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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实证而定论的肯定（第1页）

三、由实证而定论的肯定

本书前几章讨论司马迁的新史学诸问题，其中曾引用柯令吾和卡尔的论释，以帮助了解。实证与定论的关系，实即牵涉柯令吾所说的实证主义两阶段——确认事实及建立通则；亦即与司马迁的论考行事及成一家之言的关系，大约指向相同也。这也与卡尔所谓的事实与结论大体相同。然而事实不会说话，结论也不会自成，非透过史家则皆为子虚乌有，是则卡尔在其《何谓历史》（WhatisHistory）一书中，首论《史家与其事实》（TheHistorianandHisFacts），显为深思之举，其内容亦值深思之。

卡尔首章论述，值得推究的问题如下：

第一，定论历史是否有出现的可能？卡尔开章即引用了两位名教授的不同意见以提出问题。这个命题是否可能成立，鄙意其关键不在是否已掌握了所有数据，及利用之以解答了每一问题。真正的关键，应在史家究竟有何重要问题？是否掌握了足够的资料，而其充足的程度足以让史家解答这些问答。假若史家不能掌握历史发展的重要问题，或者史家不能掌握到足够的资料；其书成之后，新史料层出不穷，而这些新史料足以推翻或重大修正先前的记载，则定论历史当无可能出现，亦恐将永无可能。其次，自从20世纪克鲁齐（Croce）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若每一史家皆从其当代着眼，则问题必然层出不穷，也难有完全解决的一日；执此而言，则定论历史也永不能定矣。

第二，卡尔引用19世纪兰克（Ranke）的名言——史家之职责仅在说明事实的真相；寻而又引《牛津英文小字典》对“事实”下一定义，说事实为“与结论有别之经验的资料”。他评论此为“通俗史观”——历史由一套已确定的事实所组成——属于经验主义的及通俗的史学派观念。这派史家往往将事实和见解分离，先弄清事实，然后再从中推出结论。卡尔对此不表赞同，论据有两点，即：史家的要务不在确定事实，那只是史家的必需条件；事实的确立须靠史家的先验决定，透过史家的铨叙选择始构成历史。因而，他对相信历史事实能客观而独立地存在于史家解释之外的说法，认为是反常的谬论。

鄙意事实的确认是否为史家之要务，这关系着历史是否为真的，及能否有定论此二问题，应为不可轻视者。其次，事实本身就是事实，史家的铨选意谓史家化事实为史实，只关系其能否成一家之言。各史家铨选事实以使之成为史实，此即应为卡尔命名本章为“史家与其事实”而标明HisFacts的用意所在，亦即史家各据其所铨选的史实，得各自成其一家之言也。诚然，史著贵能成一家之言，但事实是否有那么多差异存在？史学是否对基本史实的确认存有很多异见？终致能各取所需，所需亦取之不尽，使许多“一家之言”同时出现？这里应有很大的疑问。而事实上，这些问题却又关联到一家之言是否可能成为定论此问题。

此处无意深入牵介于欧美史学的争辩，只欲借此提出问题，回首观察于中国而已。

历史之能否定论，端视史家能否掌握足够的资料以作推论；而数据的实质意义就是事实——从数据中确认事实。诚然，事实并非就是史实，但事实却是过去真实发生过的事，因而事实之本身即是历史。就此而论，历史是客观而独立于史家解释之外的。然而，人类过往发生过的事实是如许的多，完全“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是几乎不可能之事，真正的完美主义，是就充足的数据中确立事实，并须透视其历史意义，选出具有重要关键性的事实作为史实，以裨进行推论，重建人文群体的总体全程真相。就此而论，卡尔所谓的历史事实不能客观而独立地存在于史家之外，说法始或可能成立。因为事实与史实不同：事实是过去发生过的事，客观而独立的存在；史实是经过史家赋予历史意义，以作铨叙解释之用的事实，多少带有史家的人为因素。此差异不能明，则无以论历史之实证与定论也。

试作一问，史学究竟是什么？它与历史究竟有何不同？解答这似小实大的问题，作者不欲旁征博引，浮示其所谓博雅的工夫，而欲建议读者回头重参本书之前几章。由此可以做出一扼要的解答，即：历史乃是一切过去发生过的事，人类的历史则是一切之中，人类过去发生过的行为，而不论其是否有数据保存下来，或人们是否透过此数据获知其真相。人们欲知悉过去的真相，探究其关系，由此产生的学术即史学。因此，历史是事实，而史学则为事实之学。理论上说，事实不舍昼夜地逝者如斯，不能重演，则任谁也绝不能知悉其所有一切，史家运用其史学也绝不能断言其所知者即为事实的绝对真相，由此也就绝无定论历史可言。然而从实际的学术角度看则不尽然：

第一，事实虽浩瀚，但史家不必全部地纤芥毕悉。史家只需掌握足够的数据，以确立其中一些重要的事实，从而选择出来，赋予历史意义，用以铨叙解释，即可推究出其因果关系，重建其真相的大体。知道历史的全部事实意义并不大，此大体的真相才是价值所在。而且由于史家及其史学若能尽精微而极高明，则此大体的真相遂有接近，或符合历史客观体相之可能；因为既无人能断言其所究知者为绝对之真，同理也很难断言其所究知者不能近真或得真。由此而言，史家铨选及论证事实所成的一家之言，殆应有终极定论的可能。

第二，史实透过史家从事实中产生，是则确定事实进而确认史实，不但是史家的必需条件，而且也是必需责任。卡尔本人也认为愈是近代的史家愈有此责任。[40]这种认识与史不可亡意识结合，正是中国史学特色所在。史官修撰当代国史，所记者当非无意义之事实，而应为他们认为有历史意义之史实，这是官守职责所在。先秦时代，这种史官制度即已存在，他们记录当代历史时已扬弃了许多无意义的事实，只对他们认为是重要的、有历史意义的事实始加记录；在他们来说，此即史实，有责任将之确认保存下来。汉以后史官重建，正是遵循此种观念意识，走同一个方向。先秦史官为了确保史实而尽忠职守，至有不惜甘冒政治逼害者，如本书《绪论》所举之董狐及齐太史兄弟是也。由此观之，中国古代史官基于职责所在，乃至以生命换取史实之真实性，无异表示了：史实必须真；且唯其为真，故能定论的意义。

综而言之，事实是否得真存实，这是史官及史家的首要问题。他们推论史实能否接近或符合客观的历史体相，则又是另一问题。事实确立层次与史实推论层次是一体相连的；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念，不但对此有深入的认识，抑且似乎很清楚地了解到如下概念：事实为真，故能定论：推论既真的事实，其精微高明之真切处，亦可得使其解释说明成为定论，此即刘向等所谓“实录”之旨，显然的是，事实不正确则将无定论之可能，史实正确而推论欠当亦然，如何处理确立事实以至推得结论的一贯系列，使之精确定论，正是中国史家的职责及义务所在；也是传统史学精益求精，至出现史学批评，讲究才、学、识、德四长的基因所在。史家扭曲、篡改、抹杀事实等表现，由于关系历史能否真实及定论的第一关键，故历来最为批评之焦点，是史家及其史著接受批评最苛之处和原因。史家讲究一贯系列的处理，并不意味一贯系列不可分割进行。两汉以来，官修起居注等即是分割一贯系列，负责产生和确立事实的工作；修撰国史则是负责推论和完成的工作；梁朝以降的修实录，则为上述两者之间的中介性工作，故官修制度实即一贯系列的分割分工制度。只是，站在完成的角度上，任何史官或史家，皆必须能掌握一贯系列的全部程序而不可分割耳，否则将会影响于其著作的精确及定论也。

中国古代史官有忠于确立事实及保存史实的精神，这是中国史著大体可信，及在政教力量下大体仍能维持其学术独立的最后凭借。但是，这种春秋精神的表现，并非为每一史家，尤其史官，所能绝对秉持和发挥的，因而史实——经过他们选择及记载下来的事实——也就未必全皆可信，全皆真实。而且，国史的总体绝非就是官修的祀戎政教、帝王将相的内容所能涵盖；民间的各种发展，另有资料产生及提供的管道，它们甚至可以印证官史之信实性和补救其疏阙性（官修由于观点立场而疏忽或根本缺乏了某些史实的记述），此即异说异闻之所以形成。就史料的大体价值言，异说的权威性往往不及官方的雅言；但就论证而言，则殆无大差异。史家欲完成其含有定论意义的历史，则势须讲究于此，不能偏信官方或圣人君子的言论记述。司马迁在史文几绝的情况下建立其新史学，所念念不忘，一再提撕的，即在于此。恕再详引其文，以见其概。《史记·太史公自序》末云：

汉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於兹。……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他最后所欲表白者，乃是指出史学是从一切资料开始，对此所有证物证词推论考证，以确立其事实，终至发掘此中有意义之史实加以高层次的推论，以至于完成一家之言。这种经过一贯系列论证程序所形成的历史，他谦称、事实上其性质也确只是“一家之言”——是许多异说中属于其自己一家的系统确定与解释。然而，《史记》既是经过上述全部程序的制作，若其能发挥精微高明之尽致，则此“一家之言”理论上固有达至终极定论之可能也。司马迁在谦虚的同时，亦极强烈地表示了其此自信——纵后世圣人君子复起不惑吾言之自信也。稍后致书任安，书中再度强调于此，乃至谓“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万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此书已完成并已开始流传，今后所待者，乃是当世及后世圣人君子之质正确认，乃至继起而已。

揆诸史实，续修《史记》诸子称之为“实录”；尤其班固《汉书》亦颇有将汉定论之意，而竟大录《史记》之作，即无异从批判的认可进至事实的认可，以实际行事宣布司马迁新史学的成立，及其所确立的事实和推论解释，不但“成一家之言”，抑且大体成定论也。中国“正史”含有“定论历史”之意义，可说自司马迁开始即已表明，新史学运动诸子经印证而确认。以下诸正史或许不尽人意，但也不尽令人失望，即以近代新史料发掘层出，问题累生，可以另以新方式修正部分史实，甚至可以用新观念另作系统解释，但果能推翻历代正史另起炉灶耶？研究国史能不从正史入手，作主要基础耶？余甚惑焉。然后知正史之可贵，及其因定论意义所展现的价值之可取也。

此义既明，兹就汉魏以降，史家在这方面的观念表现，略析如下：

许慎《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右，持中；中，正也。”这句解释，引起后人许多分歧的意见，有以文字学解释者，有以“中”字象形所指之实物作推测者，甚至有人误会为指“无形之物”，以为指道德思想等，从而否定批评之者。[41]鄙意解释许慎此语，当从汉晋的史学发展上探寻。“从右，持中”应为许慎解释字之形义及结构者，或许不指“右史记动”此记事角色而言。但“中”之为义，则许慎释为“正”。“正”之为义，许慎云：“正，是也。从一；一以止。”即是“是”之意，是则所谓“正”，乃相对于“不正”而言，含有是否适当，是否正确，实事求是之意。观司马迁之言，其自表《史记》即含有事实正确及推论恰当，可成一家之言，俟圣人君子察其言而不惑的意思。班固以前诸子，推崇其书为“实录”；用班彪之言，即指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也。比事推理，至如此恰当相称，此应即“正”之意，也是“是”之意也，可以“从一”为一家之言，及统一之定论，使异说众言“一以止”者也。《史记》被称为“实录”，而“实录”含有“正”史之意，盖汉代史家已蕴含此理念矣。是则“正”之为义，非言“中正”，更遑论道德观念、政治思想之类矣；其义起码应指确立事实，及选铨史实以恰当作推论解释而言，亦即指事之确立及论证而言。

张衡上疏请专事东观，“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及“宜为《元后本纪》”等，此即批评马、班叙事及构置不合事实。此合不合，意即是不是及正不正也，其出发点在“正确恰当”与否。国史事关一代大典，有定论之意义，比事推理不容不正确恰当。张衡的建议未被采纳，表示其见自有不合之处，如立《元后本纪》及更始冠于光武之前等，明显违反事实。犹如韦昭拒为吴主皓之父作本纪，盖其不合不正也。华覈上疏救韦昭，声言史官负国史重任，不杀昭则吴“书卒成立，垂之无穷”，“今《吴书》当垂千载，编次诸史，后之才士，论次善恶，非得良才如曜（昭）者，实不可使阙不朽之书”。华覈又曾上疏救另一史官薛莹，声言“臣闻五帝三王，皆立史官；叙录功美，垂之无穷。汉时司马迁、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与六经俱传”，欲《吴书》完美而定论，垂之不朽，非薛莹不能胜任云。[42]

汉晋之世，比事推理可臻定论，亦极关一代大典之定论，此观念清晰而明显，是以东观史臣被责以拘时文饰，曹魏官修被判以不及陈寿实录，缘故在此。当此之时，史学危机已现，蔡邕乞黥首刖足，欲忍辱继成汉史；马日磾救之而谓王允曰：“伯喈旷世逸才，多议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王允竟恐蒙讪而拒绝。日磾退曰：“王公其不长世乎！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其能久乎！？”郑玄亦叹云：“汉世之事，谁与正之！？”[43]寻马、郑之意，蔡邕有逸才而多识汉事，最能胜任事实确立及推论解释，以成定论性之大典，杀之无异废典，故为莫大之罪过，此与华覈之意正同。是则郑玄之所谓“正之”，亦与许慎之“中，正也”意义相当，意指论证事理而正确恰当，俾定论性的一代大典因而可成也。袁宏在4世纪撰《后汉纪》，《自序》自云读《后汉书》而觉其“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遂搜罗诸家后汉著作、起居注、名臣奏议，旁及各地方人物志，发现“前史阙略，多不次叙；错缪同异，谁使正之？”由是决定疲八年之力以重撰。是则皆显然承自《史》《汉》以来史家之观念，表达了汉晋之世史学的认识和标准。

晋朝自3世纪中至5世纪初，前期承汉魏而为新史学运动末期，陈寿、司马彪等人出焉。及至4世纪初期，王室东渡以后，国史乃一代大典，与实证和定论关系极密切，观念已然大明。前引王导的《请建立国史疏》，声称“帝王之迹，莫不必书；著为令典，垂之无穷”，故主张设官撰史，“务以实录，为后代之准。厌率土之望，悦人神之心，斯诚雍熙之至美，王者之弘基也”！其意不啻主张国史具有不朽的价值，但必须顺实证入手，始能获至定论，以为“后代之准”；准确之史，始能使人神满意，达至《中庸》所言“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之至美境界；如此的国史，实具“王者之弘基”的意义及价值也。温峤《举荀崧为秘书监表》，指出“国史之兴，将以明得失之迹，谓之实录，使一代之典，焕然可观”，意见亦同于王导。司马迁所一再强调的由“罔罗天下放失旧闻”以至“俟后世圣人君子”，至此不是已随其书流传，为来者所继起耶？这种新史学的学术，不但为史官和史家所熟知，抑且将相如王、温，帝王而兼文豪如曹丕、植兄弟，亦皆深知而或欲为者也。[44]新史学至汉晋阶段已普遍被接受，国史的意义和价值，亦已被认识及确定，许慎之言，应是就当时史学的理念特色而立论者也。此下南、北朝只是承势顺流而已。单就此特点而言，实证定论的国史，殆即可得与五经比美，取得诸种历史著作系统中之“正史”地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