不可能有太多的机会及资源进行社会拓展，视野相对较窄。与社区或学校那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相比，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不单是衣着寒碜、谈吐笨拙、饮食太差、在文具或玩具方面稍逊一筹，而且，因为家里没有宽裕条件供他们周末出去游玩以及参加各类特长辅导班，这使他们在社会活动、业余特长、人际交往等方面也感到自不如人。这些消极生活事件，都可能导致贫困儿童体会到更少的积极情绪和更多的消极情绪。但是，母亲为儿童提供帮助这一过程能够缓和各种生活压力事件带来的消极影响。总之，贫困家庭中母亲提供帮助的教养方式，对贫困儿童主观幸福感的获得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母亲提供的社会支持作为贫困儿童应对外界压力的重要资源，能够促进儿童主观幸福感的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