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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中华文学（第1页）

第一节中华文学

古代中国，曾把一切用文字书写的文献或书籍统称为文学。中华文明有诗歌、散文、小说和戏曲创作的悠久历史，并留下了许多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华民族是诗歌之乡，《诗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中国自六朝以来，为区别于韵文和骈文，把凡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文体称为散文，产生了包括经传史书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散文瑰宝。小说创作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庄子·外物》和后来的《汉书·艺文志》均有记录，唐传奇、宋元话本、明清章回小说，尤其是四大名著，震撼世界。中华民族有戏曲创作的漫长历史，汉有歌戏、百戏和角抵，唐有歌舞，北宋时形成宋杂剧，金末元初产生元杂剧，明清时各种剧种广泛兴起。所有这一切，都为中华文明增添光彩，都昭示着中华文明既重视道德的发展、理性的发展，又重视感性的体验、感情的抒发。

一、新颖的文学作品

创造性的第一个特点是新颖性，指“前所未有”。中华文学，处处体现了一个“早”字，且历史悠久、佳作迭出。正如《中国大文学史》所述：“中国文学之历史，占世界文学史中最复杂之内容及最悠长之年代，吾人盖早已具此简明之概念。从来之编著中国文学史著，或起自宗周，或远溯自三皇五帝。然古籍中最早之史料为《尚书》，《尚书》所记始于尧、舜。”这足以证明中国文学历史悠久的事实（柳存仁，陈中凡，陈子展，等，2010）[1]。假如“远溯自三皇五帝”或“始于尧、舜”的说法成立，那就是约公元前26世纪初至约公元前22世纪末（或约公元前21世纪初），远古祖先就已经有了文学创作。传说中的《八伯歌》《南风诗》《康衢谣》等作品都来自那个时期，其后的许多文学作品都属于世界最早或中国最早的成果，且“质地”优秀、广为流传。

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世界最早的传记文字：《史记》。

旅游地理文学兼志怪奇书：《山海经》。

中国最早的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

世界上最长的叙事诗：《格萨尔王传》。

900卷的唐诗总集：《全唐诗》。

宋初官修的500卷小说集：《太平广记》。

记叙名士言行逸事的笔记体小说：《世说新语》。

记叙神怪异闻的文言志怪小说：《搜神记》。

“天下夺魁”的戏剧：《西厢记》。

浪漫主义剧作：《临川四梦》。

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

…………

这些都是享誉世界文坛的名著，且文体多样，有诗歌、小说、散文、戏剧……

这里，仅挑选6个中国独创且具有世界影响的代表著作，阐述中华文字的创造性。

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我拜读了《中国大文学史》，继绪论、中国文字之起源后，该书的第三章就专门评述《诗经》，足见《诗经》的价值。如作者所述：“《诗》三百篇（《诗经》）是吾国古代文学中，实为最光荣、最伟大，且最是以夸耀于世界文学之林之不朽权威，亦即西周末至春秋间（公元前1122—前479年）一部极美丽之诗歌结集。”（柳存仁，陈中凡，陈子展，等，2010）[2]《诗经》原叫《诗》，选定诗歌305篇，故称《诗三百》。因为孔子把《诗三百》作为道德教育的教材，儒家学派继而把其奉为经典，于是出现了“诗经”的名称。《诗经》基本上是四言诗，是中国诗歌发展过程中的早期形式。它的表现手法有“赋”“比”“兴”。“赋是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比，引物为况者；兴，本要言其事，而虚用两句钩起，因而接续去者。”（朱熹语）其中“兴”是我国歌谣最突出的艺术特点，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诗经》按音乐的差异，分为《风》《雅》《颂》三类。《风》又称《国风》，共160篇，它是《诗经》的主要内容，大部分来自15个地区和诸侯国流传之民歌，如“秦风”指秦国国调，“郑风”指郑国国调等，15种国风带有15个地域的“音调”；《雅》有105篇，分大雅、小雅，来自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雅”代表“正”的意思，大雅是朝廷官吏和公卿的作品，小雅是民歌；《颂》有40篇，是贵族在家庙中祭祀的乐曲；还有6篇有目无诗。《诗经》的精华体现在，既有诗人的作品，如《正月》《十月》《节南山》《嵩高》《蒸民》等，又有当时人民口头创作的作品，内容包含恋歌、结婚歌、悼歌、颂赞歌、农歌等，反映了人民追求理想、幸福、自由的愿望，主要收集在《国风》中。《诗经》原著收集了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约500年间散落于民间的作品3000多篇，后经孔子及其弟子“整理”，去粗取精，十取其一，即古人所说的“孔子删诗”，为的是“选辞、比音、去烦且滥三事，应为确当之论”。孔子删诗，恰恰是对《风》《雅》《颂》的再创作，使得《诗经》更加科学、优质，更有权威性，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具有了更高成就，并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闪耀着永不泯灭的光芒。

《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与代表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诗经》双峰并峙，开启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对后世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楚辞体是屈原创造的新诗体，《楚辞》一书问世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6年到公元前6年，收集了战国屈原、宋玉以及汉代东方朔、王逸、刘向等人的作品共17篇，分别是：《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惜誓》《招隐士》《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楚辞》的语言体系为战国以及汉代的楚地（今湖南、湖北一带）的方言声韵，叙写楚地、楚人、楚物，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风情。与四言的《诗经》相比，楚辞的句式更加活泼自由，节奏和韵律更加奔放，独具特色，尤其是其天马行空的奇特想象、丰富多变的情感表达，极大影响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自诞生之日起，《楚辞》对中国文化系统的影响力就非比寻常，上迄汉代，下至近现代，《楚辞》被当作中国古典文化中的显学来研究，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学科，叫作“楚辞学”，各家研究资料和心得汗牛充栋。《楚辞》对世界文化的影响也不可小觑，早在盛唐时期，《楚辞》就已经流播到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158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作为东方文明成果之一的《楚辞》传入欧洲，进入西方学者的视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楚辞》引起了欧美文化圈的广泛关注，所有篇章都有西译本，各种研究楚辞的论文和专著达到20余种。迄今为止，《楚辞》一直是国际汉学界研究中国文化的热点之一。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的纪传体史书，记载了上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共计3000余年的历史，作者为西汉武帝时期的“太史公”司马迁。《史记》全书共130篇，分为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十二本纪按照时间顺序记载历代帝王的言行政绩和王朝更替史迹，三十世家记述诸侯世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史迹，七十列传是除了帝王本纪和诸侯世家之外的重要人物传记，十表以表格的形式列出世系、人物和史事，八书记录了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方面的内容，共计526500字。《史记》是一部出色的纪传体通史名著，位列中国二十四史之首，有发凡创例之功，其首创的纪传体通史体例结构不仅被历朝历代官修正史奉为圭臬，更开创了史学在中国学术领域的独立地位。《史记》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其独特的刻画人物手法、个性化的语言以及叙事艺术对中国的小说、戏剧、散文、传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中国史传文学的基础自此得以建立并形成传统。自汉代以来，评点《史记》的学者与书家数不胜数。历史学家翦伯赞认为中国历史学的开山祖师非司马迁莫属，并把《史记》看作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鲁迅先生更是赞美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史记》就已经开始了海外传播的历程，先是流入朝鲜半岛。600—604年，《史记》由日本圣德太子派出的遣隋使带入日本，受到日本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一度作为日本政府钦定官员的必读书目，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史学研究成果，对日本的政治、教育、文学以及史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苏联，汉学家阿列克塞耶夫翻译了司马迁的主要著作，一些大学专门为对汉学感兴趣的大学生开设了《史记》研究课程。欧美国家也对中国的《史记》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史记》已经有了英文、德文、法文等外文译本，法国巴黎还专门成立了国际上第一个专门的《史记》研究机构。1956年，中国的司马迁被列为世界级文化名人，《史记》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瑰宝，也成了世界文化园林中的一朵奇葩。

《全唐诗》是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由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等10人编校的著作，它收录唐代2873位诗人创作的诗歌49403首，共计900卷。自《诗经》和《楚辞》建立了诗歌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传统之后，汉魏六朝诗歌不断拓宽的创作领域、声律以及技巧的运用、创作经验的不断累积，都为唐诗走向鼎盛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唐代政治经济的繁荣昌盛也促进了唐诗的发展，仅唐代风格独特的著名诗人就多达五六十位，涌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样光照千古的伟大诗人。唐诗兼收并蓄、推陈出新，完成了中国古典诗歌各种形式的创造，五言、七言古体诗，乐府歌行，五律、七律近体诗，排律、五绝、七绝，无体齐备，唐诗开创了众多诗歌流派：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等人为代表的边塞诗派；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李白、杜甫各成一派；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以刘禹锡、李商隐为代表的咏史诗派。丰富多彩、千姿百态的诗歌流派成为唐诗区别于其他朝代诗歌的显著特征，唐代也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唐诗所取得的空前绝后的艺术成就，为后世的诗歌提供了绝佳的创作模板，唐诗所展现的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也成为后人学习效法的典范。在世界影响方面，中唐时期唐诗就已传入日本和朝鲜。1800—1870年，唐诗被译成越南文。18世纪唐诗流传到法国。1874年，俄国开始了唐诗的译介。唐诗代表了中华诗歌的最高成就，无疑是中华以及世界文化发展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西厢记》的成书时间约为1294—1307年，全名为《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作者为元代著名杂剧家王实甫，全剧共5本21折5楔子，为中国古典戏剧的现实主义杰作，讲述了书生张君瑞和相国小姐崔莺莺冲破封建礼教的重重枷锁，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对封建礼教的强烈不满和对美好爱情理想的憧憬和向往。相对于同时代的杂剧，《西厢记》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结构体例上的突破。元杂剧通行的体例是以1本4折来表现一个完整的故事，而《西厢记》有5本21折；唱词方面，打破了元杂剧一般一人主场的通例，一本甚至是小到一折都可以几人分唱。二是主题思想的提升。《西厢记》重爱情、轻功名利禄，凸显了反封建的民主精神，并唱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一美好的爱情理想，给当时和后世的许多人带来了强烈的心灵震撼。《西厢记》词曲优美，意境如诗，刚一搬上舞台就惊艳四座，唱出了万千青年男女的心声，激励了他们反抗封建礼教的斗志，被誉为“西厢记天下夺魁”，成为家喻户晓的古典戏剧名著，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国的小说和戏剧创作。昆剧《牡丹亭》和小说《红楼梦》都从《西厢记》中汲取了丰富的艺术养分。

《红楼梦》是举世闻名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艺术成就非凡。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荣辱为背景，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悲剧为主线，深刻批判了封建贵族阶级及其家族醉生梦死的生活，宫廷与封建官场的黑暗，封建科举制度、等级制度、婚姻制度的腐朽以及以儒家学说为主的社会统治思想的没落，讴歌了以金陵十二钗为代表的众多女性的人性美。作者曹雪芹以自己的家族悲剧为蓝本，通过众女儿和主人公贾宝玉的人生悲剧，刻画出了上至皇宫、下及乡村的一幅广阔的封建末世图。《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世情小说。曹雪芹通过寻常闺阁之事、小儿女情话如实摹写了自然、逼真的生活，无论是大事件还是小细节，无不忠实地反映了时代的原貌。毛主席评点《红楼梦》时曾经说过：“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他写的是很细致的、很精细的社会历史。”（刘仓，2007）[3]《红楼梦》塑造了封建末世的人物群像。全书共写了975个人物，其中姓名俱全的就有732人，虽然人物谱系纷繁错杂，但许多人物刻画得独一无二、栩栩如生，令人过目不忘，其中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史湘云等人物更是成了经典的艺术形象，散发着不朽的艺术光辉。《红楼梦》改变了中国古代文言白话小说传统的单线发展结构，采取了“织锦式”艺术结构，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以四大家族的兴衰为副线，从人物的性格特征出发，首尾呼应，前后勾连，交错穿插，如同编织七彩锦缎，去推动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的发展。这种“织锦式”的艺术结构不仅凸显了作者曹雪芹高超的艺术才思，也为中国小说结构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极佳的范本。《红楼梦》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语言艺术的高峰。《红楼梦》集中国诗、词、歌、赋、曲、联、谜、令等之大成，中国文学史上出现过的每一种文体，都出现在小说中，堪称“文体兼备”。小说中每一个人物的语言都量身定制，符合特定的人物身份，揭示人物性格，蕴藉内心情感，或雅致或俚俗，无不具有高度的艺术表现力。自《红楼梦》诞生以来，各家评点和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由此形成了一门显学——红学。《红楼梦》中的许多场景被改编成戏曲，搬上了不同剧种的舞台。自1924年以来，改编自小说《红楼梦》的各类影视作品超过了30部。许多作家从《红楼梦》的创作艺术中得到启迪，如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巴金的《家》、老舍的《四世同堂》以及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红楼梦》流传到日本，二百多年来，“日本红学”的研究水平在国外红学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1800年前后，《红楼梦》传入朝鲜并启发了朝鲜半岛文人们的小说创作。1981年，《红楼梦》有了法文译本，迄今为止，除了国内庞大的发行量，《红楼梦》已被翻译成英文、法文、俄文、德文、日文、韩文、意大利文等30多种语言、100多个译本，全译本有26个。可以说，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技巧，《红楼梦》都代表了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最高水平，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散发着永恒的艺术魅力。

二、独特的文学体裁

独特性是创造性的另一个特点，指“与众不同”。创造性与文化有直接关系，中华文明的文学创作、文学体裁是世界文学史中独一无二的，这是由中华文字之美决定的。文字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载体，中国的文字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传承下来的文字，我们历代的文艺经典、科学古籍和教育文献也都是以文字的形式保存下来的，它保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性，是中华文明能够延绵不断、发扬光大并绽放出夺目光芒的一个原因。中华文字之美，是由于我们的汉字具有音、形、义三个特点，它经过了形成、发展、应用、自成体系四个阶段，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瑰宝，凸显出中华文明是一种追求美、创造美的文明。文字又是文学创作的载体，中华文明的文学体裁以中华优美的文字为基础，中华文字之美决定了文学体裁的独特性。我们当年在编写《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时，“文化·艺术”分卷就重视中华文学“独特的文学体裁”（李春生，1991）[4]。这种独特性表现在以下特有的文学体裁中。

一是讲究韵律的古代诗歌。从上述《诗经》开始，我们就能看出中国古代诗歌对韵律的要求。中华古代诗歌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它们一般以隋唐为分界线。前者字数虽要整齐，句数却没有限制，可多可少，有四言、五言、六言和七言体，但不讲究平仄；后者却有严格规定，分为绝句和律诗两种，绝句均为四句，律诗为八句，且都讲究平仄。不论是古体诗还是近体诗，都讲究结构整齐和押韵，这构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大特点。这是因为中国诗歌多伴音乐舞蹈而俱成，而乐舞又成为举动中有节奏之表现，所以不能不禀气怀灵，**形言，讴咏自然之至极（柳存仁，陈中凡，陈子展，等，2010）[5]。韵律是中华文字之美的一个特点，使诗歌产生声韵和格律，成为诗歌形式美的重要表现。韵律包括音的高低、轻重、长短的组合，音节和停顿的数目及位置，节奏的形式和数目，押韵的方式和位置，以及段落、章节的构造。中华古代诗歌对韵律的要求，增强了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感，使读者获得美的享受。近体诗比古体诗更讲究韵律。律诗中偶句末一字必须押韵，并要一韵到底，中间不能换韵，一般只押平声韵，邻韵可以通押，中间两联必须对仗。绝句受律诗影响，押韵的要求与律诗相同，但绝句也有押平仄声韵的。相比近体诗，古体诗押韵要宽得多，可压平声韵，也可押仄声韵，可以一韵到底，也可以中间换韵，句式也可以有长短变化。但不管有多大区别，讲究韵律是所有古代诗歌的共同要求。

二是兼具诗歌与散文文体特点的赋。“赋”是一种特殊的文体，最早以“赋”名篇是战国时期，盛行于汉代，故有“汉赋”之称。它是一种特定文学体制，吸收《楚辞》《赋篇》的体制辞藻、纵横加铺张的手法而成，讲究文采、韵律，兼具诗歌与散文的性质，它既像诗歌，是因为它要押韵；又像散文，因为它的写法讲究铺排，不像诗歌那样精炼。汉赋大体经历了骚体赋（继承屈原《离骚》手法，倾诉作者的忧愤、痛苦等），散体大赋（篇幅较长，堆砌辞藻，描写都城宫宇、园林和帝王的生活等）和抒情小赋（与大赋相比，其篇幅较短，但文字清新，重视抒发个人情感，揭露现实问题等）三个阶段。促进诗歌与散文有机结合，利用语词在意味上、声音上、形体上附着的一切感性因素，表达理性的意义，增强话语文章的感染力，只有中华文明文字之美才能实现这样的创作目标。汉赋以后或向骈文方向发展，或进一步散文化：接近散文的为“文赋”，接近骈文的为“骈赋”“律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