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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统论对国史体例结构的影响（第1页）

二、正统论对国史体例结构的影响

上述正统观念影响于国史解释和构思既明，则另外进而有可论者，即因正统立场所引起的实际笔法，及对敌逆地位构置诸问题。陈寿以前，史家行文一本各从其实之旨，对政权之敌逆者鲜有以特别鲜明的笔法进行批判，有之者亦不过略见于卷末的评论而已。东晋以降，正统立场的秉持及认同，遂改变了史家此固有之风，尤以国史修撰为甚。前引《魏书·序纪》所用的名词和叙述方式，谁是自署私署，谁是自立僭立，谁是凶奸叛逆，乃以本朝正统的立场为主，而颇有愍没事实是非之趋势。各政权自修国史，以如此笔法贬抑敌逆，充斥于诸正史，显见政治情绪之高涨也。在此行文构意之间，尚可作细分而论者，此即对敌和对逆给予的笔法与位置，有所不同，影响所及，成为中国史学的结构特色者。

首先，欲论对敌。所谓“敌”者，含意有二：一指“敌对”政权，一指“平等匹敌”政权。此二义俱可施于中国内部或外部的权力结构也。对内如南、北朝之例，两者长相“敌对”，但有一段时间互相修好，表面上颇有“平等”相待之意。对外如汉与匈奴的关系，由敌对平等，乃至复敌对，以至一方屈属称臣为止。讨论此类问题与史学的关系，略欲循由外而内的逆方向为之，盖此与古人的天下观（或宽言之为世界观）有关。

作者无意逸出本书断限，过甚地穷溯古人的天下观，只欲据《公羊》《谷梁》二传说明一个观念的存在：此即春秋以至汉代，中国人普遍认为中国居天下之中，在这里发展的中国人及其文化，乃是天下最优越而根本的，为天下变动的中心所在。这种觉识导致了优先意识的形成，亦即所谓内诸夏而外四夷、先中国而后夷狄的观念也。这是基于内外、先后、本末的觉识上发挥而成的，原本就是一种历史意义。及至邹衍提出大、小九州岛说，使中国人的天下观得以扩大为世界观，但其说有将人类世界视为地理单位，而忽略人文历史意识之倾向。[27]姑无论邹说如何，赤县神州即是“中国”，其内即禹贡九州岛，亦即天下所先所本之所在，此盖当时一般人的观念。汉人对中国以外诸人种文化，甚少有穷源溯本的全面兴趣，有之则仅止于约略的、零碎的谈论或记述而已，此盖内诸夏、先中国的观念意识所以造成也。新史学的鼻祖司马迁，是首创外国研撰的人，也是首位对外国作系统性探究，而将之列于中国史内，使国史更具天下化或世界化的史家。尽管如此，但《史记》只收入了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宛等数地区诸国而已。这些国家涵盖了中国的四边，是否即意谓当时中国人对外国的认识仅止于此？恐怕未必，盖司马迁或许另有构思也。

司马迁将上述国家收入中国史，事实上已开启了中国史进入亚洲发展的前驱，已不再局限于中国赤县神州的本部。但他构思这些国家的位置时，并不如后世正史般，将之统列于国史之末数卷；而是将之置为“列传”，分散于诸列传之间。这种构置法，有些人百思不得其解，而徐复观论之颇有所得。他认为《史记》述各国，“大体上系按照与汉发生关系，或得到解决之先后为次”；另外，亦与汉朝的国防问题及因国防所引发的内政问题有关。[28]《匈奴列传》夹于《李广列传》及《卫霍列传》之间，《南越》至《西南夷》夹于《公孙宏》《司马相如》之间等，原司马迁之构思，殆应有此意。然而，司马迁构思本纪、世家、列传三体例，使之结为一体，实有清晰的定义分野，而寓以本末、始终、先后、内外诸关系于纪、传之间，是以将外国置于“列传”，显有使其地位不与本纪、世家相同平行之旨。徐先生顺着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天下观（其实此观念也不尽为儒家所特有），谓司马迁继承了“孔子作《春秋》，在自己保存上，严夷夏之防；在生存与文化价值上，又视华夷为平等”的精神，故特立此诸列传“以尽历史所能含容之量”云，[29]殆未全得司马迁之旨。

史家大体有一共识：承认任何人物或外国皆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并由此发掘其历史价值和历史意义。此前提若否定，则研究历史即了无意义和价值可言，故历代正史，亦不避所谓奸人猾夷之研撰。作者读《史记》匈奴诸列传，了解司马迁本确有此种识觉，但所谓“严夷夏之防”的意识，则未如徐先生所言那么明显。《史记》所列六个外国列传，皆与中国发展大有关系。其关系约略可分为二：一为臣属征服的关系，一为匹敌抗衡的关系。除匈奴之外，司马迁大体视其他诸国并非匹敌平等的。《匈奴列传》则明显透露了汉、匈二国平等相对的官方意识，以及司马迁对此问题的认同。事实上，降至公元前53年——迁死后约三十余年——呼韩邪单于入朝称臣以前，汉人皆视匈奴为匹敌平等之国也。《汉书·宣帝纪》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十二月条记云：

匈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奉国珍，朝三年正月。诏有司议。咸曰：“圣王之制，施德行礼，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匈奴……朝贺，自古未之有也。单于非正朔所加，王者所客也，礼仪宜如诸侯王，称臣昧死再拜，位次诸侯王下。”诏曰：“盖闻五帝三王，礼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单于称北藩臣……其以客礼待之，位在诸侯王上。”[30]

匈奴入朝称臣，乃是当时中国重大之事，亦为亚洲权力结构重大改变的关键。群臣咸认匈奴有非正朔所加的匹敌国格，自古以来无匹敌二天子相臣相见之例，故一时竟在国际礼仪上为之手足无措。宣帝亦有此意，故单于虽称臣入朝，仍排众议待以客礼。宣帝此举实受大儒萧望之的影响。望之以太傅参议其事，力主“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外夷稽首称藩，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羁靡之谊，谦亨之福也……”[31]。

由此以推，司马迁之世，汉朝上述两种对外关系，前者即正朔与正朔所加的臣属关系，亦即天朝意识下的朝贡羁靡关系；后者则为主客平等的关系，亦即匹敌不臣的关系也。司马迁将此两种关系的国家，一律构置于“列传”的位置，最可能的解释，乃是本于“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的观念意识作构思。亦即视外国为中国之末后，承受中国原动力之波及影响者；由本而末，由内而外，先动后及，相对反映了中国是本先的天下观也。既然如此，则《史记》以“本纪”述中国实际操持最高原动力的主宰（先京师），次以辅助动力之“世家”及实际变动的诸夏人物（后诸夏），而将外国置于与其有关的诸夏人物之间（后夷狄），实以此作为指导观念，而作成此国史结构。

《史记》这种构思，班固等人仍然了解。[32]所以《汉书》本《史记》的创构，不论外国是否匹敌不臣，仍然置之以传的位置。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班固之时，汉威已远播，当年之不臣匹敌者多已向汉称臣，亦即四裔多曾为正朔所加也。随着此天朝意识的浓厚，正统观念也极易获得伸展，而施于蛮貊四夷。换句话说，正统观念施于外国的趋向日益强烈，乃至与先中国后夷狄的观念，有并驱齐驰，或寖寖然超越之势矣。这时的天下观内涵，实为此两种观念的同时等量存在。

班固或基于此，遂对《史记》原先的构置略事更改。他以“纪”述中国正统帝王，以“传”述诸夏人物及外国；其中复以诸夏人物为先，置外国于全书之末，于是正统观念遂融入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的优先级，相得益彰的得到发挥。此后国史对外国的构置，遂以《汉书》为典范。诸史述外国，原则上沿《史》《汉》之例各书其国名而分述之。及至唐初大举修前代国史，姚思廉总括外国以“诸夷”专名于《梁书》，令狐德棻之《周书》则称“异域”，唐太宗等之《晋书》则用“四夷”之名。这种结构自是成为先例，而中国与异域、诸夏与诸夷的内外本末关系益见明显矣。

国史附载外国于列传之末，其原先意义及结构既如上述。然而降至南北朝，仍因观念意识有所改变而改变。南北朝诸王朝，由于国小力弱或道路阻隔，对外关系因而萎缩，同时，此时期在史学上，正统观念远浓于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观念，是以原先的天下史观遂黯然失色。于是，国史附载外国的数目转趋减少，乃至如《陈书》及《北齐书》般竟至阙如，一如陈、齐两朝孤立于世，而天下竟独得此一国也。姚思廉撰《梁书》，于《诸夷列传》开章即云：

……其徼外诸国，自（汉）武帝以来皆朝贡……晋代通中国者盖鲜，故不载史官。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始为之传。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踰於前代矣。今采其风俗粗著者，缀为《海南传》云。[33]

是则此时期修国史，附载外国与否及数目多少，与政治上的正朔朝贡有密切关系，与原来的本末、先后之天下观或世界观，关系甚薄。这是国史修撰观念及结构上的一大转变，自此遂将对外关系置于以正统观念作为主要指导观念之下，并据之构置国史中的外国地位；亦即朝贡者少，则天下亦随之缩小，无朝贡则中国完全绝缘孤立，天下亦仅得记一中国而已。如此，则国史遂变成名副其实的纯国史，再无一个天下史或世界史的结构也。这是正统观念对中国史学之另一重要影响。

中国与四夷的内外本末观念既如此，则中国本部——所谓赤县神州之内，亦因分裂而有此内外本末之分，所谓“先京师而后诸夏”也。这个观念影响于史学者，并非全关于天下史或世界史的结构，而以中国正统王朝国史的结构，所受影响最大。诸夏分裂，孰为正朔？据天下史观，则中国赤县居天下之中，优先秩序应以中国为先，主宰中国即意谓得天下变化之原动力。中国之内，又以京师、“中国”（指中原）为先，主宰中原实则意谓取得了中国变化的原动权，能进而牵动天下。是则世界史盖以中国为本位，中国史又以中原为中心也，此所以“中原说”在争正统时强而有力。三国时代，魏、吴承认正朔在“中国”（中原）的政权，其故在此。4世纪中期，孙绰反对桓温还都之请——所谓“反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极”之说。认为“帝王之兴，莫不藉地利人和”，声言“天祚未革，中宗（晋元帝）龙飞，非惟信顺协於天人而已，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因而主张“自古今帝王之都，岂有常所？时隆则宅中而图大，势屈则遵养以待会”。[34]帝都无常所者，亦即“京师”不必一定须在“中国”也。由此以推，“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的系统，势必由绝对固定变为相对游移，与传统观念大相径庭者也。此说若成立，则吴、蜀之敬畏中原而汲汲北伐，祖逖、刘琨、桓温、殷浩乃至后来的刘裕，他们之努力中原，遂成愚蠢可笑之事；相对的，划江自守，偏安待会，反成振振之辞矣。

事实上，孙绰之说尽管反传统，但其影响力则甚大，东晋南朝实际上即以此观念作为偏安的基础；形于史学者则习凿齿率先加以运用，将中原的曹魏政权斥为篡逆，不能代表正统。然而，此观念究竟是大反传统而有缺憾的，凿齿在帝都无常所，先京师不一定是在先中原的观念之下，辅以血统说作辅助，为东晋争正统。但是血缘说自蜀汉以来即非强有力的论据，则器物说、文化说遂相继获得重视，尤以文化说为甚。盖刘裕篡东晋，血缘说效力遂减，此下南朝各代，难于以此向北魏争正统也，于是文化说不得不加提倡。南朝一系，持魏晋衣冠文物所在以与北朝相争峙，实有将“中国”由地理意义转化解释为文化意义者，此盖取源于“入中国则中国之”的文化意义也。这种为争正统的转化观念，显然对国史的修撰立生影响，故南方史家特重舆服文物的研撰。[35]北魏承五胡原先汉化的轨辙而大举汉化，其间亦不无受到南方此观念的刺激。5世纪末叶，孝文帝、李彪等为大议，最后摒弃高闾的赤县中土地理意义，采取李彪的纲纪彝典文化意义，宣称改德运而继魏晋，殆针对南朝的帝都无常所及文化说而来的。

北魏的改革，鄙意有急于竞争，而忽略了检讨运用其固有优越修件之弊，亦即舍己之长而攻人之坚也。故降至6世纪前半期，高欢（北齐高祖）犹有正统不易争之深忧，感叹“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梁武帝）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因而了解“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指宇文氏政权），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36]由此观之，孝文帝及李彪的改革，实为中国本部正统之争的转折点，因其汉化心切，而误上了南方史家的大当，导致南朝由劣势变为优势，而北朝则相反；并且启发了隋唐的矛盾，未至径将魏、晋、北魏、北周、隋、唐作为唯一的正统系列，终至两皆承认，并为之大修南、北各朝正史，以至启示了李延寿《北史》《南史》的创成。

当然，南朝史家对中原说的地理意义也非全忘怀，最后亦颇有调和两认之意，例如，6世纪中期何之元撰《梁典》，于《序例》中即表示云：“若夫猃狁孔炽，鲠我中原，始自一君，终为二主，事有相涉，言成混漫。今以未分之前为北魏。既分之后，高氏所辅为东魏，宇文氏所挟为西魏，所以相分别也。”[37]之元此分别法遂为定法，为隋唐所遵。是则，高欢恐惧梁朝衣冠正朔同时，梁朝史家仍以中原为念，至有承认其君主之势也。北之恐惧矛盾，南之怀念承认，遂合流而成为隋唐两皆承认的背景，产生了此时期正史形成之特色。

调和两认为6世纪中期以后才出现之趋势，此又与齐、梁之世南、北双方曾经修好之事颇有关联。其实修好期间，正统意识的竞争仍甚严重，不论双方外交辞令的表面如何，其国史的笔法则往往仍称对方来朝贡也。修国史的笔法如此，其结构亦相对的受到了影响。正统不可能同时有两个以上，己若正统，则他人必非；必非正统而与己相争于中国之内者，非僭即伪者也。在政治意识形态浓重之当时，对方被置于不承认主义下，连“闰统”也不可能存在，何况刘氏学说已衰退。根据班氏史学的纪以述帝王、传以述臣民的原则，敌对政权的君臣已被判为僭伪臣民及其所建立的僭伪政权，故必置诸于国史“列传”的位置，连有意分行三国的陈寿亦不得不作如此结构。原本司马迁创建新史学，对后世所谓的僭伪政权，大体上是赋予平等竞争的地位的，故列项羽于本纪，这种构置，显然据实录精神而来，符合史实的发展。班固撰《汉书》，根据汉朝正统本位的立场，及完全摈秦论引申而来的排斥霸而不王精神，与夫其父本纪述帝王（天子）的意旨，将霸而不王、无皇帝之名的项羽，正名降贬为传，斯则政治意识形态已浓，但大体上也难说不完全符合史实。只是《汉书》此后已成与五经相亚、广为世人所读的名著，于是班氏史学此构思遂为后世史家所遵守。然而，班固参与东汉初期的东观修史，即因实际问题而另有创意。

两汉之间，公孙述等与项羽不同，前者从未完全主宰过中国，而却有皇帝之名，且与光武短暂竞争后即被驱除。站在东汉的立场，公孙述等实为僭伪臣民所建之政权，揆诸事实，则他们一度与东汉平等竞争，而有皇帝之名义；基于中国整体的构想，他们显然偏据一方而事迹短暂，且与光武王迹中兴有密切关系，不可分离作独立研撰。于是班固等人特将《史记》的“世家”改创为“载记”以安置之，并不加以僭为私署之名，以存当时平等逐鹿于大乱之实。范晔述公孙述及袁术等，大体颇能推本此旨。其间只有陈寿另创三国君臣各鱼雁分行的体例，虽仍名吴蜀为传，但确为最佳的卓创。他所以能循班氏史学而别出心裁，乃是基于确认三国平等竞争、首尾相连此一史实，此与公孙述等对汉的关系不同。

东晋时代，南、北各史家不论参与官修或私撰，国史上互斥对方为僭伪，置之于附庸的地位，殆可确知，第其众多者著作今已佚散，未能分析其详。今本此期正史，以沈约《宋书》最早完成。沈约特创《索虏列传》以置北魏。他代表南方政府及史家，只承认拓跋氏李陵之后，是晋室乱化之民，至于北魏遥继黄帝之说，一概否认也。南、北相跱此时已为既成事实，沈约也曾论之，但基于上述认识，却只能贬拓跋为“索虏”。又由于判定拓跋为汉人之后，为中国乱化之民，故将其位置，本“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之旨，构置于国人类传之末、外国列传之前。[38]这种构思方式，殆脱胎于班氏史学而变通之者，与陈寿首创的分裂政权结构法大异。读《三国志》，虽知帝纪在魏，但仍完全了解其实为三国各自独立分行，各有始终兴衰之全程发展。读《宋书》则不然，不但缺乏于此，抑且对敌伪政权亦仅作大略记述，而所述者又往往是其“坏”的方面。这是违心史学发展的另一面，亦即实录主义在这方面的遵行，终不及不承认主义的正统意识形态也。沈约此书是以破纪录的速度，在一年内完成的，是则他只是根据宋朝史臣的既成著作略加编纂而已，故其此种表示，实非个人的单独的创树，而是代表东晋、刘宋以降的史学发展也。此风既已出现及炽盛，稍后萧子显撰《南齐书》亦以《魏虏列传》跟进，则国史如此结构形式，大体奠定。

当沈约于487—488年高速撰就刘宋一代大典之时，北魏君臣似乎深受其刺激。北魏原先约一个世纪以来，所修的编年体《国书》，实不足以发挥如沈约般的构思，借史以与南朝争正统。487年，继崔浩以后主持修史的高允卒，象征其传统史学的结束。此年李彪建议改国史为纪传体，代表了北魏新史学的出现。纪传体新史学远较编年体成熟，李彪已详细论之，其意此体最能完备的发扬国家功业与充分的表现政教义理也。孝文帝因此整顿史官，乃至在490年大议改德运。沈约等人刺激了北魏的史学改革，北魏史臣于是亦持子之矛以攻子之盾，《魏书》亦于其国人事迹之后、外国事迹之前构置南朝诸伪政权，正名为“僭晋”“岛夷”“私署”等。这种正名，即连“僭跨一方”的五胡政权也可开免，却主要用以针对东晋南朝也。

唐初官修前朝国史，虽说已调和两认，于梁、陈、北齐、周、隋五正史，已避免如此强烈的正名，但由于多本前朝史臣的著作，故行文笔法之间，仍不能全免于此入主出奴之意识。[39]五正史修毕，唐太宗即决意重撰《晋书》。《晋书》不收入北魏，其将其他的五胡政权，统置之为《载记》，表示正统在晋（西、东两晋为一），五胡乃晋之动乱，以示晋室由一统以至南移的全程史实。此则重归于班史，是较能存真播实的构思也。李延寿曾参与修史，基于当时此观念而私撰《南史》和《北史》，尽管二史之间互不正名僭伪，但却另立《僭伪附庸列传》。是则于此息争调和，为南北史家共遵之际，有些史家亦不易一下子清除这类意识也。[40]

一个政权向天下四夷示正朔，复又对诸夏内部争正统，进而影响国史结构，成为中国史学特色，已如上述。兹进而复有可论者，乃是一国之内，又有对逆争正统的问题，其强烈程度与上述两种相较，殆有过之而无不及。盖前二者乃外来力量，后者乃内在因素也。

原本范晔以前诸正史，对篡乱叛逆之臣民，大体上并无特别的正名和固定的构置。班固将王莽置于全书之末（有《自序》者除外），殆非用以处篡逆之臣，否则《王莽传》之前安排了《元后传》及《外戚传》，即不易解释。推班固之旨，盖西京亡于外戚，尤以王氏一家为甚；故究王迹所以衰亡，事实上和理论上均宜如此安排。此其效法司马迁列述《秦本纪》于《秦始皇本纪》之前的构思，用心应无可疑。《汉书》第一传为《陈胜、项籍传》，而最末则以《王莽传》为殿，尽管称莽为“贼臣”“篡汉”，但如此安排的大旨，实欲根据司马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之原则而构思，使庶几达至其《叙传》自谓的“上下洽通”的“通古今”之旨，令西京一代全程而完整的展现出来。陈寿精于《史》《汉》而深悉此旨，第以三国之末事涉有晋，既不能据实而叙，则只有隐讳不书。然而，东晋以降的发展则不如是，显然因正统观念太强之故也。

沈约《宋书》是正史中首创凶奸人物类传者，特立《二凶列传》以记宋文帝家难。沈约教唆并协助梁武帝“作贼”，但他于此传之中，却极尽附会批判之能事，大有诛乱臣贼子之意，显然对其人格有甚大的讽刺。[41]此例一开，遂为唐初君臣修史所本：姚思廉《梁书》列宗室篡逆人物及侯景于末次及末卷，《隋书》末卷亦列述宇文化及诸人，《晋书》也特辟三卷以置王敦、桓温等，且径命名为《叛逆列传》。篡逆叛乱事件，自汉末以来何代无之？但事属国家内部之事，固不必成王败寇，特别加以正名汇类也。北朝诸史，推本《史》《汉》之旨，故不特立类传。李延寿撰《北史》，据旧作亦然；然其《南史》，亦仍南朝之例特置《贼臣列传》，殆有体例不统一之嫌也。或曰乱臣贼子，人人可得而诛之，史家正名批判固宜也。鄙意不以为然，盖自曹魏以来，拓跋例外，以至于唐，开国者皆以篡逆手段为之，而表面饰以禅让而已。是则篡逆相承，若本《春秋》之旨，正人心匡世道者，应自贬天子始。如此历代开国之君，皆应为史家所诛贬也。今不此之为，但诛臣而不诛君，其意义显与班彪《王命论》有关。又桓玄、侯景诸事迹，犹如刘裕与萧衍者也，桓、侯若事成，史臣岂会为之作叛逆传？是则此例既行，实与成王败寇的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思想有关。这两类观念思想，正是官方严格控制国史修撰的基因所在。这里，意欲指出者，乃是正统观念向国内的再伸延——示意正统真命不可碰触，犯之者将列入国史贬为篡逆，所谓对逆争正统盖指此而言。

这种构思不仅对国史的上述结构、笔法、批判具有大影响，抑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叛逆人物汇成一类后，史家皆置之于全书末，连四夷诸传亦在其前，只有《晋书》置于四夷之后、五胡载记之前而已。寻其如此结构之意，应是代表其人连夷狄也不如之意。这种结构意义，含有极浓烈的政教批判味道，自7世纪即定形而成国史特色。由唐至宋，经欧阳修发扬，遂至大盛。若依欧阳修《新五代史》的构思，汉末至唐初数百年间，包括许多批判他人的史家在内，故当全列入“杂传”，以批判其人非纯臣也。若依《新唐书》之例，则此时期“奸臣”“叛臣”及“逆臣”人物，除北魏肇始之君外，包括所有各朝开国君主及其从龙之士，皆得列入此类传之中矣。由此观之，此期史家，大多并非真正欲正人心匡世道而作批判，其故在此。这些史家大多缺乏浩然之气，借春秋史学之外衣，而行其入主出奴之实也；但他们的构思及实际创作，却又真能影响于中国史学。

综前所述，正统论与国史内部结构确有极密切的关系，或竟至形成中国史学的重大特色之一。然而前面所述者，虽有牵涉到教的层次，但主要却是偏重了随正统论而生的政之意义。关于前者，其影响不下于后者；至于后者，扼言之即正统意识的尊卑观念，在此时期即形成了纪与传的上下结构关系。其次又由于含有正统观念的天下观，遂形成了先本纪（中央正朔）而后诸夏（汉人诸列传）、内诸夏而外四夷（外国列传）的固定结构形式。至于诸夏内部对立政权，亦依正统与僭伪的观念，特置为僭伪传，或竟为之创立专名，常置于四夷列传之前，此盖史臣对僭伪无可奈何，而知事属诸夏内部之事也。叛逆奸人往往置于全书之末，与正统观念的关系更不喻而明。[42]此外，对于史学分类的外部结构问题，正统论于此亦有极大的影响。李彪奏改国史为纪传体时，即已解释此为国史的“正体”。这是国史体裁以纪传体为正统的明显表达。史体有正统纠纷，正统观念确为当时古、今正史之争的因素，且为事涉“正史”确立的问题。然而，“正史”的确立虽然与体裁有关，但尤与记述对象的政治地位有关，亦即记述正统王朝之史被视为“正史”，否则即为“伪史”。这种正统论体裁分类法和对象分类法，对史学独立大有影响，最迟在6世纪初，已由大目录学家阮孝绪所奠定。[43]下文论古今正史，即是为补充此问题而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