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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中华文学（第2页）

三是抑扬顿挫的词。词属于诗歌的一种。词文体萌芽于南朝或隋唐之际，盛行于宋朝，即“唐诗宋词”。词在形式上有严格的规定，要求具备调有定格、句有定数、字有定音和结构分片四个特点。最初的词，都是配合音乐来歌唱的，有的按词制调，有的依调填词，曲调的名称叫作词牌，词牌名一般按词的内容而定，如“浣溪沙”“满江红”“如梦令”“西江月”等都是宋词中常见的词牌名。后来主要依调填词，曲调名和词的内容不一定有联系，而且大多数词已不再配乐歌唱，所以各个调名只做文字、音的结构定式。各种词牌句子字数长短不一，分段也不统一（每一段叫一片或一阕），不同词牌结构上的差异较大。词的音韵和谐，抑扬顿挫，富有音乐美，缘起中华文明的文字美，包括形成的词韵，即填词之韵。词韵以语言文字“倚声填词”，随之发展，越来越规范，至清代较为精确，为近代填词者所遵照使用。

四是说唱文学文体的变文。变文是唐代开始的说唱体的文学作品，又称为敦煌变文。这个“变”字，是指把文学故事的内容用与图画相配合的说唱方式表现出来，换句话说，故事内容的底本为“变文”，图画为“变相”。变文的内容分为两类：一是佛经教义，讲述佛经的故事，宣扬佛经教义；二是历史和民间故事，如“王昭君变文”“孟姜女变文”等。变文以僧侣宣讲佛经为起始，后来扩展到讲述历史传说和生活故事，并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变文的形式有散文骈文相融、全部散文和全部韵文三类，往往以第一种最为常见，并对后来的鼓词、弹词等影响较深。变文从产生到发展都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文字之美，展现了中华说唱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特点。

五是中国独创的章回小说。我们前面提到的中国古代四大名著都是章回小说。章回小说是中华古代长篇小说的主要形式。全书分为若干回，每回有标题，概括全回的故事内容。换句话说，分回标目、故事连接、段落整齐，开头结尾往往用诗词表述是章回小说的特点。章回小说来源于话本，王国维先生指出，宋人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即已具雏形，被称为后世小说分章回之祖。意指宋代江南城镇的书场里，常有艺人讲故事，当时叫作“说话”，话本就是当年艺术演讲说唱故事底本。话本一般分两类，一类叫“小说”，另一类叫“讲史”，起先长短不一，慢慢地出现越来越多的长篇。话本语言都使用通俗易懂的口语或白话。正文用诗词或小故事“入话”；用韵文写人物特点，或写景状物、渲染烘托，或赞评人物和事件；结尾又用诗词归纳全文，意在评议或劝诫。我国的章回小说就是在吸收和继承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明清两代的长篇小说普遍采用这种话本形式，有的长篇小说少则十几回、几十回，多则百余回甚至数百回。每章为一回，每回都是一个较完整的故事，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以“话说……”开头，以“且听下回分解”收尾，头尾分明，脉络清晰。中华文明的文字之美使中华的章回小说成为世界文学中独具特色的小说体裁。

六是五彩缤纷的戏剧。中华戏曲源远流长，这里仅介绍两种戏剧。历史上出现最早的是一千年前的“南戏”，又称“戏文”，原为宋代流行于南方，用南曲演唱的戏曲形式。元灭南宋后，渐以“南戏”称之，这是中华戏曲最早的成熟形式之一，对明清两代戏曲影响较大，其剧本今知有二百余种，如《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收录的著名南戏代表作品《拜月亭》《荆钗记》《琵琶记》等，至今还活跃在中国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南戏剧本不分折，以场为单位。一场戏中，曲调多样，不限于押一个韵。有独唱、接唱、合唱，舞台气氛活跃热烈，讲述情节曲折的故事，表达复杂多变的情感。杂剧产生于南唐，盛行于元代，流行于我国的北方，我们熟知的关汉卿的《窦娥冤》和王实甫的《西厢记》，就属于元杂剧。元杂剧结构上分折（幕），一般为四折，也有五折、六折的，它以“楔子”开头，以二句、四句或八句诗句结尾来概括全剧，称作“题目正名”。杂剧在音乐和演唱的形式上以曲牌组合，并以动作和说白来辅助。元杂剧出现了男女角色的划分，分别为旦、末、净、杂，今天的戏曲仍然遵照这样的角色划分体例。我国目前有三百六十多种地方戏曲剧种，如南有越剧、粤剧、黄梅戏等，北有梆子、豫剧、秦腔等，尤其出现了国粹京剧，这么多剧种的发展史上，多多少少都含有南戏、杂剧的影子。从戏剧史的发展来看，杂剧是逐渐走向成熟的戏曲，因此在中华文学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

三、中华文学的特色

中华文学博大精深，不仅百花齐放、丰富多彩，而且不断变革、富于创新。正如《南齐书·文学传论》所述“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属文之道，事出神，感召无象，变化不穷”。中华文学具有如下四大特色。

（一）创新和变化是中华文学发展的法则

一新二变突出了中华文学的创造性，推动了中华文学的发展，正如《文心雕龙·时序篇》所说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先秦文学是中华文学的始创阶段。先秦是指秦代以前的历史时期，时间跨度从远古起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止。我们第一章一开篇谈到神话故事、《诗经》《楚辞》，尤其是屈原的《离骚》，都是先秦文学中创始性的作品。先秦文学不仅为中华文学的起源、文学体裁的产生、思想体系的形成、艺术技巧的展现、文学流派的开创书写了辉煌的第一页，而且一开始就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明珠，对后来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继先秦文学的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汉朝出现了以《史记》为代表的历史散文和政论散文，世界文学中独一无二的“汉赋”，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作的“五言诗”。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得到大发展大繁荣，所有这一切，说明这个时期的文学体裁正走在创新求变的历程中。

隋唐五代是中华文学全面繁荣的新阶段，也是诗歌创作的新时期，我们在前面介绍了中国最长的诗歌全集《全唐诗》，其实唐代遗留下来的诗歌远远不止5万首，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就有五六十位，从初唐诗歌到盛唐诗歌再到中晚唐诗歌，其风格情调都呈现出种种革新的精神。此外，出现了变文、词和传奇小说，这是继两汉魏晋南北朝后又一种文学体裁的创新时期。

接着是宋元文学的新创造，宋代散文、宋词的发展走向鼎盛，出现了小说戏曲，尤其是元代南戏和杂剧。明清文学也有其新特点，越来越多的文学家认识到小说的地位与作用，于是创造了讲史小说、神魔小说、世情小说和公案小说，我们推崇备至的四大名著也在这一时期相继问世，然而，优秀的小说何止这四部。

由此可见，中华文学的第一个特色是其自始至终的创造性。钱穆先生曾在评论中指出“中国文学，一线相传，绵亘三千年以上。其疆境所被，凡中国文字所及，几莫不有平等之发展。故其体裁内容，复杂多变，举世莫匹。”（钱穆，2016）[6]他肯定了中华文学一新二变的创造性，肯定了其举世莫匹的世界影响。

（二）普遍性和传统性是中华文学的两大特点

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学论丛》中提出，“一普遍性，指其感被之广。二传统性，言其持续之久。其不受时地之限隔，即中国文化之特点所在。”（钱穆，2016）[7]其根源是中国文学与文学的关系、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关系。钱先生的普遍性是指“空”，传统性是指“时”。中华文学的两大特点，构成了中华文学的时空观。

就空间而论，一是指地域之广，如《诗经》三百篇，雅颂可不论，涉及当时十五国风，“亦已经政府采诗之官，经过一番雅化工夫而写定”。说明中华文学创作的广泛性、群众性。《汉乐府》也是这样，它包括《吴楚汝南歌诗》15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9篇、《邯郸河间歌诗》4篇、《齐郑歌诗》4篇、《淮南歌诗》4篇、《左冯姗秦歌诗》3篇、《京兆尹秦歌诗》5篇、《河东蒲反歌诗》1篇、《雒阳歌诗》4篇、《河南周歌诗》7篇、《周谣歌诗》75篇、《周歌诗》2篇、《南郡歌诗》5篇。“此所谓汉乐府，亦即古者十五国风之遗意。”二是指文学体裁的范围之普遍，中华文学持有一特定的场合。就广义而言，文学分为四项：“唱”“说”“做”“写”。唱的文学，主要指诗歌之类；说的文学，主要指原始的神话故事小说，民间流传，又可称“听”的文学；做的文学，主要指表演的文学，如舞蹈与戏剧；写的文学，主要指文字表达的文学，又可称“读”的文学，这说明中华文学创作的全面性、多样性。

就时间而言，集中表现在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上。中华文学之所以能继承，一是由中国文字决定的。以诗歌为例，《诗经》之后，演变为楚辞骚赋，又到汉代乐府，再到唐诗宋词，虽然诗体繁兴、变化多端，却逃不过四言、五言、七言、古近律绝，有着相似类同的趋势，这是由中国文字形、音、义的特点所决定的，于是一代又一代地继承了下来。二是由中华文化决定的。古代文学的发展全貌和诸文体的演进，鲜明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人文色彩和理性精神，即以“人”为核心，追求人的完善，重视人的理性，渴望人与自然的和谐（邓天杰，2012）[8]。所以，一代又一代的中华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从思想上一脉相承。继承是十分重要的，“推陈出新”中蕴含了丰富的哲理。如果中华文学没有坚实地推陈，就不可能有效地“出新”或具备创造性。在强调创新精神的同时，出新之前的推陈过程更为重要，这可能是钱穆先生把推陈的传统性作为中国文学两大特点之一的理由。推陈的实质就是继承，就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华文学承上启下获得宝贵遗产并加以发扬光大。在强调继承的同时，更应看到中华文学的创新。我曾拜读王瑶先生的《文学的新与变》，颇有启发。中华文学气运风尚是“史观”或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但就文学史的发展来说，则总脱不了新和变，这就是一部文学史的总说明，同时也是一篇好作品的必要条件”（王瑶，2008）[9]。这正说明中华文学创新趋势的主旋律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古人在文学评论上曾写道“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这正表明了中华文学创作时求新追变的态度。与此同时，我们还在中华文学史中看到，继承的目的在于创新，而创新应当以解决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为最终目标。我们所说的一代又一代文学发展的新问题，不仅是文体或文学思潮的特征，而且就语言来说，它本是多义的，但在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创作中，作为载体，其内涵也会逐渐丰富起来，像王瑶先生指出的，因为侧艳之词本来源于晋宋乐府，而自齐永明以来，文人为文又皆用宫商音韵，所以《庾肩吾传》说“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于是新的意义便多指新声，同时自宋齐以来，文章侈言用事（王瑶，2008）[10]。这里诠释了中国诗词一代代创新的缘由。

（三）文以载道的教化理念

在谈到今天的语文教学时，我曾多次强调要“文道结合”（林崇德，2016）[11]，这个观念来自中国文学史的“文以载道”的理念。

在中国文学史中，“文以载道”是由宋代理学早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周敦颐提出来的，他在《通书·文辞》中曾说，文所以载道也……文辞，艺也；道法，实也。……不知务道法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其意为好的文学作品，必须文道双重。文以载道的中华文学特色，使得中国古代把培养良好道法、疏导心理能量、维护心理平衡、协调社会关系当作文艺作品的首要任务，并形成了文人自觉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这一文学艺术的优秀传统（陈江风，2014）[12]。如前所述，孔子把《诗经》三百篇作为道法教育的教材，正反映《诗经》以“载道”的事实，而文道双重之《诗经》的创造性我们在前文已讲，这里不再赘述了。又如，《楚辞》中屈原的《离骚》，分为前后篇：前半篇表达了对国家（楚）命运的关怀、要求革新的政治愿望和坚持理想不屈不挠斗争的意志；后半篇写了神游天上并准备以身殉国的爱国情感，这是典型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学名著。《离骚》展示了中华文学的创造性，它运用美人香草的比喻、大量的神话传说和丰富的创造性想象，形成绚烂的文采和宏伟的结构，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学文道双重的特点。

“文以载道”，载什么样的道？这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表现。我们引用两本专著的论述来阐明文以载道的内涵。

邓天杰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提出了四个方面：一是“强烈的济世情怀”，中华文学创造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果；二是“深沉的忧患意识”，中华文学创作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作品；三是“深刻的人生之思”，中华文学撰写了探索关注现实的理性精神的文章；四是“以人为本的仁爱精神”，中华文学谱写出“仁民爱物”并处理好关于人民、国家、君主三者之间关系的大作。这四个方面以文载道丰富中华文学遗产，闪耀着古代文学家的智慧和创造力（邓天杰，2012）[13]。

陈江风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指出，在中国古代的文艺长廊中，有两大并行不悖的传统：一个传统偏重于作品的义理、抱负方面，要求为人生为政治而艺术；另一个传统强调抒发主体的思想感情，追求一种艺术人生（陈江风，2014）[14]。作者从三个方面对此做了论证。其一是古代文学艺术的哲学背景，中国哲学是“天人”哲学，作者阐述了道家的天人观、儒家的天人观，特别分析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指出它不仅仅是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而且是一种关于人生理想、人生最高觉悟的学说。其二是通过文学史中“文以明道”的作品，反映中华文学为人生为政治而抒发的思想感情。例如，隋之王通、唐初“四杰”的作品就具备了这样的特点，其中以韩愈的“志在古道”的创作思想影响最大。其三是文体的创新，说明中华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作者指出无论是散文勃兴局面的形成，还是散文革新运动的兴起，都在说明中华文学有着以哲学为基础的文以载道的教化传统，在革新传统的历程中，不断地创造和发展。

（四）中华文学追求艺术表现的技巧创新

中华文学之所以达到了艺术的巅峰，与其创作技巧不无关联。为撰写中华文学的创造性一章，我拜读了几部中国文学史，对中华文学的润色修饰、趣味交会、绵历悠久、融凝深广、澎湃气势等独创性的特色心领神会。按自己的学习体会，我认为中华文学追求艺术表现的技巧创新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一是独特取材的匠心表现。中华文学作品重视从题材中提炼主题，而主题是作品的灵魂。它是作品内容或艺术形象的基本观点或中心思想，一篇作品的质量高低、价值大小、作用强弱、影响好坏，主要取决于主题，艺术技巧是为主题服务的。所以，如何取材，如何提炼主题十分重要。中华文学，无论是诗词散文，还是小说戏剧，作者取材往往以自身为中心，以个人日常生活为题材，并联系家国天下，表达家国情怀。这种取材方法，显示出独特之匠心。所以，中华文学的作家之作品，往往是一本自传。例如，钱穆先生以诗人杜甫为例所云，“每一文学家，即其生平文学作品之结集，便成为其一生最翔实最真确之一部自传。……所谓文学不朽，必演进至此一阶段，即作品与作家融凝为一，而后始可无憾。”（钱穆，2016）[15]中国文学之理想最高境界，乃必由此作家，对于其本人之当身生活，有一番亲切体味。因为这种体味，出自作家的内心，经历了长期的陶冶与修养，有“钻之弥坚，仰之弥高”的境界，也就是说，这种独特选材的特点，在理想上达到了人己一致、内外一致的境界，形成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精神人文修养之一的特有创造性的境界。

二是追求情节的艺术感染。中华文学，特别是叙事文学，如前面提到的世界上最早的传记文学《史记》、四大名著小说等，之所以令人感动或引起读者的共鸣，主要是因为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和事件。而情节就是表现人物性格形成和发展的一系列生活事件。它表现了具有内在因果关系的人物活动及其形成的事件的进展过程，它以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为根据，经作家的概括并加以组织、结构而成，事件的因果关系更加突出，情节一般由开端、发展、**和结局四部分组成。当然，叙事文学作品并不单纯只有中国古代有，世界各国的文学都强调“情节”，然而中华文学中的“情节”创作有其特殊性。这不仅出现在世界上最长的叙事诗《格萨尔王传》中，像《诗经》《乐府诗》中收集的民间的诗歌，也都有一定的情节。中华文学中的小说，尤其是我国古典四大名著的情节更有其特殊性，在世界文学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例如，《三国演义》写了400多个人物，其中主要人物都是个性鲜明的不朽典型，而这些人物的性格特点却是通过诸如“桃园三结义”“三顾茅庐”“赤壁之战”“三气周瑜”“空城计”等一连串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表现出来的。而这些情节的安排，正源于作家创造性的写作过程，它使诸如中华古典四大名著小说成了不朽的传世遗产。

三是抒情写意的主体精神。中华文学创作有着指导思想，儒家以仁义为内容，倡导文学创作应把治国平天下作为首要任务；而道家则提倡抒情写意，使人超越社会，奔向自然，不再将大自然中的山川草木视为异己力量，而表现出一种由衷的喜爱、珍惜之情，这就是移情于自然，与自然交换生命，向大自然展示一种天人合一的广博而富有诗意的情怀（陈江风，2014）[16]。于是重视情感的真实抒发，不仅成为中华文学创作的一种精神，而且成为一种创作的技巧。完成这种技巧需要以语言文字为传情达意的工具。抒情写意的文学作品应用的语言具有形象性、情感性、多义性，富于隐喻、暗示和象征，创造出一种新的风格。前边提到过东汉的《古诗十九首》就是一例，被誉为“五言之冠冕”。从隋唐到宋朝，唐诗宋词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就是抒发作者的真挚情感，李白的诗就是抒情写意的典范之作。

四是塑造形象的语言导向。文学作品以语言作为艺术的材料和手段进行形象创造。换句话说，文学作品借助语言来塑造形象的艺术魅力，基于中国文字的中国语言在中华文学的创作中起着独特的导向作用。中华文学史的主流是诗和文。诗和文所表现的形象是有区别的，但塑造形象的共同倾向是语言的导向。首先，中华文学的表达以形象性、抒情性、美感性为特征，塑造形象的语言往往来自对日常生活语言的提炼、规范和再创造，是规范的中华民族共同语言的典型。因此，日常语言，尤其是口语中的俗语、谚语、歇后语等成分，加上适当的方言和适时的“专业”用语，就增加了中华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生动性和鲜明性。其次，中国文字构成的中国语言有许多特殊的句型，包括省略、倒装、跳脱等；语句排列组合中的句齐、对称、均衡、错落等美学要求，“形、音、义”中语音上讲究韵律节调和美动听的表现，增强了中华文学作品中人物的感染性和教化性。最后，中华文学创作讲究修辞，通过修辞对中国语言单位的意义、结构、功能等加以变通，以形成超脱语义、语法乃至逻辑等常规的创新形式。正是修辞的多样性和创新性，促使中华文学中的人物风格的创造性和持久性，即修辞千变万化和日新月异，从而使塑造出生动、感人、共鸣形象的中华文学三千年相传而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