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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网络成瘾的影响因素（第1页）

第三节网络成瘾的影响因素

目前，关于网络成瘾影响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研究互联网的特点，第二类主要研究外因及环境的影响，第三类主要从上网者的个人因素（人格、认知和行为以及动机等）方面探讨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心理机制。

一、互联网使用的特点

杨认为互联网本身没有成瘾性，但特殊的网络应用在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形成中起重要作用。网络依赖者主要使用网络的双向交流功能，即CMC，如聊天室、QQ，MUD，新闻组或电子邮件等，这些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交流具有交互性、隐藏性、范围广、语言书面化、多对多等特点。网民上网时感到亲密、失去控制、时间丧失及自我失控感等体验。

在网络的虚拟社会中，网络身份是虚拟的、想象的、多样的和随意的，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准则和社会规范的约束力下降或失效，网络的特点从而使有异于现实社会中的行为成为可能。在网上可以获得社会支持；通过访问色情网站、性幻想、虚拟**等方式满足性欲；创造虚拟人物角色，获得权力和认同感，使某些被压制或潜意识的个性释放。正是因为网民的心理、社会需要产生对网络的期待，需要得到满足和产生愉快的体验，导致了不同的网络暴露模式（王立皓，2004）。

研究者（Widyanto，2007）通过个案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式，也发现对网络用户而言，网络的去抑制性、匿名性、对信息的掌控感等都是他们在网上自我感觉良好并可能导致成瘾的因素。

二、环境因素

（一）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的探讨主要集中于父母教养方式、家庭功能和家庭关系、亲子沟通等方面。目前，关于父母教养方式和网络成瘾关系研究结果基本一致，研究均表明不良的父母教养方式和青少年的网络成瘾倾向有关，但是其相关显著的维度上存在着一些差异。具体来说，网络成瘾组的惩罚严厉、过分干涉、过分保护、拒绝否认、父母教养方式得分显著高于非成瘾组（何传才，2008；王鹏，刘璐，李德欣等，2007；杨丑牛，袁斯雅，冯锦清等，2008；苏梅蕾，洪军，薛湘等，2008；李冬霞，2007；杨春，2010），但在父母的教养方式和青少年网络成瘾显著相关的维度上存在不一致，母亲惩罚严厉（陶然，黄秀琴，张慧敏等，2008）、父亲的过度干涉、过分保护（郎艳，李恒芬，贾福军，2007；彭阳，周世杰，2007）、母亲的偏爱（李冬霞，2007）等维度上的差异是否显著在不同的研究中存在不一致的结果。同时也有研究发现，父母的情感温暖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相关不显著（赵艳丽，2008），而另有结果却发现成瘾组的母亲情感温暖得分显著低于非成瘾组（王新友，李恒芬，肖伟霞，2009）。以上研究的结果差异部分来源于研究使用的教养方式测查量表不一致。大部分的研究均采用岳冬梅修订的父母教养方式评定量表（EMBU），少部分采用根特教养方式量表（GPBS）。同时有研究进一步发现，成瘾群体在监控上显著低于非成瘾群体，而在约束、严厉惩罚、忽视三个维度上则高于非成瘾组；父母的监控可以负向预测男女生的网络成瘾，而约束则是正向预测男女生的网络成瘾，父母的忽视和物质奖励可以正向预测女生的网络成瘾（李彩娜，周俊，2009）。但在区分父亲和母亲进行预测时，则得到了不尽一致的结果。有研究发现，母亲的拒绝及否认、过度干涉和保护、偏爱维度以及父亲惩罚严厉等因子进入回归方程（杨丑牛，袁斯雅，冯锦清等，2008），但是针对中专生的研究却发现只有父亲的惩罚、严厉和过度保护可以正向预测被试的网络成瘾（王鹏，刘璐，李德欣等，2007）。以上结果的不一致一方面来源于被试群体的差异，另一方面，可能也意味着，在家庭因素中，可能还存在着和青少年网络成瘾相关更近端的因素，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在家庭功能方面，目前主要采用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D）来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成瘾组与非成瘾组在家庭功能上差异显著。成瘾青少年家庭在问题解决、家庭沟通、角色、情感反应、情感介入、行为控制及总的功能几个方面均差于非成瘾青少年的家庭（范方，苏林雁，曹枫林等，2006；樊励方，2006；李海彤，杜亚松，江文庆，2006；蔡佩仪，2007）。

有关家庭关系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相关关系探讨，大多数研究采用了家庭环境量表（FES）来测查青少年的家庭关系。有研究发现网络成瘾组高中生在亲密度、情感表达、独立性、知识性、道德宗教观、组织性6个因子上的得分显著低于非成瘾组高中生，而在矛盾性和控制性两个因子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非成瘾组高中生（程绍珍，杨明，师莹，2007）。但罗辉萍、彭阳（2008）的研究同样使用家庭环境量表，在结果上却有所出入，他们发现网络成瘾组只在家庭矛盾性上得分显著高于非成瘾组。但在依恋关系上，成瘾组的母爱缺失、父爱缺失、父亲拒绝、母亲消极纠缠、父亲消极纠缠、对母亲愤怒、对父亲愤怒得分均高于非成瘾组。也有研究者使用家庭亲密度量表测查家庭关系，发现过度使用网络青少年的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低于正常家庭（梁凌燕，唐登华，陶然，2007），而使用家庭依恋量表的研究发现，家庭依恋中的焦虑性因素能正向预测青少年的网络成瘾（楼高行，王慧君，2009）。近年来，研究者也进一步综合考察了亲子依恋可能起作用的中介因素，研究发现，亲子依恋通过越轨同伴交往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网络成瘾，同时该间接效应受到意志控制的调节（陈武，李董平，鲍振宙，闫昱文，周宗奎，2015）。

总体上来看，目前针对家庭因素的研究还停留在家庭环境、父母教养方式等较为上位的概念。有发展心理病理学家曾提出，亲子关系是造成儿童发展问题和心理病理问题最有影响力的因素（Masten&Garmezy，1985）。而亲子沟通和亲子关系也已被国外相关研究证明是网络成瘾的重要保护因素（Park，Kim，&p;Kim，2003）。因此，在中国环境下，探讨亲子关系和亲子沟通等因素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并且揭示其影响机制，是可以深入的方向。刘勤学等人（刘勤学，方晓义，邓林园，张锦涛，2012；Liu，Fang，Zhou，Zhang，&Deng，2013）系统地探讨了亲子关系、亲子沟通和父母的网络行为和态度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研究发现，关系层面，父子关系而不是母子关系，是青少年网络成瘾最大的保护性因子；父母行为层面，母亲的网络使用行为能正向预测男孩和女孩的网络成瘾，父亲的网络使用行为只对女孩的网络成瘾有正向预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父亲和母亲对不同性别的青少年的网络成瘾可能存在不同的影响路径。同时，在控制了年龄、性别、家庭收入、父母教育水平的影响之后，父母网络使用和网络使用行为规则均正向预测青少年网络成瘾行为，而亲子沟通则能负向预测。进一步探讨当父母行为与其制定的规则不一致时，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作用机制是否存在不同。结果发现，当父母制定的规则和父母行为一致时，规则能负向预测青少年的网络使用行为，而当两者不一致时，则父母行为能显著预测，亲子沟通在两种情况下均能显著预测。

（二）同伴和社会支持因素

青少年总体的社会支持（包括家庭支持）也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研究者主要从在线和离线、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对社会支持与网络成瘾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汤明（2000）发现网络依赖性与在线孤独感、社会支持之间呈显著负相关，但与离线孤独感、在线社会支持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这可能表明网络依赖性或者互联网带给用户消极影响的主要原因是，用户缺少离线生活中的社会支持，而更多从网络中寻求暂时的满足。具体以同伴卷入来看，雷雳和李宏利（2004）发现，父母卷入与同伴卷入对青少年网络成瘾具有明显的预防作用，即这两个因素对青少年的网络成瘾具有较好的负向预测作用，但是“现在定向占优个体仅通过同伴卷入进而更多感知到互联网的消极影响，而未来定向占优个体主要通过父母卷入导致网络成瘾”这两条不同路径说明不同时间定向占优个体，通过不同的人际卷入变量预测网络成瘾。

何传才（2008）的研究发现，成瘾组的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均低于非成瘾组，但王立皓等人（2003）和蔡佩仪（2007）的研究发现，网络成瘾者在社会支持量表的总分和主观支持上显著低于非成瘾者，在客观支持和支持的利用度上没有差异，综合来看，高成瘾倾向的初中生获得更少的社会支持和感受到更少的社会支持，在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上，主观体验到的支持可能比实际的支持更为重要。正因为如此，与非成瘾学生相比，成瘾学生的自制能力较差，成瘾学生可能更经常体验到孤独、焦虑和不满，并且在生活中较容易出现适应不良现象（庞海波等，2010；杨春，2010）。而且，钱铭怡等人（2006）发现，寻求社会赞许需求较高的人、社交焦虑比较严重的人在上网时容易成瘾；网络成瘾青少年在交往焦虑、自我和谐量表总分、经验不和分量表、自我刻板性分量表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非网络成瘾者（王立皓等，2003）。

研究者采用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量表和自尊量表对北京的七年级三个班学生进行为期一年半的6次追踪调查，并用班级环境问卷中的同学关系分量表考察他们的同学关系。研究表明，进入初中后学生的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倾向有增长趋势，自尊能够有效预防初中生的病理性互联网使用，但好的同学关系反而可能削弱自尊对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保护性作用（张国华，戴必兵，雷雳，2013）。

三、个体因素

个体因素中，研究者主要从个体的人格特征、心理动力、认知因素以及生理因素方面进行了探讨。

（一）人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