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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馆院制度的破坏及其意义（第1页）

五、馆院制度的破坏及其意义

前序性修注系统已如上述，今试论其中介性与终程性，并由史馆修史的破坏变化，试论其影响于注院，乃至整个官修国史体制者，以见官修史的精神变动及优劣良弊。

贞观三年（629年）闰十二月，史馆由秘书省著作局移于门下省北，迁入禁中直隶于宰相，由其监修，此即禁密化成为制度化。原掌史的著作局著作郎和佐郎，从此脱离法定的史任。[109]由贞观三年到七年，秘书省长官为魏徵，他以秘书监参预朝政而为宰相，故中书于贞观三年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而史馆则移入门下，疑与徵以秘书监充相职之事有关，因史料阙如，不能得知其详。然而起码可知魏徵以秘书省长官充相职，遂使该省原有的前朝史和本国史修撰职权遭到剥夺，随他入相而移入禁中，分置于中书和门下也。当时国家大修撰中，以完成五代史最为重大，国史修撰并未触目，故魏徵仍以长官身份在中书的秘书内省监修五代史；虽至七年正拜侍中，仍旧跨省监修，以至完成。至于在门下省的史馆，魏徵并未监修，而是以玄武门兵变第一功臣的左仆射房玄龄为监修。至玄龄死为止，皆其一人监修国史，似有深意焉。[110]

不论如何，就有强烈历史意识的唐太宗立场看，魏徵原为太子李建成旧僚，曾为己之死敌，既让他以秘书省拜相，此时是否尚宜由他直接督导所属著作局修国史，使据实直书开国及兵变事？诚值三思。若其不便，则夺史馆以归门下省，另置秘书内省于中书，使魏徵入内监修以慰其心，又令玄龄同为总监以协助或牵制之，实为良策。再者，史馆既在门下省，省长官（侍中）当时是另一建成系统的王珪，则史馆当亦不便被此人监督也。作者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史馆此年重大改革，尤其魏徵在任而所属史馆被夺；既移门下省，复又不由侍中王珪以本省长官监修国史，反以与两省无关的左仆射房玄龄监之，并另总监五代史，其巧如此，岂非可疑？初唐史曾被篡改而至隐晦，作者所疑，容或非妄。何况魏徵始终坚持“以史制君”，曾因谏纳郑氏女而警告“君举必书，所愿特留神虑”！又曾警诫太宗，说“臣闻人主位居尊极，无所忌惮，惟有国史，用为惩恶劝善。书不以实，嗣后何观”！此对当时早已自觉当年非、而又有强烈历史意识的太宗言，由魏征或王珪监督国史修撰，实有不便、难言之处。[111]

上述臆论应具关键性。因为迟至贞观十六年，太宗向褚遂良索阅起居注不成，而寻向之宣示，要勤行三事，“望尔史官不书吾恶”，不久则监修国史的房玄龄就献上实录让太宗看了。此事若换了魏徵、王珪，乃至遂良或刘洎，殆不可能发生。

照说房玄龄若如《隋书·房彦谦（玄龄父）列传》所言，当年常受其父“讲说督勉”的庭训，则玄龄必知国史不能隐恶曲笔之义。因为该传载其父致张衡书，批评北齐及陈朝，近臣隐恶，“史官曲笔，掩瑕而录美”，使人君因蔽塞而导致国亡。[112]《隋书》是魏徵监修，颜师古和孔颖达为主力，而佐以敬播和许敬宗，始得以完成的。[113]是书对房玄龄父颇有虚美之嫌，虽说敬播史才颇有声誉，但“玄龄深称播有良史之才，曰：‘陈寿之流也！’”书成迁之为著作郎兼修国史，不知是否酬其为己父虚美？因为当时许多有名的史臣中，玄龄特许仅有进士出身而无任官履历的敬播，并竟比之于陈寿，超擢其兼修国史，宁无可疑？[114]至于许敬宗，在贞观八年任著作郎兼修国史时，即喜谓所亲曰：‘仕官不为著作，无以成门户！’显示早有以文笔作求功名、立门户之工具的意识。[115]由此言之，敬播、许敬宗为玄龄父虚美，而玄龄以兼修国史相酬，未必无可能。知幾后对五代史屡加批评，殆非率意之举。

太宗不用魏徵或王珪监修国史，而用玄龄，初始即曾指示他修撰国史应该抱何种价值观点、如何定选择系统，从而判断那些文章事迹可以载录。[116]这种态度显然与对魏徵、杜正伦和褚遂良论修注大不相同。及至太宗屡次索阅起居注不果，遂敢转而向玄龄索阅国史。索阅国史的时间和情况，诸书记载颇异，但可肯定者乃是玄龄不敢拒绝。《贞观政要·文史》类云：

太宗谓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

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

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117]

玄龄完成二实录的两个助手，正是敬播与许敬宗，他们在贞观十七年（643年）七月十六日奏上。刘知幾不知何据，颇谓二书取法开国时代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而“相次立编年体，号为《实录》”云云，以论唐世实录之创始。[118]其实隋唐之际，国史修撰原为著作局职掌，知幾说“贞观初，姚思廉始撰纪传，粗成三十卷”国史，可知十七年以前已有国史修撰，但似不止思廉一人修撰而已。[119]自史馆移入门下隶玄龄监修，参修者即带“修国史”或“兼修国史”衔，这是北朝以他官参修国史的惯例，至于另称资浅者为“修史学士”，则取南朝梁陈的名例。[120]值得注意者，乃是唐朝此时已有纪传国史若干卷篇，而敬播、许敬宗皆为兼修国史（敬播或称“修史学士”）。北朝只有修注记及修国史二体系，唐承之，故原无修实录此一程序。这时皇帝要破例观国史，玄龄以“以史制君”精神和史官恐惧意识答之犹不能拒，于是在不破坏惯例而又能让皇帝观史的需求压力下，只有变通为“删略《国史》为编年体”的《实录》，应非如刘知幾所言取法于温大雅注记也。因为《实录》原由南朝梁武帝所创行，有以编年体作中介性撰述，淘汰一些不利于国朝统治声誉的史实之作用，许敬宗出身梁陈史官世家，岂会有不知之理？玄龄创行唐朝实录修撰，或与许敬宗及当时史官制度带有南朝制度因子，颇有关焉。

二实录的创行，原来已是玄龄不敢坚拒太宗之要求，委曲变通而作。他自己是玄武门兵变主谋，个性畏慎而善知太宗意，当知太宗坚持要亲阅国史，重要目的之一当在看史官如何述其玄武门兵变，故在众修史官中独选敬、许二人主持“删略”，恐自有其道理。不意太宗看后，犹感不满，《政要·文史》续云：

太宗见六月四日事（指兵变日）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人耳！史官执笔，何须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据这段证词，可以推知敬、许原本的“删略”，尚有未尽令太宗满意者，即在“语多微文”而尚未彻底削略也。太宗寻而指示监修，务必遵照其价值系统，另作“义”理判断解释，进行修改。据此原则修改，太子、齐王即变成不义，而太宗当日则义同周公，当然可“直书”秦王诛“三监”以救社稷，进一步删尽“微文”和“浮词”也。这真是一件不幸，而又影响中国此下官修史发展甚深远的事情。原本太宗奠定的史馆制度——禁密化与宰相监修——发生变化，即国史记述纵令有误，而民间史家已不可能立即讨论更正；且修史官在宰相监督下，形势上亦已不可能完全独立自主。这时除此以外，更增加了皇帝亲自干预史的恶例和因素。如此，国史尚有真实的可能否？就此角度看，太宗诚为中国史学的罪人，玄龄等不能拒之于前，复不能不遵从指示修改于后，虽云形势比人强，但其破坏体制，曲从君意，亦罪无可逃。李树桐先生一再撰文指责许敬宗，[121]照此而看，实不能贬天子、退诸侯，只能讨大夫而已，未必公平。

据天子指示而修改后的实录，当然符合太宗之意，难怪太宗有读之“感动流涕”，敕命秘阁收藏，并赐太子及诸王各一部，也准许三品以上京官抄写之举，国史的禁密性亦因而打破。[122]《高祖》《太宗实录》有问题，绝不能单独归咎于许敬宗后来的修改。[123]敬宗祖与父——许亨和许善心，原为梁陈史官，染有南朝为君隐讳之风，善心仕隋时，即倡言“国恶虽讳，君举必书，故贼臣乱子，天下大惧”之说，对其子不无影响。[124]试想“国恶”已讳，虽书君举，尚何制君效果之有？人君不惧而专制臣子，则乱源何日可息？饰主阙、逢君恶，自《汉书》起，此风即屡被批评，如此而讲“以史制君”如玄龄者，尚有何意义可言？如此而求史官自主直笔，则又缘木求鱼也。太宗为此“降玺书褒美（玄龄），赐物一千五百段”；敬宗为此“封高阳县男，赐物八百段”；敬播亦获赐物五百段，其后并奉命完成贞观十五年至太宗死为止的《续贞观实录》，可谓愈受厚赏者愈应受上刑。[125]

这四个君臣之间，似乎获得最大精神利益者为唐太宗，获得最大现实利益者则为许敬宗。他原本早已为太宗未即位前著名的秦府学士，不知何故一直未能如其他秦府同僚般快速升迁，此事令他获得封赏之外，兼且寻即检校黄门侍郎（原官给事中），自此仕途畅顺，至于拜相。不过，他原本有隐讳史学的家学渊源，人格亦被称为奸诈，由此机会而大得启示，遂能逢君之恶，加促破坏修史体制，而因此大获政治利益。所谓“仕宦不为著作，无以成门户”，不此之谓欤？

贞观晚期，陆续开修《晋书》及《五代史志》。《晋书》部分由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主持，太子舍人李义府参修，敬播则为条例详订者之一。义府为人亦称奸诈，文笔之佳，则略同许敬宗；由于他“笑中有刀”，人称之为“李猫”。他原本以文笔见称，此次参修前代史，自此仕途畅顺以成门户，亦略与敬宗同。唐朝国史的修撰，他即在永徽二年（651年）以中书舍人本官兼修，而许敬宗则同年因卖婚受金而被贬出为刺史。[126]当时，令狐德棻、敬播负责的贞观续实录——由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太宗死——早已于永徽元年完成，为长孙无忌领衔奏上矣。至此，除起居注，其他史料以外，《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共六十卷亦已完成，可以进一步修撰终程性的国史了。

刘知幾说：“贞观初，姚思廉始撰纪传，粗成三十卷；至显庆元年（656年），太尉长孙无忌与于志宁、令狐德棻、著作郎刘胤之、杨仁卿、起居郎顾胤等，因其旧作，缀以后事，复为五十卷。虽云繁杂，时有可观。龙朔（661—663年）中，（许）敬宗又以太子少师总统史任，更增前作，混成百卷。”[127]

按：自贞观至永徽，臣僚以“兼修国史”名义，通籍禁门，入内修史者，前后相继；而至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七月玄龄死为止，皆始终由其一人监修，故有十七年“删略”纪传体国史而为编年体的二实录之事。玄龄死后，监修之任落在高季辅和张行成身上。[128]稍后令狐德棻、于志宁、长孙无忌等加入为监修，而仅德棻一人不是宰相，此时已是高宗永徽元年及二年之事了。[129]由二年至三年，新拜宰相柳奭、来济、韩瑗、褚遂良亦先后为监修国史，突破一相监修的惯例。多相监修乃于贞观二十三年太宗死后出现，至永徽四年，竟有八相监修之局，为唐朝之最高纪录。[130]盖为修撰高祖、太宗《两朝国史》故也。

自永徽三年（652年）后，许、李二人皆在馆兼修国史，适值武则天营求为昭仪（五年）及皇后（六年），遂密赞其事，获得帝、后的宠任，武氏既为后，遂于永徽六年拜义府为相，监修国史，稍后许敬宗也拜相监修国史，数年间密助武后诛逐其他诸相，至显庆四年（659年）杀长孙无忌，大权在握，遂能“总统史任”。

在许、李拜相监修之前，二人在诸相监修指导之下，当无裁夺史实的权力。而唐《国史》五十卷，连先前已粗成的三十卷，凡八十卷，则早于显庆元年（656年）七月三日——李义府监修后一年，许敬宗未拜相监修之前——由无忌等领衔奏上；该书断限自开国，以止于太宗之死。[131]刘知幾对此书评价不算高，或许与房玄龄——玄武门兵变第一功臣——监修于前，另一位第一功臣长孙无忌监修于后，而善于曲笔篡改的许敬宗负责修撰等因素有关吧？要之，此时创始的唐国史始终有可疑之处，只是需待许敬宗“总统史任”以后，国史不实及官修制度不善的问题，始普遍明朗化而已。

上述初唐实录、国史草成后，史馆复修《高宗前实录》。此实录于显庆四年（659年）二月五日完成，由许敬宗以中书令名义领衔奏上。这时，于志宁已罢相，长孙无忌则“黔州安置”，许敬宗已“总统史任”，[132]武后与许敬宗等密谋的连串政治整肃已经发动。此下许敬宗主持的《龙朔（高宗年号）国史》，其篡伪遂腾时人之口，史谓：

敬宗自掌知国史，记事阿曲……虚美隐恶如此。初，《高祖、太宗两朝实录》，其敬播所修者，颇多详直，敬宗又辄以己爱憎，曲事删改，论者尤之。[133]

按此段文字，表面似乎针对篡改两朝实录而发，其实批评者评及某事应入某传此类问题，显示是针对龙朔间的纪传体国史而言也。即许敬宗据实录修成国史，极尽颠倒删篡之能事，以掩饰武后入宫以至居中整肃诸史实，修成二十卷的《龙朔国史》——断限自贞观二十三年至显庆间。[134]

八十卷本的《永徽国史》，原本在太宗君相史臣之下，恐已删略篡改，于今与《龙朔国史》合成百卷，篡改之精神行为前后一致，而敬宗始终参与或主持，是以亦最后独尸其咎。

百卷本三朝国史（高祖、太宗及高宗前期）遭时人喧腾，而高宗本人也曾亲阅过。篡伪之迹，连高宗也看不顺眼，声言“敬宗所纪，多非实录”，稍后指令刘仁轨等监督修正。不过，高宗又从而指示切实修改之处及其原则：某事必须移某传，使“垂之后昆”；某事“亦须入史”，使存实录；必须令太宗的“盛业鸿勋，咸使详备”云云。此事发生于咸亨三四年（672—673年）之间，许敬宗已死之后，值主要负责修撰的史官李仁实卒官而止。[135]

从贞观至咸亨凡半个世纪，唐朝官修制度及官修成果，暴露了重重问题。

就制度言，官修的禁密化已遭到冲击而破坏，太宗由于不能亲阅具有第一禁密性的起居注，遂退而要求中介性的实录，至高宗时且亲读国史，并且指示依照君主意旨修改。禁密之意义，不仅在集合极少数的史官入禁中秘密修史而已，抑且连君主也不许亲观本人起居注及当代国史。至此，经太宗、高宗的突破，不仅此传统禁制被打破了，而且也允许其他臣工阅读传抄当代实录与国史。禁密性破坏后，修史官的史德遂面临重大考验。

国史和实录的禁密性破坏后，所引起的，乃是人们对官修国史的可靠性与真实性质疑，于是重修国史实录之例遂由此开启，以后史不绝书。史馆的功能制度，遂一再面临考验。

另外，国史实录的最重要史料根据为起居注，馆臣在宰相监修，或人君指示下，独立修撰权可说已丧失；但起居院院臣不受宰相监修，人君不得亲阅，原有较充分的独立修撰权及秉笔自主性，只要制度能维持，史实真相终能保存，以俟日后重修改正。不过，这种院臣独立举职情况，由于武后、敬宗的政治密图，势必也被上述冲击所波及。前引苏冕《会要》说许、李“用权，多妄论奏，恐史官直书其短”，遂为许、李所独目，作为彻底破坏之焦点。显庆三年（658年）——整肃无忌等武后决百司事前夕之十二月十五日，创置起居舍人两员于中书省，与原门下起居郎分侍左右为左、右史。唐左、右史修注制度自此固定，且表面上是获得扩充与日臻完备，但其实与该年十一月许敬宗由侍中改授中书令，欲进一步改变修注制度有关。[136]敬宗岂能容左、右史真的直笔记注，乃至入阁执行记录君相密议的职权？于是二史完备之同时，而二史“与百官仗下俱退”的制度，亦随同形成。院臣“不得备闻机务”，起居注的内容遂以宫中例行事务为主，虽仍属禁中之事，不得外泄，但其重大史实的禁密性，可说已呈现衰化而乏意义矣。至此，馆、院二系原先创置的精神与功能，可算大幅转变，非昔日面貌了。

其次，就精神意识言，太宗改定官修制度，使国史修撰官方垄断化及禁密化，原与其统一思想、发扬先世之美、彰明本朝光辉正义、入史不朽诸思想意识有关。太宗本人历史感特浓，为了及身获得历史地位和不朽声名，故有指示开修两朝实录之举，并经删略之后，将之遍赐子弟，允许大臣传抄，以俾世人周知其美。成就感乃人所共有，但太宗对此过度强烈，不仅导致了上述禁密性的破坏，同时也启示了以后的君主如此要求于史臣。

太宗、高宗父子亘五十年间，所思如此，则馆院制度的破坏，带来的是“以史制君”精神的疲弱，更广义的经世致用功能——如诛乱臣贼子，维护正义等——丧失。监修宰相的阿谀顺从，秉笔史臣的曲意取媚，形成了此期间的官修史风，并最后危害到历史必须是真实的史学第一原则。

由此两方面以观，主张实录主义的馆院学派，及其所建立的严格史学批评，形成的背景和思想的中心已经是再明显不过的了。他们在中国史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不仅是为了反对或改革官修制度，而是欲彻底彰明史学存在与成立的真义，挽史学于存亡关头的危机狂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