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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班之间实证论的肯定与实录史学的确定（第1页）

二、马、班之间实证论的肯定与实录史学的确定

新史学运动的两大巨著展示出来的，是史学的对象为事实，是经验过的故事；因而历史知识由于它是人类真实的经验，故能得以致知致用，其知识之可以成立，应是毋庸置疑的事。在这里，进一步要根究的，厥为史家虽然重视事实，但他们何以能理解及发明此事实呢？此即牵涉到人类心灵及方法层次的问题，与知识论有密切关系。作者不想在此讨论知识论此一大问题，只欲寻求汉代史学家如何能理解及发明历史事实而已。

人类具有理解历史的能力，这是历史知识得以成立的基本。这种能力出于感官作用抑或理性作用等？此则未可执一而论。孔僖因读史而论史，石勒因听史而论史，此固然因感官的闻见有关，但显然也与他们信任史家和作理性认识有关。班彪云：“若《左氏》《国语》《世本》《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32]也就是说，班彪认为后人能借着前代史家的耳闻目见所产生的知识，形成其自己的历史知识。本书《序论》提到于志宁等亦强调了此相同问题，是则实可代表当时史家们对此的共识。当然，班彪、于志宁等并无意图否认理性或感情的知识。从晋董狐、齐太史，以至司马迁等古代史家或史官，凭着他们的努力，使史书在世人心目中建立了可观的可信度。自孔子以来，中国人“信而好古”之风，显然与此有关。

古代自天子、诸侯，乃或至卿大夫，率多置有史官，动静必书。东汉安帝元初五年（公元118年），宗室平望侯刘毅因临朝的邓太后多德政，希望史官及早为之注记，故上书云：“……古之帝王，左右置史；汉之旧典，世有注记。夫道有夷崇，治有进退，若善政不述，细异辄书，是为尧负洪水大旱之责，而无咸熙假天之美。……宜令史官著《长乐宫注》……。”[33]不论邓太后政绩如何，及早将其行事加以注记，乃是产生及保存第一手史料的必需工作，汉世之起居注，即属此类工作，统治者和史官向皆对此甚为重视。由于史官有直书纪实的传统，史官又因职责而往往能看到直接的档案文献。甚至看到当时某些事件的经过，或听闻事件发生同时或稍后流传出来的说法，因而使他们的记载具有第一手的可信性。他们对事件的了解，在性质上应得列属亲自见闻的，属于孟子所谓的“见而知之”和“闻而知之”两种感官作用或其交互作用下的产品，与后世纯从“闻而知之”或“推而知之”的情况颇异。中国创有史官制度实是了不起的发明，一代接一代的史官，各将其亲见亲闻记述下来，即能使人类的历史文化延绵不断，而且由于史官基于职务的关系，接触到许多可靠的证据及证人，甚至他本人即是历史的证人，所述即是历史的证据，故能将历史提升至极高的可信度。司马迁记述汉事，不少来自其亲见亲闻，例如，对武帝、董仲舒、卫青、李广和李陵等人物的人格及行事，实皆出自闻见。新史学运动诸子如褚少孙、班彪、班固、陈寿等，运用此方式作为撰述方式之一者，大不乏人，这是中国史籍有可能成为“实录”的重要原因之一。

至此，作者将试作进一步的追问：史官记言记动固本于亲闻亲见，但是如此闻见终究有限，他们如何能凭着当时的资料以确定事实？又当代而外，他们凭何以知古？如何以知古？

首先，作者似应提出一个较特别的问题，此即司马迁开创其新史学，除了文献之外，他尚凭借着一些自然信息和实物以了解事实。所谓自然信息主要是指自然景观的形态与变化，属于“象”的探究，例如，观察山川形势以解释事件的发生及人文的发展，观察天文灾异以探究天意的信息及其与人事的变动关系，此皆为“究天人之际”的问题。这种迹象以理解行事的发生和发展，主要运用的方法乃是观察法和比较法。司马迁有此表现，可能与太史掌天文，而其家乃天官世家之事有关。班固的表现仍略带此色彩，但是他对天文可能并无深究，故其探讨“天意与人事”的关系，主要是从文献研究上入手。由于象的探究超出经验的范畴，以后的史家遂日益不重视了；但是自然景观的其他方面，仍然备受历代史家重视。

所谓以实物理解事实，也就是借用实物的考察，使对事实更能深入了解。例如，《孔子世家》说他“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魏公子列传》谓“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以了解位置；《屈贾列传》谓“余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蒙恬列传》所谓吾适北边，观国防建构，而更了解秦朝轻用民力等。所用的方法似以观察和想象为主，颇有推理的意义和印证的作用。这种方式原对历史的理解和重建极有帮助，但以后的史家甚少为之，愈来愈倚靠文献，乃至有完全降为书房及纸上作业的趋势了。客观的困难（如值得考察的地方实物太多）、人类的惰性和文献崇拜的风气等，皆可能是促成此方式衰退的原因。

上述的物与象以外，包括前代史官所记，几乎一切皆得列属文与献的范围，也就是史家网罗数据的主要对象，是史家理解当代及古代事实的主要凭借。前章提到司马迁注意了孔子编次《尚书》的事，引述其名言：“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12世纪的朱熹，为此句作注说：“征，证也。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吾言矣。”[35]也就是说，论述历史必须讲究实际的证据，审订证据而列举之，思辨文献以推论之，斯然后始克有所言。稍后的马端临对此解释颇详，他说：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

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论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36]

朱、马二子对“文”之解释皆同，盖指一切文字之记述也。朱子释“献”为“贤”，马氏则释之为“言”；言者乃人之所发，贤者乃人之有行者。是则所谓人而无行则其言不可信，贤者之言始可以作为证言之意也。文献充足，然后始得考证故实；信而有征，然后行事始得确立。考之行事必藉于文献，发明其事则必赖于论证，所以《太史公自序》声称其“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论考之行事”，意旨在此；历史知识之能够成立，最重要的基础亦在此。

古人论成学的工夫有所谓“五段论”，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果能此道矣，则虽愚必明。[37]对于史学而言，博学即应包括博搜文献等事；审问即基于怀疑论，并从而审订考证也；慎思、明辨，此则推论、推理之事。关于怀疑论和知识论，孔子论之甚多。作者注意到他其中的两句名言——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又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是则知识因学而知之，敏于学者即能善于怀疑推理。前面提到孔安国编次《尚书》并为之作传，其从兄孔臧修书赞他说：“以弟（指安国）博洽温敏，即善推理。”[38]就讲究考证推理而言，古文经学此研究法，实为启示司马迁开创新史学的重要渊源，《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少卿书》一再强调“考”“论”“考论”“推”等字眼，实皆表达此事而已。搜比史料、考证事实、推论关系之实例，《史记》诸篇可供举例者甚多，恐其横生枝节，喧宾夺主，故不胪述。

总而言之，司马迁所开创的新史学，显然是一种困学而知之，经过敏以求之的学术，其研究并理解事实的主要方式是论证，最后始以“述”的方式将既已辨明的事实作有系统的综叙；其所采用的纪传体，结构形式也是新颖的。此皆无一不吸引继起者的注意。事实上，司马迁对其新学术期盼甚切，《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少卿书》一再强调“思来者”。颜师古释此三字云：“令将来人见己志也。”若就此句前后的文意推寻之，颜说诚是。[39]然其《报任少卿书》又续云：“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此即新学术已完成，若能广为传播，流之后世，则前辱已偿，斯时虽遭诛戮亦无悔矣。颜师古又释云：“其人，谓能行其书者。”[40]窃意此句应与《自序》末语所谓“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合在一起推敲，庶乎可得其真旨。《自序》于《报书》之前，后者所论乃敷演前者之意。是则“其人”也者，当指“后世圣人君子”，断非期盼于常俗之人。正本藏之名山而外，副本存在京师（通邑大都），传之其人，以待后世圣人君子。

新学术的始出，当世往往不易一下子接受，故与司马迁同时并世诸子，他似无寄予厚望之意，最早读其书者之一的东方朔，对其书评价情况不详，至于汉武帝则怒而削之矣，《报任少卿书》自称“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诚然。及至盐铁论起，桑弘羊征引其意见，显示司马迁的学问已被注意，起码其所论人性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已得到一些人的正面肯定。桑弘羊的政敌——霍光——死后（死于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两年，霍氏家族即因被告谋反而夷族。首先闻知而举发霍氏者，即为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恽颇有外祖的侠直之气，因此其后遂坐诽谤妖言之罪而免，寻又因言论为宣帝腰斩。班固云：“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材能称，好交英俊诸儒，名显朝廷，擢为左曹。”是则其学术和性格，与司马迁及《史记》有密切关系。[41]班固又云：“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42]所谓宣布，乃遍告于众之谓。《史记》之出不自杨恽始，但杨恽俶傥而交游阔，其宣告对《史记》的流行应有一定的贡献。然而此贡献不必过分夸张，因为二三十年后，东平王入朝求《史记》之事，表示其书在社会上犹非广为流行的，仍列属机密隐秘之书；有机会读之者，主要为少数入宫侍从之官而已。司马迁所期待的圣人君子，将待公元前26年刘向领校中秘书后，始可能有机会出现。

新史学运动前半期所承受《史记》的特色，实以补续《史记》为主流。此主流的形成发展，实为司马迁及其著作能确立地位的原因，也是其结果，故王莽寻求司马迁之后，而封之为“史通子”。[43]这些继承者肯定了司马迁的新学术，但比较之下，亦各有所偏重的。例如，褚少孙偏重司马迁《史记》的文采。刘向则偏重其文采兼及体裁结构，他应是第一个运用此新体裁及叙事方式，脱出补续《史记》的范畴而别辟新领域者，所著《列女传》——第一部妇女通史——即可作代表。刘向以下，刘歆、扬雄、班彪等，则又对《史记》所表达的价值观念极为关注。班彪、班固以降，迄于司马彪、华峤、陈寿，则对论证甚为重视。《史记》的学术整体已有传人，但所重略有不同，究竟何者最得此新学术的主体？此则应回过来思考其“俟后世圣人君子”一语了。

司马贞《索隐》云：“此语出《公羊传》，言夫子制春秋之意，以俟后圣君子；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44]据今文经公羊家此言，则孔子作《春秋》以制义法，实为祖述尧舜之道，并以之期待后圣君子的乐而继起，所重的是义法。公元前1世纪后期至公元1世纪前期，与刘歆、扬雄论学相友的古文家桓谭，在其所著《新论》一书中，对此亦颇有论说。他说：

诸儒睹《春秋》之记录，政治之得失，以立正义；以为圣人复起，当复作《春秋》也。自通士若太史公亦以为然。余谓之否。何则？前圣、后圣，未必相袭。夫圣贤所陈，皆同取道德仁义，以为奇论异文，而俱善可观者。犹人食皆用鱼肉菜茄，以为生熟异和，而复居美者也。[45]

是则古文家亦有相同之见，桓谭且谓司马迁的“俟后世圣人君子”，其意旨亦在此矣。作者之意，司马迁确有批判的意旨，其价值观念亦以儒家为主系统；然而其《史记》之目的不徒以立义法为主，其首要方式则极重视论证以发明事实，并从而就事论事，以建立其解释系统，以及褒贬的基础。由此思之，桓谭和司马贞之说，未必即全是。

寻司马迁之意，其书之撰述目的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即包括了《自序》所谓的“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也就是说，他欲考证及综合各家对历史文化的说法，使之折中于其著作。这种可以包含一切历史文化问题的新学术，固为司马迁期望后世圣人君子有好之、乐之以至继起创作者；但他透过这种新学术的研究而提出的意见，包括以论证方式而得到的解释与批判，也期望后圣君子的肯定和不能推翻。孟子自以孔子死后，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故要正人心、距杨墨，自信其论说虽“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46]《中庸》二十八和二十九两章，论述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父，引述孔子言杞、宋不足以征夏、殷二代之礼的句子，并云：“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47]显示历史文化，需要适当的人，本于质证之法，始能得其真相与真理，且得而成为天下万世所法则，俟圣人复起亦不易其言（一家之言）。是则司马迁所期待于后世圣人君子者，实应为其全部学术（包括方法、体裁和学说）之继承和乐为也。并且，表示他对其学术抱有定论历史的豪气与自信也。

文采与体裁的继起问题留待后论。要之，如此一部巨著，盼后圣君子所学者，当为最基本的实证主义方法和观念。班彪以前，刘向诸人撰史，大多率尔而作。[48]他们不能以史名家，盖有以焉。班彪续太史公书，其动机与方法，范晔皆有介述：

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公元前104—前101年）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而讥正得失。其略论曰：“……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於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

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49]

撇开班彪之论《史记》结构和价值观念暂不言，据范晔之言，班彪显然为新史学的爱好者，虽有志改良此新史学，然大体仍是沿袭补续《史记》的主流。他对司马迁以后、他自己以前诸补续工作甚为不满意。不满意的主因之一，即为其著“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班固曾云：“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材，服其善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50]是则班彪此方面的评价，盖承其前辈之见耳。刘向、扬雄的意见，《史记》是一部论证翔实、叙述恰当、批判从实而中允之书。班彪则批评《史记》断限和范围太大，司马迁以一人之精之，而又务多闻广载，故显得疏略。

疏略是相对于详密之词，班彪补续《史记》，主要是太初以后的部分，又有成书可本，自可易为功。详密的内容要有详密的论证作支持，这是考明及理解事实的必要之道。而且，班彪批评诸好事者著作多鄙俗。朴野固陋之谓鄙，凡庸不雅之谓俗。表示他认为诸作在论述事实、重建历史的工作上，水平大体低落也。此皆班彪所以续《太史公》书的动机，也正恰好表示了他重视史实研究及重建的观念。故其所撰的后传数十篇，乃是搜集史料，斟酌而讥正得失以成，犹且强调“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云云。核之为义是考验以求其实；整齐也者，即司马迁所谓的“整齐其世传”和“整齐百家杂语”之谓，指的是折中统一其说法也。由此可知，班彪当是褚少孙以后，比较上最重视事实的考证与推论的史家；也是深得司马迁新史学所以成立的要旨，并进而发扬之的史家。然而，其子班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51]只推崇他“学不为人，博而不俗，言不为华，述而不作。”[52]换句话说，班固推崇其父博学而有叙述之才，也能就事论事，只是续太史公书则论证未能详密而已。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班彪对诸好事者的历史著作，其评价是“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表示班彪认为他们搜集史料未丰富，论述事实水平低。因而，班彪的方法是“继采前史遗书，傍贯异闻”，从而“斟酌而讥正得失”。所谓斟酌，应指度量其可否而去取之的行为，含有选择、比较、考证的意思；所谓讥正得失，则当指批判而言。后者容后论，至于前者，显然在方法上符合实证主义的要求，而与“慎核其事，整齐其文”的目的相符应。以如此的态度和方法，班固竟评其父的史著为“未详”，则班彪的著作必有所未逮者。此外，班固评论前人作品，尚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他认为“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53]表示他重视史料的来源及权威性，不认为所有的文献皆能用以证明事实，这是他继承司马迁的观念之显著地方。

第二，他推崇《史记》为“实录”，这是来自刘向、扬雄的意见。另外，他又本其父对司马迁的批评，而意见则略有差异。他说司马迁撰史有所本，“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54]《史记》疏略而不够详密，这是班彪的意见。然而班固一方面承此以批评《史记》，甚至进而批评其父，另一方面则又指出《史记》不但甚多疏略，且或有矛盾之处。班固既引刘、扬二子之言，推崇《史记》“其事核”等，因而“实录”，是则表示司马迁考证事实是非常坚实的，故所谓抵梧矛盾，当指推论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或其褒贬批判的意见而言。他了解《史记》所以疏略、抵梧的原因，是由于范围大和断限长远。这种同情的体谅，是使他不采用其父讥评的态度与命词——所谓“不如其本”、贪多务失和议论显浅等；更重要的是，由于有这种体谅，兼而了解史学必须精详绵密，故范围大而断限长，实不易处理，此即成为他断代为史的重要原因。

第三，他批评“扬雄《美新》，典而亡实”。[55]所谓“亡实”，指无事实根据也，[56]这是无征不信的观念。前面第一点提到有征（文献）亦未必可信，遑论无征。关于此观念的实际发挥，最佳之例莫过他所撰的《东方朔传》。自褚少孙补续《史记》而附东方朔事迹以来，诸好事者对朔即颇多遗事异闻。班固研究其人，旁取刘向、扬雄之言以印证，断言“世所传他事皆非也”，谓“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故详录焉。”所谓“详录”，应指经过精详绵密的研究后而记录其事。颜师古注云：“言此传所以详录朔之辞语者，为俗人多以奇异妄附于朔耳；欲明传所不记，皆非其实也。而今之为《汉书》学者，犹更取他书杂说，假合东方朔之事以博异闻，良可叹矣！”[57]事实上，班彪批评诸好事者多鄙俗，此亦可比较褚少孙与班固对东方朔的记述而得知之；而班彪本人取前史遗事和异闻以斟酌，班固评为“未详”，似亦可由此略做推想。

班固自述“探撰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而对其理解事实的方法则甚少提及。[58]观乎上论，则仿佛可知矣。班彪的弟子王充，深知其父子之撰史，曾为之评论云：

班叔皮（彪字）续《太史公》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浅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坚（固字）为尚书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鲁卫之谓也！[59]

王充推崇师门似有过分之嫌，而其甲班（彪）乙马，盖又与他不明史学的对象、性质和方法有关。他是爱好“曲意而出，不假於外”的思想家和评论家，比较讨厌累牍精详而“无空中之造”的著作，故推崇孔子、陆贾、董子，而贬抑刘向及司马迁。[60]依司马迁的观念，王充之学属于“空文”之类而已，实未谙“实录”的真旨。王充推崇其师的史学成就如此，而班固却批评其父未详如彼，实证主义史学，有待班固力作，然后始克绍明《史记》可知矣。

《汉书》成，诸好事者包括班彪之作由是皆湮没，难怪傅玄称之为“实命代奇作”，范晔推崇此书“文赡而事详”，谓班固有良史之才。[61]值得注意的是，班固根据前记以撰《汉书》，对《史记》相同部分则率多沿袭，或偶作补正而已。赵翼对此论之最当，他说：

一代修史，必备众家记载，兼考互订，而后笔之於书。……其所不取者，必其记事本不确实，故弃之。而其书或间有流传，好奇之士，往往转据以驳正史，此妄人之见也。

即如班固作《汉书》，距司马迁不过百余年，其时著述家岂无别有记载？倘迁有错误，固自当据以改正。乃今以《汉书》比对，武帝以前，如《高祖纪》及诸王侯年表、诸臣列传，多与《史记》同，并有全用《史记》文、一字不改者，然后知正史之未可轻议也。[62]

赵翼对史料的取材、考证、推论诸问题，意见与颜师古同。班固博览群书，“潜精积思二十余年”，[63]可以重撰东方朔等《史记》所无、而为好事者所有之传，却难以摇动《史记》对事实的考论和叙述，此即班彪所谓“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著作水平的高下可知矣。而且，班固之袭《史记》而撰《汉书》，不但代表了两书的高水平，抑且更是以代表了司马迁和班固二人的实证作风与效果。史学家靠其思想与证据以理解事实，只要史料充足，论证精严，事实即能究明而不移，历史知识亦能因而成立；依此以推，定论历史也非不可能追求者也。司马迁倡此于前，班固以实际行动阐之于后，公元271年（晋武帝太始七年，吴主皓建衡三年），吴史官右国史华覈为救当时另一名史家薛莹，上疏批评吴诸史官“史才”偏低，并推崇云：“汉时司马迁、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与经俱传！”[64]史、汉“精妙”，在史学上具有经典性的地位，此为内行人的推许，固非王充之流可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