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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定论的变化及其对正史的影响（第1页）

四、实证定论的变化及其对正史的影响

但实证定论的新史学所以确立，是历经长期发展，许多一流史家作观念鼓吹或以实际作品印证之下，所发扬的结果。其间不无旁流出现，对实证定论产生反作用者，如政治干预与祸患意识、好奇风气与神秘主义、权威崇拜与文献崇拜等。此三大类的现象，表面与实证主义及定论主义无关，而事实上其间皆有互为相关的复杂关系。

在此不欲详述其发展之全貌，第先欲指出好奇、神秘之风，自先秦已盛，魏晋以降再炽。秦皇、汉武求长生而好神仙，乃是此潮流之显例，刘向承新史学而撰《列仙传》，即下开此类史学之先河。汉末社会政教之大崩溃，乃至人生的幻灭，是此风再炽的原因。例如，曹丕、曹植兄弟，以帝王及文人领袖之尊，也曾试验仙道神奇之风效，本实验主义而提出不可信之结论，然而终因社会、人生之黯淡无出路，仍高咏游仙虚幻之作也。[45]此风在汉魏之际，原因大、小我人生之破灭而兴盛，承此巨浪而继起者，或仍识此意，或已舍原意而沉信于神秘主义，从好奇出发而欲有所根究。皇甫谧、张华、葛洪诸人，似即承曹氏兄弟等的文风，将之转向至史学范畴的名家；事实上，曹丕撰述《列异传》三卷，应即下开魏晋此派史学潮流的“近代”著作。[46]而干宝《搜神记》出，显然将此派史学推至高峰。

原夫历来史家，对于神秘不可知层次之事，颇在有意无意之间不敢轻言其必不可信，盖此层次乃实证史学所难以施及的层次也。如盛称《史记》为“实录”的扬雄，曾于其名著《法言》中，谓“神怪茫茫，若存若亡，圣人曼云”。又答有无仙者之问，谓此“非人之所及也”“无以为也”。[47]不能施及则不能轻言其必无，史家将之收录以备一说，或专立体例如灾异、五行诸志以作收集研究，或待后来学者，此仍不失为实录精神之流衍。

据汉儒观念，自先秦以来，即孔子作《春秋》，亦不回避此类事迹的载述。是则司马迁以降，史家亦对其中某些神异事迹，颇有意戮力探究，欲发明其真相，因而在皇皇国史之内，遂不敢轻加舍弃者。扬雄批评《史记》之用高于《淮南子》，“圣人将有取焉”。寻又比较孔子和史迁，谓“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48]二人多爱是否有不同姑不论，但史家探究天人之际，正是好奇风气形成的结果，只是专门别出，以成史学支子，需至刘向、曹丕、干宝等人，始告完成而已；但此类作者，犹且欲本实录主义作探究之进路者也，干宝《搜神记序》，足以代表此见，其序云：

虽考先志於载籍，收遗逸於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卫朔失国，二传互其所闻；吕望事周，子长存其两说。若此比类，往往有焉。从此观之，闻见之难，由来尚矣！夫书赴告之定辞，据国史之方策，犹尚若兹；况仰述千载之前，记殊俗之表，缀片言於残阙，访行事於故老，将使事不二迹，言无异涂，然后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国家不废记注之官，学士不绝诵览之业，岂不以其所失者少，所存者大乎？

今之所集，设有承於前载者，则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群言百家不可胜览，耳目所受不可胜载，亦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说而已。幸将来好事之士，录其根体，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

4世纪初期干宝提出此论，实为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其特点如下：

第一，他无异指出史学乃感官对现象所产生之认识的学术，因而史家耳目所亲闻见的当代之事，始有达至逼真、近真，或得真之可能。真实而信之事实，必为“事不二迹，言无异涂”者，亦即定论历史并非不可臻至的理想。

第二，然而闻见之难由来尚矣，史家修史的对象是过去之事，此已不可得而躬亲闻见；亦即意谓历史不可能重演，因而出现此史学上先天之难。在这先天缺憾之下，史家必须借助于文献——残简片言和故老行事，此史家网罗数据的两类主源。这是《搜神记》一书，所以直承司马迁新史学之处。

第三，干宝对史家闻见之事，与史家根据文献而非亲所闻见之事，似乎有一价值上的衡量。寻其文意，似认后者价值不下于前者，其重要性恐在前者之上。关于此点，是干宝敢扩大史学的层次范畴之原因。推其旨，似乎他提出了如下的学理——史家所耳闻目睹也者，即谓史家本人为事实发生时的当事人、关系人或第一目击证人。但是历史上的大事，断不会皆恰巧全发生于他们身上，为他们所闻见；靠史家感官所闻见之事，实属有限，此所以谓史家“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由于史家不可能全是上述的角色，即为上述角色，其所撰者亦不过只是一事件的事实，宽言之亦不过只是感官所及的“事件史”，与关系“千载之前”“殊俗之表”的全程总体史，相去甚远。因而，他有意表示史著完成，其重要基础在史家亲所闻见以外的文献数据，这些数据较亲所闻见为多，对史著之完成及完美，价值应在亲所闻见伯仲之间，或转居其上。

第四，经传、《史记》乃权威性的经典之作，犹且有异说失实之可能，是则实证定论历史之难，可想而知。然而他认为定论之难，虽“亦前史之所病”，但却不是表示定论绝不可能，其关键即在事实的存真及求真之问题上。因而大力推崇本史不可亡论和及时修撰论所落实的史官制度。亦即表示承认史官与史家及时修撰之大体可信性，及其与定论历史的关系。

第五，在上述四点的前提之下，他有意表示其搜神之作并非完全无稽之言；且由于其遵循新史学某些方法，故不但是负责任之作，抑且应有所“发明”，以“成其微说”于不可知层次者。

干宝起码代表了一部分搜神猎奇之士及其著作，并不是纯从好奇风气或宗教情怀出发的，他们兼由实录史学的某些特质出发，有拓展史学层次范畴，发明“天人之际”诸问题的意思。当然，他们不认为他们所探究的对象不列属史学范畴，则他们的著作也就不应列于史学以外。事实上，《五代史志》将此类作品列入史部，最足以反映此阶段对史学认识的一般观念。今人将此类作品视为神异小说传奇之类，乃是因古今史学观念之改变而不同也。就干宝而言，他是由于其父的宠婢，和其兄之死而复生的刺激，因有此神秘经验，进而撰集《搜神记》，博得“鬼之董狐”的声誉的。《晋书》本传批评他“博采异同，遂混虚实”，应有进一步分析的余地。

从实证方法而论，今本《搜神记》尽管已非原著之旧，但其条述，明显的主要是抄录诸史及经传百家之言，另一部分则是经由采访而来之知闻。这些事既属不可证知者，故其载述当然也乏论证程序。关于此点，前引序已自作说明。[49]因此而言，尽管此书能“言必有据”，但终究不能与实证史学相混。然而，由于神秘主义先天上之不可证知，则其抄录、访问所得，乃是其唯一可行之方法。稍后裴松之注《三国志》，亦引用《搜神记》及其同类书，显示“博采异同，遂混虚实”，乃是此类史学不得已的特色所在，史家固无可突破者也。从内容而论，既无方法可作论考检证，则无法作事实之确认，只能“信不信由你”矣。这种层次的东西，原本就是信仰情感之学，与理性实证关系甚薄。干宝将之与实证史学套上紧密的关系，又从理论上树立基础，此所以说《搜神记序》为史学史上之重要文献也。其内容多从正史而来，复又影响于后之正史，即唐修《晋书》本身，这类内容亦不乏例，是则唐初史臣之批评，正有明于察人，暗于察己之嫌，并非从史学此学术之根本中作检讨也。值得重视的是，干宝本传《史臣曰》批评其与孙盛，云：“所著之事，惜非正典，悠悠晋室，斯文将坠。”一者表示干宝之《晋纪》似曾大量载述此类神异之迹；另者表示宁冒家门破灭，直书桓温“枋头之败”，以存史实，有齐太史之风的孙盛，其著作或亦有此类倾向。孙盛若真如此，则此阶段对实证定论史风之共识可知矣。《晋书》记述杜预有大蛇醉吐之异迹，陆云夜遇王弼之鬼而始有玄学的神遇等神异，岂非干、孙之匹亚，以为可得实证定论者耶？[50]在此“遂混虚实”之间，殆已达至神异泛滥之地；亦即究天人之际，本由无证不可轻弃之观念出发，反而泛滥成灾，危及实证定论之大旨矣。

从《搜神记序》推出的干宝史学理论，其二、三、四点显示了史学上重视文献，并及于文献的权威性诸问题。史家撰史，除了少部分为其亲所见闻之外，大部分需依靠文献以进行研究，这是论史家及其事实，不得不重视于文献的原因。文献在史学的价值，不论其如何权威，在史家作实证推论时，固皆只能视作证词，不能因其为圣人所言、名史所记，遽即认为真实无误。司马迁似深悉此旨，故尽管毕集“天下遗文古事”，“罔罗天下放失旧闻”，仍强调于必须“论考”和“略推”，未敢轻认事实而随便推论也。这是新史学实证主义的根基所在，故《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他一再加以提撕强调。继起名家，达于此旨者亦多。例如，班彪继刘氏父子及扬雄等人之后，续撰《史记》，即旁采异闻以斟酌讥正于前史，表达其“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之旨；然而尽管如此，班固仍未因其父及诸子权威性的著作而满意，反而表示父著“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

当然，就史料学角度看，史料因其来源或形成等因素，确有权威等级之别，因而这种认识遂容易流于权威崇拜或文献崇拜。汉儒独尊儒学，经典所载、圣贤之言遂有莫大的权威性，扬雄和班氏父子批评司马迁谬经非圣，虽是就价值系统上立论，但却含有圣经乃最高权威，不可谬违之意，亦即具有权威崇拜的倾向。例如，扬雄《法言》卷二《吾子篇》末云：“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将使谁正之？’曰：‘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或曰：‘恶睹乎圣而折诸？’曰：‘在则人，亡则书，其统一也。’”司马迁既视一切文献为遗文旧闻，无异包括圣言经文在内，皆一体视之，如同证词也。在新史学的理论上，司马迁之是否违圣反经并不很重要，其所违反是否有证据，推论此证据是否合理，这才是最重要。因为史学第一要义在求真，近真或得真始能符合史学之旨。事实上，经过司马迁的论考略推，《史记》所确立的许多史实，是采自权威之言，其后又为《汉书》所因袭者。是则班氏父子在彼批评史迁，在此则肯定其实录也。

权威崇拜及文献崇拜或许可以溯源更远，但扬、班之风，其近代渊源应与刘向有关，刘向所撰《洪范五行传论》《列女传》《新序》《说苑》等，皆本于《诗》《书》经传所载，此殆为权威崇拜之表现；至于《列仙传》等，盖多据诸子百家之言，殆即为文献崇拜的表现。盖此类著作，颇有信仰权威，尽信书而未加仔细论证者也。风气既开，此脉遂行。降至3世纪汉晋之间，权威崇拜似受一挫。谯周承扬雄之言，不满司马迁《史记》先秦部分，谓其“揉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因而据“旧典”驳论，撰《古史考》二十五篇，这是权威崇拜的充分表现。当时谯周声名甚盛，稍后始为司马彪所驳，凡一百二十二事被批评为不当，所据文献即本于汲冢出土之《竹书纪年》，前已言之。是则正经旧典，在论证时未必有绝对或最高的价值，于此已有普遍认识的趋势。陈寿不为师门辩护，殆即为此。权威崇拜受挫，并不表示其风已绝，故7世纪时刘知幾犹力论疑古惑经。

事实上，权威的来源不仅只限于正经旧典，史官、史家所述，尤其是权威史家或人物所述，亦为来源之一。例如，汉末史家并非只有蔡邕一人，但据马日磾和郑玄之言，蔡邕固为权威史家也。东观史臣所修国史固为权威性之著作，但不得权威史家如蔡邕之论证，则“谁与正之”？此观念实足以代表权威崇拜之另一面。《搜神记》内容，抄自《史》《汉》《三国志》及司马彪《续汉书》诸志者不少，据其《自序》所言，当是相信其人其书之权威性也。干宝只是承儒学独尊地位的衰落，及司马彪的反驳正经之潮流，将权威对象转向史家，突出文献崇拜而已。《搜神记》大体上说，应为好奇风气和文献崇拜的混合作品。其序所论，无异鼓吹文献所言即是事实，若有文献根据，则可得而采录其说也。这种言必有据只能是实证史学的初步，而非其全部。修史若止于此，则无异与实证史学貌同而心异也。但自干宝《晋纪》，及于东晋南北朝至唐初诸正史，乃至裴松之《三国志注》等，皆可印证此风之存在、普遍及兴盛。

尽管此风兴盛，史学不亡者仍与实证定论之认识秉持有关。孙盛冒死存实之风；桓玄自撰起居注，有唯恐事实不明之惧；王韶之不避书王氏货殖作乱之劣迹，书者与被书者皆能尊重事实，为天子所表扬；[51]范晔自诩其书论赞部分之“精意”“奇作”，纪传部分之“体大思精”，有因事发论，“以正一代得失”之志；沈约批评何承天、裴松之、徐爰等所修《宋书》“多非实录”“垂之方来，难以取信”；[52]萧子显不满后汉史未能实证定论，遂“采众家后汉，考正同异，为一家之书”；崔慰祖欲更注《史》《汉》，其学术亦讲究“酬据精悉”，为沈约、谢朓等所称服。[53]此皆南朝实证史学，秉持不亡之显例也。其间裴松之注《三国志》，颇有继起干宝好奇风气及文献崇拜之倾向，较上述诸史家尤为明显，但其人实际上了解史学必须求真存实之大旨，其注释之内亦颇从事于实证推论，[54]恐因其过分炫耀博学，致有流于好奇及崇拜文献之效果而已。稍晚于松之的臧荣绪，括两晋为一书，被齐太祖称为“有史翰”。他曾力主史学必须有“裁断”，似即针对干宝、松之所代表的史风而来。6世纪陈、隋之际的史家何之元，即直采其旨云：“夫事有始终，人有业行，本末之间，颇宜诠叙。臧荣绪称，‘史无裁断，犹起居注耳。’由此而言，实资详悉。”据臧、何之言，事件史或人物史皆各有完整的发展及其因果关系，在其始终本末之间，即须讲究论证，以确立事实，及从中选择铨叙，以达至历史的重建。若徒胪录文献、引述不疑，斯皆不合“史家与其事实”的史学关系，只成剪贴式之史，如此则真相云乎哉？重建或定论云乎哉？何之元撰《梁典》采用分期论，仔细论究梁朝一代发展诸阶段，探讨其间之始终本末诸关系，殆深得实证史学之旨者也。[55]惜臧、何二子著作今不存，全貌不得而知。但读其言，则知排比史纂并非上乘史学，史家固须透过论证而有别识心裁，不待刘知幾与章学诚而明矣。

史家与事实之间存有论证的关系，其极致则会发明事实之真相，重建一代历史。史家欲精确研究事实，提出“一家之言”，此一系列的研究程序，就是“正”的落实表现。其著作尽管只是“一家之言”，但有可能成为“后代之准”——亦即可能成为后代之定论。国史之含有定论，进而成为正史，关键在此，是则一代大典之国史不易修也。

五胡政权亦多有修国史者，国史必须真实而关系定论，此旨大体也能掌握。前秦苻坚在4世纪后期建立史官，著作郎赵泉、车敬等执笔，直载坚母与将军李威通奸事。后“坚收起居注及著作所录而观之，见其事，惭怒，乃焚其书而大检史官，将加其罪。著作郎赵泉、车敬等已死，乃止”。其后史官追录旧语，已十不存一矣。[56]史祸几生，即因史官论载奸事之真实；当然，史官苟无证据，岂敢如此记述？386年——慕容垂乘前秦衰亡、趁机复国之第三年，诏命董统草创国史。慕容垂后读之，“称其叙事富赡，足成一家之言；但褒述过美，有惭董（狐）、史（齐太史）之直”云云，[57]是则意其未能为定论之实录也。5世纪中期，崔浩主持修撰北魏《国书》，急于发表，且立石铭刊之，至为来往行人，批评其书“备而不典”，酿成著名的重大史祸。所谓“不典”，意谓不正，不能成为一代大典也。《国书》是否真的“不典”，或牵涉其他因素？容不赘论，要之国史的完成，应是要完备而定论的。一家之言虽可提出，但最好能论证精微，使之成为备要典的定论，《太史公自序》所言的应即此意；而此时南朝名史家范晔之《狱中与诸甥侄书》，自许其书为精奇之作，殆亦含有此意。是则南北国史之实证定论的认识，大体无所差异也。

北朝国史官修，自崔浩开始已成定局。450年发生此史祸，对北朝可谓影响甚大。继起史官的高允、孙惠蔚等人，皆不敢轻率措意。6世纪初期，崔光长期以宰相修史，临终勑子弟，谓“史功不成，殁有遗恨”。但史云其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阙略尤多。每云此史会非我世所成，但须纪录时事，以待后人”。临终遂荐崔鸿。[58]寻其意思，国史不可亡，故不得不修；修之而无成，故有遗恨。但是实证而定论，固为世之难事，需待卓者出，始能有成。崔光之意，实在守前待后，不敢轻为之也。崔光自忖非其才，曾力让史任于李彪。然而李彪与之长期同在著作，常以国史为己任，临终亦未完成者，盖以体例虽定，但艰于论证，不敢轻易告成耶？崔光最后找到“史才富洽”的侄子崔鸿。鸿史学造诣殆可比于李彪。然而他正在研撰《十六国春秋》，只能竭其余力照顾国史。宣武帝索阅其书，崔鸿“以其书有与国初相涉，言多失礼，且既未讫，迄不奏闻”。换句话说，崔鸿以论证未精，恐招至崔浩之祸也。前引前秦、后燕修史，则知此诸国之史皆未精详，或有削讳，真相不易一究即明。崔鸿后来上表，强调网罗史料、确立事实之难，并强调其努力于“审正”“史考”，一直不敢轻辄完成，兹再略引其表以见其意。表曰：

……昔晋惠不竞，华戎乱起。……成为战国者，十有六家。善恶兴灭之形，用兵乖会之势，亦足以垂之将来，昭明劝戒。但诸史残缺，体例不全；编录纷谬，繁略失所，宜审正不同，定为一书。……诚知敏谢允南（谯周字），才非承祚（陈寿字），然《国志》《史考》（指《古史考》）之美，窃亦辄所庶几！

始自景明（公元500—503年）之初，搜集诸国旧史。……暨正始元年（504年），写乃向备。……区分时事，各系本录；破彼异同，凡为一体。约损烦文，补其不足。三豕五门之类，一事异年之流，皆稽以长历，考诸旧志，删正差谬，定为实录。商校大略，著《春秋》百篇。

至三年（506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据蜀时书，寻访不获，所以未及缮成。辍笔私求，七载于今。此书本江南撰录，恐中国所无，非臣私力，所能终得。其起兵僭号，事之始末，乃亦颇有；但不得此书，惧简略不成。

崔鸿已自我表明其撰述态度及方法，且声言直本谯、陈史学论考之风，是则此书在身后始因其子表行，岂是生前“不敢显行”发表，或世人因崔光贵重“遂不论之”耶？盖崔鸿穷二十余年精力，欲将此纷乱讹谬的时代，作一精微高明之整理，以达实证定论之“实录”水平，上侔史迁、陈寿而已。魏收之批评，殆有诬的嫌疑；收书被指为“秽史”，未必非实也。[59]崔鸿私撰《十六国春秋》即已如此，则其参与撰国史，想亦不会率尔而为。

大体而言，崔浩史祸的教训，是促成五、六世纪间，北魏史臣慎重修史，乃至有守前待后的心态现象者。但是在此消极因素之外，尚有积极因素，此即在孝文帝鼓励之下，实证定论的史学精神得以发扬及落实。前文曾提及崔浩案发，太武帝拘究诸史臣及有关人员数百人，其中高允即不避死难，承认国书细部多于其手，崔浩只是总裁润色而已。他向太子力辩，声言：“夫史籍者，帝王之实录，将来之炯戒。今之所以观往，后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举动，莫不备载，故人君慎焉。……至於书朝廷起居之迹，言国家得失之事，此亦为史之大体，未为多违！”是则纵使史祸已起，国史实证定论之旨未泯也。孝文帝于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始亲政，即分置左、右史官，并“常从容谓史官曰：‘直书时事，无讳国恶！人君威福自己，史复不书，将何所惧？’”是则此“雅爱经史”的皇帝，实有心得于史学，其见上承于高允，故曾屡责史臣以“王言遗滞，起居不修”，认为严重失职。他又曾当面批评史臣韩显宗说：“卿为著作，仅名奉职，未是良史也！”显宗答云：“臣仰遭明时，直笔而无惧，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臣优於迁、固也！”孝文哂之。[60]可知孝文针对崔浩史祸以来史臣之心态现象，积极对史学作补救及发扬也。李彪、崔鸿之徒，于此时代遂有特出表现，良有以也。

史官修记注而直书，不见得就必定真实，尚需印证其他数据，事实始能确立。然而，若能直书无讳，可信性即甚大，并可能即将此事定论，省却修撰国史的史官或史家许多不必要的麻烦。盖确立事实，不论是修记注或国史，仍将是史家的必需条件及首要责任，关系历史之推论正确与否、能否成定论甚巨。魏收之史无论是否秽史，但其书多沿李、崔诸人之作，有问题处似多在崔鸿以后史事。《魏书·自序》云：

初，帝（高洋）令群臣各言志。收曰：“臣愿得直笔东观，早出《魏书》。”故帝使收专其任。又诏平原王高隆之总监之。隆之署名而已。帝敕收曰：“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

魏收书成，前上十志之启，自言“假复事播，四夷盗听，间有小道俗言，要奇好异，考之雅旧，咸乖实录”云云。[61]表示他或有直笔存实之心、实证求真之能，只因私意而在人物褒贬处上下其手。非知之艰，行之为艰也。凭此诸例，则北朝一向对国史之实证定论，认识可知也。

从修记注至国史，确立而直书事实，既为实证定论的第一步，重要可知。然而帝王事迹，民间史家多不之知，或难以确定，故私撰当代国史风气，在官修制度下日衰退，遂有大赖于史官焉。不过，此类帝王事迹，往往牵涉“国恶”，敏感性甚大，虽帝王鼓励、史官自勉，犹不敢轻易直书之，虽书之亦不易见容保存也。唐初大举修五代史，目的在为五代修“正史”，与于众家晋史之后重修《晋书》一般，俱有标准定论的意义存在。太宗君臣，实悉定论历史之旨。《贞观政要》卷七《文史》篇，记载如下两事：

贞观十三年（公元638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欲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

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

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