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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文化是创造性发展的根与魂（第2页）

文化环境常常以社会阶层和地缘政治的区域来划分，所以不同文化也是以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经济阶层、不同宗教信仰等所坚持的不同文化系统构成的。

不同文化环境在文学、艺术、科学、教育的创造过程中获得不同的成果。

一是文化差异影响创造过程。有些研究指出，按照华莱士创造性思维四个阶段，西方文艺创作准备阶段包括对问题的最初分析和初步有意尝试，紧接着是包含对问题有积极作用的无意识活动的酝酿阶段；而东方文艺创作者和艺术家的创作则是从冥想开始的，其创造性过程更多的是强调情感、个人和内在心灵等因素。

二是文化对创造性的导向。例如，传统印度画家，以宗教主题作为艺术作品的风格；巴厘岛音乐的创造性受社会结构限制；用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验，美国没有发现男女性别差异，而在阿拉伯文化中，男性往往在创造性任务中比女性要做得好。

三是语言对创造性的影响，最典型的例子是我们在第二章谈到的中国古代的诗词创作，汉字的美使我们的诗词与西方的诗有着本质的差别。

四是在创造性培养上的文化差异。西方更多的是培养批判性，而东方较重视接受、继承与创新。

2。相同文化也有着不同的创造性成果

在相同甚至在同一文化背景下，之所以有不同的创造性成果，在于具体创造者的内因，即由不同的创造性思维与创造性人格的差异所致。

在相同文化背景下，不同时代、不同时期创造性水平是有差异的。1998—2001年，我们团队的胡卫平等人（;J。Sheal。2004）[7]，对中英青少年科学创造力发展的趋势进行了研究，结果如图5-2所示。

图5-2中英青少年科学创造力发展趋势的比较

调查结果表明，按《青少年科学创造力测验》7项指标，我国12～15岁的青少年与英国相比，创造性物体应用能力、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创造性产品改进能力、创造性想象能力、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创造性实验设计能力、创造性技术产品设计能力七方面的发展趋势，除了问题解决能力，另外6项测验我国青少年落后于英国青少年。由于2001年后，我国大力宣传并着重抓青少年的创新精神的培养，胡卫平、申继亮与我于2004—2009年再次进行了一系列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对比了中国、英国、德国、日本青少年创造性思维的差异。基于文化公平性原则，我们仍运用课题组自编的《青少年科学创造力测验》作为该系列研究的工具。研究表明：①中国学生在问题提出和科学想象能力上高于英日学生，但是产品设计和产品改进的能力较低，中日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不存在显著差异，但高于英国学生；②中国学生的思维流畅性和灵活性水平显著高于英日学生，但中日学生在独特性水平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些研究结果说明，中国学生在问题提出、问题解决和科学想象等方面表现较好，而在产品设计和产品改进方面表现较差。这可能与2002年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以来我国学校倡导教育创新的培养思路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学校的教育较多的是培养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换句话说，学校比较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但是我们在培养学生解决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科学问题上重视不够，导致了学生实践创新能力不强，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发达国家教育的问题，值得我们借鉴。

3。不同文化背景都能创造出同样水平的创造性成果

如上所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明显的区别，但第二章“中华大地是创新的故乡”中展示了中国古代在文学、艺术、科技、教育的成就。中西方在这四方面创造成就各具特色。近几年国际科学期刊表明，中国人发表创造性论文已在世界名列前茅，以此为例，足见我们的创造性成果。西方人、东方人的创造性智慧竞相迸发，在各方面展示自己的成果。

二、中华民族文化对创造性的意义

第二章阐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四大丰碑：文学、艺术、科技、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已经陈述了中华民族文化与创造性的关系。

（一）中华民族文化的特点

现在，谈中华民族文化特点的人很多，发表的文章也不少，处于一个百花齐放的状态。这里，我们仅仅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对中华民族文明的概括，张岱年前辈（张岱年，1994）[8]和楼宇烈学长（楼宇烈，1994）[9]等人的观点的基础上，来谈点对中华民族文化文明表现的认识。

概括来说，中华民族文化以德为核心，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中华文明的基石；中华文明表现在文学、艺术、科学、教育四个方面，它们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四座丰碑；中华文明以自强不息和和谐为两大精神支柱，这二者又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动力；中华文明以民为出发点，为人民服务是中华文明的宗旨；法制和睦邻是历代施行仁政、稳固江山的方法，是中华文明发展的手段。就这样，中华民族在连续5000多年的漫长历史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

第一，中华民族文化历来崇德重德。

孔子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些都是强调“德政”，即有益于人民的政治措施。汉文帝刘恒以仁孝之名闻于天下，侍奉母亲从不懈怠。母亲卧病三年，他常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所服的汤药，他亲口尝过后才放心让母亲服用。他在位24年，重德治，兴礼仪，注意发展农业，使西汉社会稳定，人丁兴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他与汉景帝的统治时期被誉为“文景之治”。《荀子·强国篇》说：“礼义则修，分义则明，举错则时，爱利则形。如是，百姓贵之如帝，高之如天，亲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谓道德之威。”也把道德之威视为“国威”之一，这正是“德治”的道理所在。而《左传·隐公十一年》“既无德政，又无威刑，是以及邪”则道出了不重视“德治”的后果。

中华民族文化不仅重视德政，还强调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强调“君子进德修业”，形成了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德。《礼记》中的《大学》强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都是在讲个人要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学校也要注重培养人的德行。可见，中华民族的美德源远流长，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是中华文明的基石。

第二，中华民族文化历来重视文学创作，崇尚艺术塑造，追求科学发明，并以教育为先，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四座丰碑。这四个方面，在第二章已经展开论证，此处不再赘述。

第三，中华民族文化历来坚持自强不息，不断革故鼎新。

孔子说“生无所息”。孔子有位弟子叫子贡，据传说，子贡觉得跟孔子做学问太辛苦，提出想少学几样学问，少尽几种社会责任，孔子都不答应。子贡便问：何时可以休息？孔子说：看见那一个个像大鼎一样、像小山包一样的坟头了吗？当你进入到那里去时，就可以休息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这就是孔子的人生信条。《周易》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荀子道“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怨天尤人，反而把挫折当作考验，活着就是要自强不息。汉代司马迁被处以宫刑，肉体和心灵的巨大耻辱反而激起了他顽强的斗志。他发愤写作，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五十二万字的鸿篇巨制——《史记》，实现了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理想。明代庄元臣《叔苴子内篇》有“功生于败，名生于垢”之句，就是乐观地把磨难当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必然。而清代蒲松龄自勉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也成为人人传诵的佳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生生不息、发展壮大，历经挫折而不屈，屡遭坎坷而不绥，靠的就是这种发愤图强、坚韧不拔、厚德载物、与时俱进的精神。

第四，中华民族文化历来以和为贵，强调社会和谐、心理和谐和团结互助。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孟子说：“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庄子说：“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这都是在强调人际和谐和社会和谐，同时，“天人合一”“仁爱及物”还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再到中国共产党的五代领导集体，强调的都是“和为贵”的思想。追求天人合一、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向往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立足于人的现世关怀，确立起人性自足、终极关怀的价值系统。

第五，中华民族文化历来为民利民，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中华文明历来以人民为社稷的根本，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利益，强调要利民、裕民、养民、惠民，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中华文明的历史上不乏“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明君。例如，唐太宗从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唐太宗爱惜民力，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却一直在旧宫殿里住了很久。他还下令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利，这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当代，我们党和国家的五代领导集体也一直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民主、民权和民生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第六，中华民族文化历来重视法制，重视依法治国，“崇效天，卑法地”。

中华文明早在春秋时期就重视“修法治，广政教”，把法治作为国家强盛的必由之路。战国时期，更是以法为“天下之仪”。韩非子集法家学说之大成，“以道为常，以法为本”，把法治和术治、势治相结合，形成了系统的法治理论。从秦以后各代，都推行“以法治国”“治强生于法”“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等，不断发展和完善了法制思想和法治实践。法治强调以法为裁决根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贯彻依法治国就是推行仁政，法治也正是历代仁政统治者所执行的治国方略。

第七，中华民族文化历来注重亲仁善邻，“讲信修睦”，讲求国与国之间的“和睦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