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三汉晋之间的实证史学（第1页）

三、汉、晋之间的实证史学

班固而后，修撰一代全程而总体的历史者，厥为东观史臣。由于受到政治力量的介入，且成于众手，故《汉记》不为后人所满意。3世纪前期，荀悦“抄录《汉书》，略举其要”“以副旧本”；应奉专研汉代史，曾删《史记》《汉书》《汉记》三史以成其十七卷之《汉事》一书；[65]稍晚的谢承，则是第一位私家重撰东汉史的人，所撰《后汉书》百余卷，恐亦据《汉记》以为本。[66]他们的著作，多据旧史而删削或重撰，表示原创性低，论证亦未必精妙，方之马、班，相去甚远。另一著名的文化史家——巴蜀学派的宗师谯周，情况似亦与此诸子同。故3世纪后期的名史家司马彪，对此作了扼要的评论，他说：“汉氏中兴，讫於建安，忠臣义士；而时无良史，记述烦杂。”这是他继起重修东汉史，撰成《续汉书》的原因。[67]

公元3世纪的史坛，谯周、皇甫谧、韦昭、华覈、薛莹、王沈等，在史学均有表现，但似不及晚他们一辈的陈寿、司马彪和华峤那么出色。他们的研究范围或为古代史，或为前代史（东汉），或为当代史（三国），或为地方史（地方人物志）。前辈史家中，似乎以韦昭的实证主义风格较为突出。韦昭被华覈推许为吴之史迁，是一个反图谶论的理性主义者，所撰《洞纪》一书，断限由庖牺氏以至于汉献帝，自称“昔见世间有古历注，其所纪载，既多虚无；在书籍者，亦复错谬。囚（时因与统治者不合而下狱，故自称为囚）寻按传记，考合异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纪》”云云。[68]值得注意的是，韦昭倾向实证史学，并不表示他的著作就能完全符合实证史学的要求。当时有一种崇拜文献的风气，谯周、皇甫谧等皆不能免，故司马迁和班固所认为邈远不可全信上古史料，他们皆不避采用。要之韦昭的自述，仍足以表示实证史学论考事实的特色。

司马彪乃晋室子弟，因政治上的失意，遂“由此不交人事而专精学习，故得博览群籍，终其缀集之务。”他曾撰《九州岛春秋》，又据地下史料——汲冢《竹书纪年》——辨证谯周的《古史考》。所撰《续汉书》，即为不满东观史臣，乃至谯周诸人的作品，故继起而作者。他是继谢承、薛莹私撰东汉一代完全历史的第三人，是“讨论众书，缀其所闻……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之作。[69]由此可知的是，司马彪重视第一手史料，并以较严密的论证进行其研究工作。故在范晔书成之前，彪书与华峤书，均被人所推崇，刘知幾尤以为华峤书为“居最”。

华峤为华歆之孙，少以才学深博见称，晋惠帝初，“以峤博闻多识，属书典实，有良史之志”，遂转秘书监。史谓“初，峤以《汉记》烦秽，慨然有改作之意，会为台郎，典官制事，由是得徧观秘籍，遂就其绪”。其书命名为《汉后书》，纪、传部分先成奏上，诏朝臣会议，荀勖、和峤、张华、王济“咸以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于是藏之秘府，稍后又列为东宫讲本。[70]

刘知幾推崇彪、峤，尤常以华峤与班固相比。《史通·覆才篇》批评蔡邕以降的史才，认为当时治史者多为文士，有重视文辞、偏记杂说，乃至屈从政治压力诸弊，声言“假令其间有术同彪、峤，才若班、荀，怀独见之明，负不刊之业，而皆取窘於流俗，见嗤於朋党。遂乃……无由自陈”云云。[71]彪、峤能怀“独见之明”，是由于他们有“才”有“术”，此当即指他们博搜史料及进而论证，以至达到实录，提出一家之言之意。《补注篇》则批评注释家重视异闻涂说，不能再作进一步论证以发明事实，声言“不能探赜彪、峤，网罗班、马，方复留情於委巷小说，锐思於流俗短书，可谓劳而无功，费而无当者矣。”[72]此皆实为对彪、峤二子的实证史学作推崇也。

陈寿约与彪、峤同年纪，皆曾在晋初入秘书省著作，[73]推荐他入内著作者即张华。寿有撰述地方志——《益都耆旧传》——的经验；又曾撰《古国志》五十篇，可能与其师谯周的《古史考》及司马彪的《辨古史考》有关。彪、峤二子重视第一手史料及证据的推论，此与谯周的重视权威文献的陈述颇有差异，就此而言，陈寿似分承巴蜀学派与中原史风两绪，其成果即见于三国史的研撰。巴蜀学派的风格容后再详，要之陈寿“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74]吴史部分，由韦昭等人的著作为底本；魏史部分，则由王沉、荀顗、阮籍共撰之《魏书》为参考。时人认为王沉等之作，“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75]是则前之魏史不令人满意，而导致陈寿与夏侯湛各自重修，而湛书则又不及寿书，至自坏其心血之作也。张华亦盛称华峤书，但以晋史相托付者则为陈寿，是又学术自有公论成就自有高下，其事甚明。故《晋书》史臣曰推崇他云：“丘明既没，班马迭兴；奋鸿笔於西京，骋直词於东观。自斯以降，分明竞爽，可以继明先典者，陈寿得之乎！”[76]

作者无意在此详析陈寿的观念及方法，不过上述诸赞词和推崇行为，即约略可想知此成果背后的实证史风。约一个半世纪后，裴松之为寿书作注，其《上三国志注表》即对陈寿的实证史学有画龙点睛的勾画，说：

……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然失於在略，时有所脱漏。

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77]

首先就史料及其鉴定与选择来看，陈寿面对的是割据之局，而注记纷错舛互的情况，真伪是非必待严密的考证推论不为功。陈寿经论证后所不取者，而裴松之反罔不毕取之以补其阙，补阙者未必能证陈寿所考论之不实，此则陈寿论证之精妙可知矣。至于史料既纷错矣，则来源即多不同，不同源之史料记事又常多乖异，松之并取之以备异闻，陈寿竟或至全舍之而不取（如记曹彰、荀彧之死等事），则又相对地显示了后者的阙疑谨慎。是则松之自诩的“寻详”“周悉”，恰如刘知幾所谓的“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笔，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若裴松之《三国志》是也”。[78]此适好反衬出陈寿的精简扼要，正是《三国志》之优点所在，故后之史家或重撰东汉，或再修两晋，无人尝试取代寿书，而使之名列“四史”者，盖在此也。[79]松之称赞寿书“事多审正”，斯始得其论证的真相。

松之又推崇寿书“铨叙可观”，即表示陈寿有可观的组织能力及叙述才华，此正是重建历史的另一层次问题，也正是刘向、扬雄等所服于司马迁的“善序事理”者。卡尔（E。H。Carr）云：“历史奠始于史家之铨叙事实，而将之转变为史实。”（Histinswiththeselearshallingoffactsbyhistoriaoricalfacts。）又云：“广为史家所接受之信念，乃是历史在于依因果序列以叙述过去之事件也。”（Itteddoethathistorysistedinmarshallihepastinanorderlysequenceofdeffect。）[80]此语诚然。优秀的史家，他绝不是“不选事而书”的，那只是工于撰注记和实录的周悉原则而已。[81]陈寿经论证而确认了一些事实，淘汰了不少的疑事，其所选取者则必加以推论因果关系，然后始克作有组织的铨叙。“铨叙可观”，不过只是其表现出来的结果，而让人产生的印象罢了。由此言之，陈寿能够继明马、班先典，确立史学须讲求实证，于两晋以降史坛流行文才、玄想之风气下，无异为一盏明灯也。

新史学运动末期三大家——司马彪、华峤、陈寿，皆能出色的发挥实证史学的要旨。他们重视事实、考论事实以发明其真相，从而推论其关系，再加以叙述重建；尽管水平或有高下，成就或有得失，然于新史学成熟奠定之贡献，不宜轻视也。

[1]参见《史通通释》，卷十二，页329～336。

[2]参见《史通通释》，卷十二，页333～334。

[3]参见《史通通释》，卷十二，页339。

[4]《史通》有《二体篇》，专论《左传》所代表的编年体和《史记》所代表的纪传体，有关知幾的二体论，请参见本书第十二章第五节。他在这里，显然是为了论述正史的发展，又迁就了后来的史学分类观念，故将《春秋》经和《左传》引入，以明古史渊源及《汉纪》之所本。

[5]见《后汉书·荀淑列传（悦附）》，卷六，台北，鼎文书局标点本，页2062。

[6]详见《汉纪序》及《汉纪》，卷一之小序，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明刊本，页3上～页4上。

[7]详见本书第十二章第三、第四节。

[8]《汉纪》全书共七万二千四百三十二字（王莽部分占一万字），他是模仿《春秋》经传之作，因而除了述灾异、典五志之外，断限也恰为二百四十二年，与《春秋》经同。关于他的意旨，可详其《汉记》之序，本书稍后尚有讨论。又荀悦在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奉诏删撰，据其序自述，时任“给事中秘书监”，与刘知幾异；而《后汉书》本传则谓其“累迁秘书监、侍中”，知幾盖本此。

[9]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司马迁作史年岁》谓任安坐罪下狱在征和二年，此时书已成，前后研撰时间共十八年之久，甚是。但又云“况安死后，迁尚未亡，必更有删订改削之功。盖书之成，凡二十余年也。”此则未悉何据？（台北，世界书局，1971年5月六版，卷一，页1）王国维《太史公系年考略》，谓《报任少卿书》成于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郑鹤声详论《史记》，二说俱引，而未论断之，且所引赵翼言亦多断章省略（见《中国史学论文选集》一，页147）。王说、赵说孰是，终究不明。作者按：褚少孙补《史记》，于《田叔列传》末，对田叔之子田仁及任安，皆有补述，二人皆史迁之友也。据褚氏之言，田仁和任安皆因征和二年戾太子蛊祸事件下狱死，故赵说为是，《报任少卿书》当在此年左右完成（《史记》，卷一〇四，页888上～889下）。又：王说史迁在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赵说在二年，王说较合。是则由元封三年至征和二年止，《史记》成书起码历时十八年。郑氏之《太史公司马迁之史学》一文，收入杜维运等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一，页138～212。

[10]《汉书·司马迁传·赞曰》，卷六十二，页2737。

[11]《史记》原名为《太史公》，据桓谭（公元前1世纪末至公元1世纪中期）云是出于东方朔的题署，此为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之说。但司马贞自己即对此怀疑，以为“太史公”三字恐为司马迁尊其父的称谓，或是迁外孙杨恽对迁的尊称（参见《太史公自序》注，卷一三〇，页1065下）。然而司马贞又在《孝武本纪》索隐“太史公”一词，再加论证，以与裴骃的《集解》相对（参见《史记》卷十二，页146注），是则《史记》原名未能确也。

[12]孔安国传古文《尚书》，司马迁从之学，《史记》即多处征引古文《尚书》。孔安国编订古文《尚书》而为之序，其事在戾太子蛊祸之后，与《史记》成书约略同时。其《尚书序》略云：“……先君孔子……诗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於周……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及秦始皇灭先王典籍……汉至龙兴……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余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至鲁恭王……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今加编订）并序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其余错乱磨灭，不可复知，悉上送官，藏之书府，以待能者。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於是研精覃思，博考经籍，采摭群言，以立训传……庶几有补於将来。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昭然义见，宜相附近。……”（详见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全汉文》，卷十三，页6A～7B；以下引此书，将用简称《严校全汉文》。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72年7月初版）。古文《尚书》诸篇各有序，此序实为总序，与正文所引《太史公自序》此段《子序》意义相当。司马迁“为《太史公》书序”，此序略以用作什么用意，其书法正与孔安国为训传“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相类似。是以司马迁之文，宜作“为《太史公》。书序，略以……”，不宜断句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是则司马迁早已自称其书为《太史公》，后人称之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犹之如司马迁在《孟荀列传》称“余读《孟子书》”也。古人常以姓名或官职名书，《汉书·艺文志》多有证据。该志即云：“《太史公》百三十篇”“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见卷三十，页1714～1715并注）。班彪弟子王充，在其《论衡》一书中，一再声称“班叔皮续《太史公》书”（台北，世界书局，1955年11月台一版）表示《史记》原名实为《太史公》，而为司马迁自己所命名。

[13]《史记》十篇有录无书，世多疑之，甚者有人怀疑其书尚未完成即迁已逝世。据本文所引证，则此说殆不得真。司马迁卒年不详，或谓武帝末，或谓昭帝初。至于桑弘羊在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昭帝即位七年——的财经大辩论中，引司马迁的说法云：“司马子言：‘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徐复观先生认为是“《史记》在史公死后已开始流行”云云（参见《论史记》，页118并注），可能亦未必得实。盖该书在司马迁生前即已宣示也。桑弘羊所引之言，见于《史记·货殖列传》，卷一二九，页1045下。

[14]《史记》文句在罗布淖尔木简可见，即约在宣帝以降的西汉，《史记》已为边吏所知，参见陈直《史记新证·匈奴列传第五十》，收入《史记会注考证》，台北，洪氏出版社，1985年9月，页1514。

[15]卫宏在《后汉书》有传，其所撰《汉旧仪》的目的，均详见卷七十九下，页2575～2576。同卷《谢该传》亦称孔融在建安间上书力称“光武中兴……范升、卫宏修述旧业”（页2584）。引文见《史记·太史公自序》注，卷一三〇，页1065。作者按：引文原作“卫宏汉书旧仪注曰”云云，应是《汉旧仪》之误。

[16]见《三国志·王朗传（子肃附）》，卷十三，台北，鼎文书局，标点本，页418。

[17]参见《汉书·司马迁传》，卷六十二，页2738。

[18]引文见《后汉书·班彪列传》，卷四十上，页1325。关于班彪的道德批评，下节尚有讨论，此不赘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