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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正史及其形成理念下（第1页）

第十二章正史及其形成理念（下）

一、正统论与国史的正统性及其违心发展

两汉至隋唐，正统观念的发展大趋，是由阴阳家鼓吹煽动，进而侵入儒家的思想领域，其后又随着儒学的衰退，遂褪尽学术外衣的铅华，展露出其作为一种政治意识的原本特质。随着正统观念的这种转变，原来具有浓厚神秘主义的天意史观，逐渐降落至现实的人文层次，成为政治纠纷时候作为解释批判的概念。至此，可分两方面作观察：第一，统治者持之以与敌对政权，或窥伺、叛逆其政权者，作意识形态竞争的工具。第二，史家普遍具有这方面的意识或受其影响，持之批判政治学术，于是正统观念一者成为史家撰述的原动力之一，另者又成为划分史学分类而使之独立于经学之外的基本因素之一。大体上说，正统观念的政治意识表现，在两汉天意史观流行之下，已从司马迁的隐约含蓄表示，进展至班氏父子较明显地表达了，魏晋之际遂已成为敏感而重要的问题。及至习凿齿出，正统观念的特质表现已与汉代不尽相同，而其政治上的功能亦被发挥彰明，遂使之成为政治与学术上所瞩目重视的大问题。乃至如儒佛之争、道佛之争及种族之分等，多少皆受正统观念的影响。

习氏彰明了正统观念的政治功能，最为官方所关注。两汉以来，官方原对史学就有加强干预及控制的倾向，至此，正统观念的菜单现，遂又成为官方增强其国史支配力的另一重要基因。国史具有宣扬政权正统性的政治意义及王迹所施的道德性意义，使官方重视在其控制之下修撰本朝国史；抑且“王迹所兴”必系于前朝“王迹所亡”，遂使官方对前朝国史的修撰亦给予同等的重视。汉、魏、吴、晋及五胡诸国，皆官方各修其国史者，自习氏以后、东晋云亡，则本朝官方敕修前朝国史的趋势已现，至7世纪前期，唐朝大举修五朝国史，乃成定局。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将在下章详述。此处所欲析论者，厥为正统观念对史著的内部构造，及对史学的违心主义影响诸问题。所谓违心主义及其史学，乃指史家之一种心态，为达某些目的，而故意曲解粉饰事实，变更应有之历史解释者。

关于正统观念与史学的关系，实在不易词组而明，一以概之。问题的中心在每个史家对正统的解释，并不完全相同。原本自孟子提出天人推移说后，正统论已出现了系统的理论架构。此后邹衍提出五行相克说，董仲舒提出三统说，至刘向综合而变通之，形成三五相包说。不但测验天意之术日盛，抑且推判正统之术亦定。上述诸理论架构的完成，均有一共同的基础，此即为孔子所提出、孟子所彰明的民本主义思想。换句话说，正统与否，首先须接受民本主义的考验，得民而王，其统即正。就此而言，从政治及道德的角度看，应是合理而成立的。即使习凿齿任意对魏、晋作解释，但其基础的论据仍本于此，《晋承汉统论》中谓晋“积勋累功，静乱宁众，数之所录，众之所与……不赖於因藉之力……有定天下之大功，为天下之所推”是也。也就是晋统虽因大建功勋而成，但其功勋是因有静乱宁众之效，故上天鉴此而垂意，人民因其能拨乱安民而与之者。苟若违反此大原则，则不论是否已统一天下，是否依甚么血缘说、器物说、区域说、文化说等假说，皆应不能进而推论其三统五行之正。这许多假说在理论上只具有辅助功能，使符合民本主义的政权显得更合理更光明，若过分强调了，则有颠倒本末、混淆是非之虞。试想蜀汉若不符民本，虽因血缘等凭借，遂能得其正统耶？曹魏若符民本，不要说篡衰汉，即使代虞夏，就不能得其正统耶？天生烝民而为之树君者，是为了人民之好着想，这是自然之道。政教是因顺此道而生，并非违反此道而立。自然与政教的关系，实为体用的关系，此在六朝玄儒之辩中，道理已日益彰明。袁宏即取此日益彰明的道理，用于评论后汉史事，至成为有卓识的名史家。而事实上，怀有正统观念以构思其史著的史家，大都能知道此最后原则的，只是在此原则之外，他们或另有意见。

若说中国传统史学有一些特色，则其历久不衰者厥为政治史观与道德史观，而前者又较后者更为明显。自司马迁以来，即综合了以前的观念，认为历史文化的源动在于政治，决定政治的人物就是推动历史文化变动的关键。司马迁等创本纪以安置这些人物之中的主宰者，又创世家以示其主宰之辅动者，列传所述者又以将相名臣为多，显为此观念的充分表现。班氏父子本君尊臣卑观念，而严分纪、传二类，自下列传中人亦日以政治人物为主，乃至史书有“帝王家谱”诸类称呼，此则政治史观日益一日也。史学与政治关系如此密切，自难完全独立于政治之外，史家暨史官在政治力量直接或间接影响之下，史学为现行政权服务，其现象日益普遍，是则由于各史家暨史官所隶属的政权不同，其所持的正统观念遂亦互异，此在两汉大一统局面不致严重分歧者，于东晋南北朝之局面则不然矣。

理论上说，正统与否是以民本主义为基础，进而展开其理论架构，以此客观的理论架构检定政权的统治者及其行事，即可获得相当客观而合理的判定，这是以道弘人——让道理彰弘其政权而使之正统的合理途径。然而，魏晋以降王迹之黑暗，使此客观的检定化为理想之事。统治者篡夺之后，既想饰过，又欲自弘，即贤如唐太宗，亦欲了解史官如何书写六月四日玄武门兵变之事，阅后复自我解释为“周公诛管蔡”，指示史臣有所修正，终至篡改唐朝王迹所兴的史实，其情可知矣。[1]史官及史家们书国史，除了阿谀取容、入主出奴或受到官方极大干预控制者外，其余者虽有良知，亦不得不表面上曲解当时王迹之合道，而为之争正统。前面提到陈寿之隐讳，干宝之婉约，袁宏之影射，其实皆在不直接碰触晋统之下，对正统问题做了极致的发挥。这两类型史家撰史，既或多或少牵涉到正统问题，则正统观念影响其史著的内部构造，包括笔法和结构，皆将各有特色。例如，陈寿将三国分行而不明书伪逆，习氏创编年通史而明书篡逆等，表面视之则不过纪传、编年二体史籍中的一部著作而已，仔细分析则各有深意创构也。六朝史学不易词组而明、一以概之者，原因在此。作者无意于此对六朝时代诸国史逐一分析，这是不胜其烦，而又有偏离本主题之嫌的工作。作者所欲论者，乃是习凿齿彰明正统论以后，史学大略创新之处及其所以成为国史特色者。

根据裴松之注《三国志》所引习凿齿的评价及其《汉晋春秋》，习凿齿知道“司马昭之心”及晋室王迹所兴的真相。他撰史为晋争正统，缺点不在篡改史实，而是曲解史实。史家本人尽管可以各为其主争正统，以示尊君爱国之心，但史学则无此义务。既然儒学衰退后，史学渐成为经世的重要学术，则习氏借史论政，乃是顺应趋势，此为作者所能体会之事。然而，晋三祖心迹是显然不符传统政教的，习氏却大饰主阙，并期期然撰就专文为之辩护，这就违反了评论必须根据事实与公理的论史原则，启示了史家论史可以公然上下其手的可能性，对史学乃至世道皆有恶劣的影响。傅玄批评《汉书》“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这是批评班固混淆价值。《汉书》此时已成为与五经相匹亚的名著，广为人所研读。习凿齿似乎顺此而下，更有颠倒是非之弊者矣。原夫汉儒解释春秋史学以史经世的意义，可用徐幹《中论》之言扼要指出，他说：“君子相见，非但兴善，将以攻恶，恶不废则善不兴。”[2]习氏为了攻桓温未成之恶，而曲解晋祖已成之恶，废恶之效未知能否完成，而以恶为善、混淆颠倒的效果却已现，是则不但与经世原旨相违，抑且影响世道人心于更坏。

习氏死后未及半个世纪，即出现以下宋、齐、梁、陈、北齐、北周及隋、唐相篡之局。这些篡夺之君，竟至主动指示史官为之粉饰者，如唐太宗之例；而史官及史家从事国史修撰，现存诸正史可以发现在内容上一再有掩恶粉饰之例，且比比皆是，不仅唐史而已。七、八世纪之间，刘知幾愤然离开史局，而发愤著《史通》，应为抗议这种史风最具完整启示性的个案。习凿齿此公然掩耳盗铃的作为，应与以下的史学不正常发展有甚大关系。尽管论史需有体谅与同情，习氏急于尊晋抑桓的动机或可悯，然而此行为效果则不可谅，盖此事对史学独立自主而具信实性大有伤害也。尤其习氏殆明知晋祖之心迹，却作此违心之论，应是故意为之者，实对此下违心史学有重大启导之功，此不辩明，则何能辨章史学的发展？汉末仲长统《昌言》云：“天下之士有三可贱：慕名而不知实，一可贱。不敢正是非於富贵，二可贱。向盛背衰，三可贱。”[3]这是他针砭汉魏风气之言，但也是两晋南北朝士风的写照。习氏未必有向盛背衰之意，但于第一及第二点，恐有与世同流之嫌。由此三点时风以考察此时期正史诸撰者，似乎可以窥知不正常的史学，何以能够获得发展也。

此用“违心”二字对习氏作批判，并非判断习氏在道德上的善恶，事实上，历代参与正统之辩的学者，正反双方同时均为君子贤人者甚众，如司马光不采习凿齿意见，朱熹批评司马光，此诸子皆非奸恶小人可知。习凿齿《汉晋春秋》及其《晋承汉统论》，于史论之心术上未必是恶，却于史学的求真上殆应为误。晋势力的酝酿在于魏，王迹所兴之凭借不由于蜀汉，若谓晋承蜀汉显然失之于不符史实。曹魏未能一天下故不能得正统，则吴、蜀亦然，正统固不在蜀汉；正统既不在蜀汉，则晋统何得“炎兴”？三国各“偏平”而皆未得正统，则越魏继汉，显然又与炎兴承蜀相矛盾。习凿齿未能论考事实，解决这些问题，遽作《汉晋春秋》，将魏抹杀，此即违心。习氏能在史著中公然曲解，则他人亦可援例而为之。宋、齐、梁、陈篡乱相继，但皆无越序上继之事发生，其关键在刘宋。

刘裕讨平桓玄，控制晋局，终而成篡。据《宋书·武帝本纪》所载，刘裕虽自谓系出汉室，却未以绍汉自任，亦不本中兴未亡说。晋末宋初君臣，虽在兴亡之际，仍坚持正统在东晋的观念——这是基于东晋必须与北方政权争正统的历史事实，而作晋、宋禅受之考虑者。晋恭帝被逼亲手书写《禅位诏》时，即声言“桓玄之时，天命已改，重为刘公（裕）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甘心”云云。《禅位玺书》中亦云：“昔土德告沴，传胙於我有晋。今历运改卜，永终於兹，亦以金德，而传於宋！”亦即表示晋室虽被人篡夺，但与北方胡人政权声言之继汉或继（西）晋宣言，仍有必要作力争，否则东晋将失去历史地位。统可篡而正不可不争的意识如此强烈，则刘裕若舍晋而继汉，将会成为被北方政权否认的口实。晋君臣既认为刘裕延续了金德之运，由此而生宋水，故刘宋亦不得不遵从此现实，舍复兴汉火而取晋金生水之说。刘裕既基于事实的发展而承认东晋正统，则与东晋敌对者固须视为“奸宄”和“僭伪”，是以其《告天策文》中历述自己歼奸宄、灭僭伪，有“大造晋室，拨乱济民”之功德。[4]

此事件须加注意的是：刘裕生于桓温时代，曾接受桓玄指挥，了解桓氏觊觎之心而观望屈附者，后以形势改变，始举兵讨玄之“篡逆”。是则刘裕仍是感染于篡夺政治风气的人物。习凿齿之论不但不足以抑制其篡夺行为，反有加促其行为之可能。盖刘裕起先推戴桓玄“乘运禅代”，最后自己乘运而起，“大造晋室，拨乱济民”，殆有套用习氏解释晋祖于魏非纯臣，被逼屈附而有济世之理论也。桓氏父子累代迁延不敢速为之事，刘裕崛起不久即遽为之，显然习氏之论为他铺好了基础。习氏以分裂之际，正统在蜀，而晋承刘禅而兴；刘裕亦以南北分裂之际，采习氏之说以正统在东晋，受其禅而兴，至于对习氏晋越魏承汉之惊人理论，格于现实不敢采用耳。其实若以血统而论，刘裕较晋更有资格主张承汉统也。刘宋此一决定，遂奠下以后齐、梁、陈及隋、唐的禅受理论，不致有大争执出现。梁和陈事实上仍有正统纠纷，此乃由于北朝及隋唐之立场所引起，与南朝本身关系甚少。

刘宋的开国理论奠定了南朝修国史的正统宣示先例，而五胡诸国亦多有修国史者，则因正统论之分歧，时有所争，兹暂不论。于此所欲究者，乃是北魏国史承习凿齿违心之风，及沈约《宋书》之刺激，因而有改作之事。

北魏拓跋珪（太祖道武帝）崛起于苻坚灭亡、北方复乱之际，约为习凿齿死后两三年之间事。至其子拓跋嗣（太宗明元帝）、孙拓跋焘（世祖太武帝）累世经营，始于5世纪中期统一北方。于此期间，崔浩等开始陆续修国史，至公元450年（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浩被杀，史官中断，而第一期修史乃暂停。此时期北魏政权并不宣称承晋，而在398年（道武帝天兴元年，东晋安帝隆安二年）采取崔玄伯（浩父）等所奏：“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遂从土德，服色尚黄，数用五。这是该年十二月正式称帝时所议定的行次，与国号弃“代”称“魏”，同具否认晋之金德的意义。[5]盖拓跋氏的官方意思，自谓源出黄帝之子昌意，入仕于尧舜之世，欲托体黄帝，遥继黄帝之土德。《魏书》卷一《序纪》开示即云：“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拓’，谓后为‘跋’，故以为氏……”斯则其国史记述据遥继之意甚明。

原夫拓跋氏远居北朔，刻木纪契而无文字，《序纪》对此并不讳言，且明载其先世淳朴简易，“世道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是则《序纪》中载述其圣武皇帝拓跋诘汾，因天意安排而与天女偶遇，至生始祖神元皇帝拓跋力微之事，殆应为其古老相传的民族缘起传说。拓跋力微既是拓跋族的“始祖”，生于三国之时，则前此祖先之真实性殆可疑；至于谓源出黄帝，入仕尧舜，恐为崔浩等史臣所附会也。据《魏书》卷二《太祖纪》所述，拓跋焘于公元386年由“代王”改称“魏王”，十年之后（皇始元年）略取后燕之并州，始创建百官制度，起用文人，慰纳士大夫，当时“家世魏晋公卿”的清河崔玄伯最受任遇，势倾朝廷。玄伯有“冀州神童”之称，曾任苻坚史官著作佐郎，据三皇五帝分土赐氏惯例，主张“改代曰魏”之说，为太祖所采。其本人则总裁北魏文物制度创建，实为北魏开国的学术指导者。[6]玄伯助手之一是也曾任著作郎，“博览经书，长於易卜”的邓渊。邓渊奉诏撰《国记》，史谓只造十余卷，“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体例”，后为太祖所杀，其子邓颍则于世祖时复在崔浩主持下参著作事。[7]是则魏初指导开国理论，创立文物制度，肇建官方修史，盖得力于留在北方，保守汉儒经学之史官也。

崔浩继其父承受宠任，史谓其人“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精研义理，时人莫及”。太祖朝即转著作郎，常置左右。及至太宗即位，“常授太宗经书”及讲论历史。似需强调者，乃是崔浩具有极强烈的汉儒经术风格，他效法刘向，常夜观天文星变，“精於天人之会”，影响太宗甚大。本传云：

太宗好阴阳术数，闻浩说《易》及《洪范五行》，善之，因命浩筮吉凶，参观天文，考定疑惑，浩综核天人之际，举其纲纪，诸所处决，多有应验。恒与军国大谋，甚为宠密。[8]

《魏书》卷三《太宗纪》云：“太宗礼爱儒生，好览史传，以刘向所撰《新序》《说苑》，于经典正义多有所阙，乃撰《新集》三十篇，采诸经史，该洽古义，兼资文武。”是则可以肯定的是：太宗受崔浩学术教育的影响甚大，而崔浩似归本于刘向，故太宗亦受刘向学术之启发也。斯则刘向正统论中之遥继说及新三五相包说等，必为接受崔氏父子指导的太祖、太宗及群臣所信仰。邓渊修《国记》固不免受此影响，而崔浩后来主持修撰《国书》，参修者有浩弟崔览、高谠、邓颖（颍？）、晁继、范耳、黄辅、高允、张伟等，皆一时儒学之士，为反对老庄玄学之崔浩所引用者；而且“损益褒贬，折中润色，浩所总焉”。是则刘氏学说，殆为崔浩主持下所直接引用矣。[9]北魏国史托体黄帝，遥继土德，背后因素可知。

其后魏收撰《魏书》，据此而特创《序纪》以述拓跋先世二十七帝，虽说近本陈寿《三国志》追王之义，远探《史记·秦本纪》之旨，有溯源知始之功，但却不免继承《国书》旧说，有违心之嫌。何者？盖自《汉书》以降，虽采遥继之说，而从未如此追王创始之君以前的祖先，并且数目竟至如此之多也。其次，秦始皇先世自肇建不久即崛起，春秋中期以降乃至称霸称王，名号与周天子相侔，而行事则关系中国历史之演变，故司马迁特置本纪以处之，继之以《秦始皇本纪》，以观终始兴亡的全程演变。而拓跋先世二十七君，偏居北朔，只为一小部落，未至关系中国兴亡终始。魏收为之立本纪，显有入主出奴之见及违心创构之实。当然，魏收所书本于魏国旧史，是则北魏史臣，应已吸收习氏违心之风，于改变编年体的《国书》为纪传体时，殆已如此改作。

《魏书》违心之另一处，厥为舍北方政权系统而又否定南方的东晋，直承西晋正统之观念表达。此事与北魏名史家李彪（公元444—501年）有关。他与手下史臣，协助孝文帝完成此有关学术和政治的重大改革，是当时中国政界及史坛的一件大事。李彪之名，是孝文帝所赐。他是博学之士，性刚直而偏于严酷，长期参与修国史，晚年坐大辟罪，孝文帝将之特赦而除免，稍后仍在秘书省以“白衣修史”，其史学被推重，可想而知。彪自述孝文赐名，是欲其远拟班彪，近准司马彪，故宣武帝（孝文子）破例准其“白衣修史”。根据《高祖（孝文帝）纪》，孝文帝乃雅好读书、精通经史，而又善谈庄老，尤精佛义之主。他曾下诏禁断图谶巫觋之学，具有理性主义及强烈的历史意识。在他君临北方之时，虽推动与南方修好的外交政策，但其随着经史素养而来的正统观念，殆亦不薄弱，尤其在吸收南朝学风观念之后更如此。南朝尽管篡夺相继，然而后朝为前朝争正统以示其所继之统亦正，以至溯至晋朝的意识甚浓。孝文帝似为针对此事，对北魏史官制度及国史修撰遂大加创草，殆有意与南朝江淹、沈约等人所修诸史一争长短。李彪早年即深附于孝文帝，故长期倚以著作重任。李彪其人曾出使南朝，对南方史坛动向甚为重视而熟悉，要求以“白衣修史”的理由，即援王隐修《晋书》之例而提出。他又深受《史》《汉》之影响，对光大魏史，传之后世，具有强烈的当仁不让意识。孝文帝君臣对史学认识之深既如此，则魏史改创的主、客观条件均已成熟。

《魏书》卷六十二《李彪列传》云：

（彪）迁秘书丞、参著作事。自成帝以来，至於太和（即北魏所追尊的第一位先帝拓跋毛，以至孝文之时），崔浩、高允著述《国书》，编年序录，为《春秋》之体；遗落时事，三无一存。彪与秘书令高佑，始奏从迁、固之体，创为纪、传、表、志之目焉。

据《高祖纪》，正式诏令李彪等改《国书》依纪传体，时在太和十一年（487年）十二月。是年春，沈约奉敕撰《宋书》，北魏君臣的改革颇受其影响，但表面当然不会提及。按：李彪之长官为高佑，系出勃海高门，累世显贵，其从祖兄即司空高允，父即高谠。允、谠皆曾隶于崔浩共参著作。高佑与李彪等联名所奏改创国史的奏章，详载于《高佑列传》，大旨谓身为忠臣，不欲遗阙君德臣功，而批评《左传》只“存史意而非全史体”，谓《史》《汉》以后，汉、魏、晋以来皆仿效之，得史学大体，宜据此改创云云。[10]值得注意的是，改创之提出理由，实深受司马氏史学所启示者，体裁固不必论，而动机亦据司马谈遗嘱其子之心传而兴也。事实上，孝文帝当时亦有此意，君臣契合，乃得推行。[11]此次改创，实由“李彪专统著作，佑为令，时相关预而已”。[12]是则北魏此次史学改革，实有承受南方影响，推行新史学复兴运动的意义，旧派史臣亦不得不让步协从也。魏收撰《魏书》，大体即本于此次改创时所奠定的结构，故其《自序》亦特别指明李彪之贡献，而不提他人。

自487年年底批准改创国史，至490年8月，孝文帝本人首先发生正统观念的矛盾问题。

前一年的正月，孝文举行圜丘大典，诸国陆续入朝，该年十二月齐武帝“萧颐遣使朝贡”，而孝文于490年亦遣使答聘。此时，孝文帝正考虑进一步创立修史制度，遂于二月《诏定起居注制》，并于翌年（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正月“初分置左、右史官”。[13]这些礼仪及史学上的问题，殆为引发其重新思考正统地位问题的原因，遂于八月下诏“议国之行次”，云：“丘泽初志，配尚宜定；五德相袭，分叙有常。然异同之论，著于往汉；未详之说，疑在今史。群官百辟，可议其所应。必令合衷，以成万代之式！”群臣大议，以中书监高闾之说，与李彪、崔光另一说冲突最甚，至翌年五月始由群臣联奏采取李、崔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