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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太宗的史学修养与贞观史风（第2页）

吾能守之，终不转也！鹰犬，平生所好，今亦罢之；虽有顺时冬狩，不踰旬而返。亦不曾绝域访奇异、远方求珍羞。比日已来，馔无兼味。自非膏雨有年，师行克捷，未尝与公等举杯酒、奏管弦。朕虽每日兢惧，终藉公等匡翊，各宜勉之！”[57]

此言在贞观十六年七月八日说，距玄武门兵变，与群臣研习历代帝王，起码已十六七年以上，而其贯彻始终竟如此。比诸北魏名君孝文帝重建左右史，指示史官谓“直书时事，无讳国恶，人君威福自己，史复不书，将何所惧”之自动自发“以史制君”观念，来得显然更为积极，不亦高欤？盖孝文特重消极的制裁君恶，尚未发扬以史积极经世——所谓以史镜——之思想精神也。孝文自觉“以史制君”，已高出魏晋以降君主甚多，而唐太宗则高于魏孝文也。后世但重太宗之儒家思想以致贞观之治。其实太宗有强烈之儒家思想，诚然；[58]但贞观君臣之统治学术，盖得力于史多，得力于经较少，至于魏晋以降显学之文、玄、佛诸学，则更无论矣，若谓秦之事业得法家作思想指导，文景之治以黄老，前述太宗推崇之“建武、永平故事”本儒、法杂用；则贞观之治的指导学术，殆为史、儒并导（依文、史、玄、儒四显学分），而其治术则尤来自历史研究也。史风如此。故贞观时代一再大举官修史籍，盖有由焉。

贞观十六年（642年）七月，太宗犹向史官信誓旦旦，决意笃行“远鉴前代败事，以为元龟”等三事，以“望尔史不书吾恶”。不意翌年正月，督促及协助太宗笃行此三事最有力的魏徵，却因老病去世。揆诸贞观后半期史实，魏徵之死对太宗实践三原则影响颇大，盖唐太宗对此之贯彻力已不及魏徵生前之时也。魏徵在众多臣僚之中，最能使太宗接纳其所论的历史教训和理论，以作施政、亲贤、远佞之实行者。故徵既死，史载太宗有如下的表示：

太宗后尝谓侍臣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因泣下久之。乃诏曰：“昔惟魏徵，每显予过，自其逝也，虽过莫彰。朕岂独有非於往时，而皆是於兹日？故亦庶僚苟顺，难触龙鳞者欤？所以虚己外求，披迷内省，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谁之责也！？自斯已后，各悉乃诚；若有是非，直言无隐！”[59]

魏徵对太宗言，不仅是明得失之“人镜”，亦且是知兴替的“古镜”之最重要者。虽然兴修前代史，首由令狐德棻倡议，但终究未完成，而其修史精神意识，主要为上述四种。至于五代史之能克奏厥功，并在五代史中着力探讨兴替问题与原理，使成经世致用落实之学，则以魏徵、房玄龄居首功，而尤以徵为重要。二人盖身系贞观官修史著，乃至整个文化政策之重心者。二人与当时宰相名臣如李靖、陈叔达、杜淹、薛收等，传皆出于河汾门下，故贞观文化政策，尤见经世致用精神之提升与落实也。[60]

玄龄以善谋名，初与杜如晦之善断相合作，台阁规模及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房谋杜断，遂为良相楷模。[61]如晦在贞观三年已重病辞职，翌年遂死。此时起，能为太宗断事，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者，厥为魏徵。即魏徵渐取代了如晦也。故贞观十二年太宗欢宴侍臣时说：“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於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徵而已！”遂亲解佩刀以赐二人。[62]大体玄龄以其学，作实际策划施行之落实；而魏徵则常以史为鉴，善持论以定犹豫也。贞观三年二月，玄龄由中书令迁左仆射，监修国史；魏徵于同月亦由右丞迁秘书监，参预朝政。文化政策，尤其修史，自此遂以二相为重心。由于魏徵自此年至贞观七年代王珪为侍中为止，体制上为最高文化机关长官，故尤以他为重。

就在贞观三年，太宗命令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决定完成五代史，而又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修撰，盖与魏徵为秘书监参政有关。当时诸臣分修，魏徵一方面自领《隋书》，一方面又与玄龄总监诸代史。[63]修撰前代史固有牵涉今人及其先世，乃至李唐之开国问题者，是以作了上述的部署而使之禁密化。然而另一方面，当亦与魏徵等与太宗就近讨论史事，以作元龟的构想有关，亦即就近推行远鉴前代之研讨，促成经世致用之落实也。兹举一例以见之：五代史在贞观十年正月始完成奏上，但在贞观九年，太宗即曾举北齐后主及北周宣帝为例，与魏徵论云：“顷读周、齐史，末代亡国之主，为恶多相类也。……”徵遂向太宗分辨二主亡国事迹和原理，以见二国覆亡特点不尽相同。[64]至于前述太宗读隋相高颎本传以指示宰相相效法，此则若非武德朝陈叔达等未完成之隋史，即殆为隋朝史官如王劭等所撰之隋史本传，当时藏于禁内，而后来为魏徵修《隋书》所必须参考者。贞观君臣平时以史论学，以求经世致用的情况，概略可知也。

官修五代史为一大事业，不可急速完成者。太宗君臣于修撰期间，即已迫不及待，进行讨论取诫矣。全部历史，尤其近代史的了解，既不可一蹴而就，此即虞世南抽取历代帝王事迹教训，《帝王略论》五卷之所以作也。《帝王略论》之为略，故贞观五年魏徵再与世南等，扩充以成五十卷之《群书政要》。此为魏徵主持最高文化机关，补救五代史缓不济急，以发挥经世致用精神之另一项史部工作。

贞观君臣修前代史，基本目的之一，厥为以本朝价值标准为中心统一历史解释，从而统一思想意识，以致治者也，例如，太宗、世南皆工“徐庾体”，喜爱南朝文学。太宗后来敕令重撰《晋书》，竟至亲为陆机撰论赞，以《制曰》为名，推崇陆机“百代文宗”云云。但魏徵总裁梁、陈史，批判南朝文学艳丽，判断与亡国有关。徵此“文学亡国论”，代表北方学术意识，而借梁、陈两书做统一解释和论定者。[65]官方之标准和意见，有时不一定来自太宗。意见既成，则太宗亦需学习与遵守之。如魏徵所代表之官方意识，太宗既吸此来自历史教训的意见，又指示玄龄监修国史留意，谓“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於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又曾在贞观十一年拒绝臣下编次文集之请，声明：“朕若制事出令，有益於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祇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此则官修史书以统一思想观念，太宗从而指示群臣及自我要求师古学习，遵行求治的精神与笃行，可见一斑。[66]

从贞观三年修五代史，至贞观二十年修《晋书》，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尤其当时发生重大政策、事件、制度争论，与同类史事有关，可以见到君臣如何借史发挥者，事例相当多，足可另行撰文讨论。要之，太宗在玄龄、魏徵等辅助下，基于上述精神观念推动官修史著工作；并又渐推而广之，至于经学、礼学、律学、谱系学诸方面，以统一解释、整齐思想、颁付实行为主，欲完成整个文化政策之完整体系。[67]其中以高士廉领衔之《氏族志》，非由玄龄、魏徵监督者，亦在十二年正月完成奏上，但寻即引起太宗不满，诏令重修。

谱氏、氏族之学，乃南北朝以来显学之一，当时修《五代史志》，即将之列入史部学术，与礼、律二类之列入史部正同。其所以发生问题而立即重修者，盖因此书不符太宗之基本精神与意识故也。修撰《氏族志》，早在贞观六年太宗已向玄龄提出指示。其最初动机，是由于不满山东旧族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并以嫁女索财，同于卖婚，以至损风紊礼。前者影响政治，后者影响社会。陈寅恪先生以来，论者多以关陇、山东集团冲突解释之。

寻当时关陇、山东，士族风尚确有不同。关陇士族重武功，自然瞧不起此等“世代衰微，全无官宦”，以卖婚自高的山东旧族。在此以前，唐高祖即以此讥嘲山东人，而太宗殆兼受其父影响，故有此举也。[68]由社会风尚价值观的差异，遂转为教化与政道的问题，而为太宗视为“往代蠹害，咸已惩革；唯此弊风，未能尽变”之蠹政也。太宗欲透过氏族谱系之史学，整齐社会风俗，统一价值思想此动机意识，似未为高士廉等人所真正了解或不同意之，故仍以崔氏第一等。是以太宗阅览初修版本后，即指示重修原则及责备云：

士大夫有能立功，爵位崇重，善事君父，忠孝可称，或道义清素，学艺通博，此亦足为门户，可谓天下士大夫。今崔、卢之属，唯矜远叶衣冠，宁比当朝之贵？……我今定氏族者，诚欲崇树今朝冠冕。……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论数代以前，祇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宜一量定，用为永则！[69]

太宗给“门户”下定义，明显即由关陇士族风尚的价值观出发，最后仍归结于功名富贵。此与约十年之后，亲为《晋书》作陆机评论，主张“贤之立身，以功名为本；士之居世，以富贵为先”，人性贪荣利而去祸辱的思想观念，大体始终一致。[70]不过，太宗强调士大夫立门户的功名富贵，以“今朝”所授予者为准，并以官方评定之标准为永制——此次官方标准则以君主意旨为依归，则太宗意欲透过谱系史学做统一解释，以收统一思想与意识、整齐社会与政治之功，其情昭然。房、魏二相协助太宗，推行官修新礼新律，即为欲完成此国家目标。惜士廉不解，或因其出身山东士族，故未能配合政策，以量定永制标准，致使太宗明揭旨意，责令修正也。《氏族志》之修正，必须与房、魏协助及策划下，贞观时代整个文化政策及修史政策结合看，始能完全知其真义。[71]

贞观君臣欲从历史教训吸收经验，发挥以史经世精神，其最后的关键，必然指向君主本人能否虚心学习及笃切实行。贞观十六年，前引太宗向褚遂良发誓一事，正说明了太宗“以史经世”，而史官则“以史制君”此一关键。魏徵与玄龄比较，则魏徵更能切实掌握以修注制度制衡或制裁君主之旨。他曾以“君举必书，所愿特留神虑”为言，警告于太宗。其后又向太宗强调“人主位居尊极，无所忌惮，惟有国史用为惩恶劝善”，以鼓励太宗之指示史官直书。[72]故其所荐用的杜正伦、褚遂良等，先后修起居注，皆能发挥“以史制君”之言论和行为，使太宗始终自觉受制，不敢造次，以至发表前述之誓言也。[73]徒人、徒法，各皆不足以自行，贞观君臣发扬史学，人、法并重，致有“贞观之治”的奇迹，将一个以篡乱作起点的政权，结束而为三代以降首屈一指的盛治；使一群乱君乱臣基于历史自觉，由曲而诚，努力以成圣君贤臣之局面。史学之贡献于贞观之治，可云大矣！

贞观二十年（646年），太宗下诏修《晋书》，可谓晚年大事。此年三月，太宗亲征高丽甫还，六月又诏李世绩率军北伐漠北薛延陀，并亲幸灵州督师，漠北以平，铁勒诸部内附，上太宗以“天可汗”尊号。太宗对此役及其结果极其满意，曾谓群臣此事“古昔已来，书史不载，今日起居，记朕功业，亦为劬劳”！[74]是则自贞观九年自我肯定文、武、怀远三者皆胜于古，而与群臣互勉努力，表示欲让后人“读我国史，鸿勋茂业，粲然可观”的观念以来，迄此十余年间，太宗已觉功业粲然，多至令史官劬劳的地步矣。因而《晋书》之修，志不在此。盖历史观念极富之太宗，深觉大唐功业已立，将有国史书之，但大唐功业地位何以至此，为何能如此，若只于五代之近代史中探求肯定，已然不足令人满意，势须溯及晋代问题，及先人在晋时德业也。亦即基本上承接令狐德棻——德棻参与修五代之《周书》及此次《晋书》——当年倡议背面的四种观念意识，上溯至晋，为本朝政权塑造更完美光明的理论根据。当然，贞观君臣特富以史经世观念，他们重修《晋书》，与探究晋代兴亡之真相有关。尤其留意当时发生之事件与晋事相类似者，俾更能从晋史中了解此类经验之得失，亦为其重要动机和目的之一。当时重要事件如封建问题、废太子承乾而越次立晋王治为嫡问题、藩王将相反叛问题、突厥内乱引起之徙戎问题等，皆在晋史类似事件如八王之乱、晋武立惠帝、徙戎置戎政策中，可得到检讨和教训。[75]要之，太宗君臣之基本动机与目的，厥在借晋之兴亡以谋求唐祚久安的原理，并为本朝塑造更绵远之光明面，绝无疑问。太宗亲撰晋宣、晋武二帝纪之论赞，史臣以特殊笔法述凉武昭王及其后，原因即在此。

兹略言之，太宗颁《修晋书诏》，首言“朕拯溺师旋（指十九年东征高丽），省方礼毕，四海无事，百揆多闲，遂因暇日，详观典府”，深觉“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接著述五代史“朕命勒成”，“莫不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跟着逐一批评诸家晋史，叹晋事有“韬遗芳”“阙继美”之憾。是则由大兴文教政策，揭橥以史经世的功用论观念，进而兼有为前朝修正史、史文绝续在己、发扬先人芳美诸意识，如德棻所示者。由此出发，故诏令“更撰《晋书》，铨次旧闻，裁成义类，俾夫湮落之诰，咸使发明”。[76]

按：贞观三年修五代史之诏书无闻，《唐大诏令集》及《唐会要》，竟亦遗此，或以太宗修五代史，基本精神同于高祖诏令，故不载之耶？今《修晋书诏》确见此精神之前后一致。然而必须注意者，即太宗特重史之为用的功用论观念，恐非武德朝所具有或丰沛如此者也。太宗此特重及强调者，对唐朝官修制度及史官影响极大，如官修是否必须统一于官方意旨，是否必须由最高层官员监修，是否能实录其事，是否必须发挥功用以使之作为政教工具等，其后遂为许多馆院史臣——起居院及史馆——思考辩论的中心主题。刘知幾在半个世纪后，为此思考而创立史学批评。高倡“实录史学”——接近客观主义为历史而历史，而展开其批评系统之余，尚不忘强调“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77]知幾死后十一年，侍中裴光庭欲修《待春秋经》——这是继文中子《元经》、河汾学风以后，官方则继太宗整齐经史以发扬褒贬之后的重要工作。光庭为首诸馆臣——弘文馆，盖欲续获麟以来千余载，尤对魏晋以篡杀为揖让诸史实作严厉之批判。其基点即从唐太宗亲撰《晋书·宣武纪·制曰》着眼，并亟图援引史臣“敷畅圣意”之此前例，恭请玄宗“裁定指归，如先朝故事”——即如太宗之指示修《晋书》者。[78]是则太宗晚年修《晋书》，精神、主旨可知也，下面实例，或可窥其梗概。

早在贞观六年（632年），太宗即因陈叔达“曾直言於太上皇（高祖），明朕有克定大功，不可黜退云”，故授之以礼部尚书。叔达表示当年所言，主要是惩于隋朝父子自相诛戮，以后灭亡之缘故。叔达著有《隋纪》一书，故能引史致用，[79]以启示太宗。但太宗有当年功高不赏之觖望心态，不易消除，遂于九年的宴会中，向玄龄再度提及此事，声言“太上皇有废立之心。我当此日，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80]是则太宗对玄武门兵变事件，始终有隐痛而不能释怀者。

此时姚思廉修梁、陈二史，对二朝同类型君位转移之际，评论上颇隐约其词；但因魏徵总裁监督，则又不能不录载徵言，以示官方最后之论定也。魏徵总论梁朝兴亡，却厉评元帝“内怀觖望”，不急平侯景，而“先行昆弟之戮”，遂成亡国祸患云云。[81]陈宣帝兵变篡位，姚思廉为之虚美隐恶。谓陈文帝（宣帝兄）对其子（废帝）早已忧虑不堪为君，以其冢嫡，故心理上依违久之，最后“深鉴尧旨，弗传宝祚焉”，乃召宣帝告以欲行“太伯之事”云。因而思廉强调“世祖（文帝）知冢嫡仁弱，弗可传於宝位。高宗（宣帝）地居姬旦，世祖情存太伯”云云。但魏徵不表同意，批评宣帝有篡位之嫌，思廉亦不得不存录之。[82]魏徵在亲自负责的《隋书·炀帝纪·史臣曰》中，对炀帝之逼父篡位，屠杀兄弟，极尽诛奸贬恶的能事。太宗兵变，类同于此者盖多，检讨历史之余，见史臣褒贬之笔，怎能不触目惊心？

魏徵、思廉两种评论并存，而征论独详录者，盖太宗深知三朝政乱国亡，实情确如是，徵论不能挠故也。太宗既志在“远鉴前代败事，以为元龟”，是则既鉴之后，必然反省，以免史官援例书其恶。五代史奏上后六年，太宗坚要玄龄录进国史，阅后指示将玄武门兵变解释为“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令命改制修正。[83]故唐实录之开修之失实，与太宗鉴前失、畏史评，欲史官不书吾恶，以及宣扬其政权之光明面，极有关系。

魏徵复批评隋文帝“溺宠废嫡，托付失所。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以致灭亡。此时太宗溺子，太子与濮王泰的竞争，兆端已略见。徵或有所指，借史而发耶？二子竞争牵涉将相大臣及王室子弟，终造成十七年（643年）之祸变。故马周等在事发之前、魏徵此论之后，曾引汉晋史，向太宗提出警惕忠告也。[84]

自魏晋以降，权臣宗子窥伺野心，导致政变篡位者甚多，太宗本人即为其中之一。此次事变后，太宗惩罚乱臣之余，越次立晋王李治，实出于政策性决定。二十年之诏修《晋书》，盖有宣达此政策之意，欲借史事的研究评论以作自我辩护及对后来警告也，其《武帝纪·制曰》云：

武皇……不知处广以思狭则广可长广，居治而忘危则治无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且知子者贤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则家亡，臣不忠则国乱。国乱不可以安也，家亡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惠帝可废而不废，终使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轻；拯天下者，功之重；弃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况夫资三世而成业，延二孽以丧之，所谓取轻德而舍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圣贤之道，岂若斯乎？虽则善始於初，而乖令终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无慷慨焉！

官修本国史源远流长，先秦已然。官修前代史，今可确知者，始于5世纪初期之南朝刘宋。初期官修，主要从悲悯前朝竟无全史出发。发展越后，则官修之观念意识越错综复杂。令狐德棻于7世纪前叶首议唐朝修前代史，显示的精神，即包括了“正史”与需为前朝修“正史”、史文绝续在己、由修史统一思想以宣布正统、为先人存功业与为本朝彰示光明面诸观念意识，已非初期之单纯可比。

上述观念意识，与史学的经世致用精神有关，唐以前已有可观的发展，有些在官修前代史以前，已有绵远的传统，隋唐相继大举修前代及本朝国史，即此诸种观念意识的发煌。希望透过修史，对前代作全面检讨，整齐思想，以收结束长期篡乱所带来之世衰道微，重建一个新时代之效果。

唐太宗君臣孜孜于史，尤其强调上述之旨。不过，太宗又特别重视本朝的历史地位及其本人的历史名誉，故鉴前史、扬先美诸观念意识，最终遂归结于个人的历史声誉与地位之获得和关怀——所谓流芳百世、入史不朽的精神意识是也。因而重视修前代和本国史的程度，空前莫比。此则唐史之开修与三分之一的中国正史，故能于贞观时代或稍晚，经太宗直接促成或间接影响而完成。贞观君臣特重史学之研讨和致用，固为终能开修及完成上述史著的主因，同时盖亦为促成“贞观之治”的原因也。贞观时代之为史学时代，殆无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