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六武后时代的官修情况与馆院学派的史学复辟（第1页）

六、武后时代的官修情况与馆院学派的史学复辟

7世纪中叶是武后预政的开始，也是她酬庸许、李二人为相，二人复对修史及修注大动手脚，奠定以后官修之弊的时期。此下的发展，即根于许、李变动的基础进行。

总章三年（670年）三月一日改元咸亨，许敬宗是月以七十九岁高龄，辞宰相监修国史而致仕。同年底，唐高宗颁下《简择史官诏》，说：

修撰国史，义在典实，自非操履贞白，业量该通，谠正有闻，方堪此任。所以承前纵，居史官，必就中简择灼然为众所推者，方令著述。如闻近日以来，但居此职，即知修撰，非唯编缉踈舛，亦恐漏泄史事。自今以后，宜遗史司於史官内，简择堪修史人，录名进内，自余虽居史职，不得辄令闻见所修史籍及未行用国史等事！[137]

据诏显示，许、李“总统史任”之下，史馆修史官德学俱有问题，并由此使国史“编缉踈舛”，且有“漏泄史事”之恐。亦即因修史官素质不佳，导致史学本身产生不良效果，而且有危害禁密化的倾向也。高宗已察知此情，而欲简择史官；又读许氏监修的国史，而评为“多非实录”，遂在三四年以后，复诏刘仁轨等修改，如前述。

史馆有法定编制的修撰和直馆的建制，在唐朝后半期始形成，此时盖无。玄宗以前，大体初入馆者为直史馆，入馆久或官高者为兼修国史或修国史，例以他官充职，而由监修宰相总统其事。许、李二人总统史任，不知引用了那些人，且甫居职掌撰述，致成“近日”之弊。[138]高宗对策，是君相加强史官人事管制，且竟至禁止不中选史官，不得闻见所修史籍及未发行的国史，增强其禁密性质。当然，就其诏书文字看是好的改革，——如刘仁轨等引用李仁实是也；但就其坏的一面看，则君臣易于置修史于绝对指挥之下，开启了武后以降发展的倾向。以刘仁轨等稍后负责修正敬宗所监修的国史为例：仁轨引用了称职的李仁实，但仁实必须承仁轨之命修改，而仁轨又必须遵高宗之意修改，且仁实更必须“录名进内”始获修撰授权。如此则史官纵“堪修史”，尚能独立自主否？则知高宗的改革，利弊之间宜大可深究。

咸亨三、四年间（672—673年）刘仁轨等修改国史，是继长孙无忌、许敬宗以来的第三次，会李仁实死而止，自此至691年武后革命建周以后，始复闻修纪传国史。在这二十年间，史馆主要工作在修实录。由许敬宗监修《皇帝（指高宗）实录》三十卷成以后，史馆似即持续再修。二十年间继敬宗监修的宰相，先后计有刘仁轨、郝处俊、李敬玄、高智周、崔知温、武承嗣、范履冰等人。承嗣为武后侄，履冰为武后“北门学士”系统，而助其以文宣建立权威者，[139]二人皆在武氏以太后临朝（683—690年）末期拜相，故《高宗实录》总共一百卷，由武则天以“大圣天后”名义领衔完成——继皇帝撰史之后，创女后、女主撰史之纪录。姑不论是否为据实直书的实录，即以武后亲自领衔一事看，则是高宗欲加强的控制政策，已向坏的方向变动落实了，此则刘知幾、吴兢等馆院学派史臣，后来再奉诏重修的原因。[140]

武氏一面领衔修高宗实录，一面亦自修其实录。为临朝太后修实录，史无前例，修起居注则有之，创自东汉而例亦罕见。当时汉宗室刘毅承两汉之际史学为政治工具的潮流，于安帝元初五年（118年）上书颂邓太后德政，请令史官著《长乐宫注》——即邓太后起居注。武后自683年高宗死而临朝称制，废中宗、立睿宗，视天子为无物，当有起居注。此时左、右史中，刘祎之、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等“北门学士”系统人物，皆曾先后任之，他们颂武后德政当无问题。至于在“革命”（天授元年，690年）之际，由武后从甥宗秦客撰成的《圣母神皇实录》十八卷，由于身份特殊，加上秦客是劝武后革命而拜相，故与沈约当年和梁武帝说“同公作贼”迹似，是以“事属当时，多非实录”也应正同，[141]这也是后来一再重修则天实录的原因。梁武帝创制在前，唐太宗、高宗、武后接续而加厉在后，实录的创修，背后的精神意识殆大有共通处，可以知之。

武氏自684年以太后临朝称制，690年革命篡唐建周，至705年初被推翻，前后凡二十年多些，推行的是权威统治，高压恐怖政策。[142]革命之际修撰实录既如上述，则终程性的唐国史，在革命成功后自应留意，或有通盘改写的需要。两《唐书》对此问题记载近乎阙如，恰好刘知幾等馆院学派史臣在则天末参与修撰，略存概况。

知幾谓长寿年间（692—693年），春宫（礼部）侍郎牛凤及，断自唐高祖，终于高宗死，撰为《唐书》百有十卷——这时已是大周的第二、三年了，故不称《国史》而称《唐书》。牛凤及是中唐牛、李党争要角牛僧孺的高祖，[143]书成以后，“既而悉收姚（思廉）、许（敬宗）诸本，欲使其书独行”。是则可以想见必得新天子支持，而以大周立场，整齐统一被篡的唐朝国史也。知幾当年未（或不敢）直接指出这个问题，但全力批评此书史料取材不当，行文如同文学作品而缺史才，编次如同文案，叙事参差倒错，发言评论主观鄙诞，亦即才、学、识皆无。故使人“披其章句，不识所以”；“由是皇家（指唐——知幾时已复辟）旧事，残缺殆尽”云云。[144]

牛凤及此书“言皆比兴，全类咏歌”，大约与投圣神皇帝武氏好尚文学的性格有关。至于其他缺点——尤其人物的编次、叙事评论方面，殆与凤及承大周天子意旨而颠倒唐史有关耶？唐朝开国以来人物重新评鉴编次，史事“残缺殆尽”，而犹欲收诸旧本，独行此书，想区区牛凤及不敢如此胆大妄为也。当时馆院学派纷起批评史官才德，知幾则亦力评此书，表示大周如此为“胜朝”修国史，终不能服人之心，此即刘知幾、徐坚、朱敬则、吴兢等馆院学派史臣，奉则天之命，重新再修，以成《唐书》八十卷的原因。不过，则天也未完全授权这些馆院学派人物重修，她特令武三思、李峤等亲信监修，可以知其至意矣。[145]

武氏以天后名义为先帝修实录，又为自己修圣母神皇——太后的实录，这是史馆修撰制度的两个创举。对于起居院修撰系统，长寿年间，她也创下了一个新创举——宰相修《时政记》，以补起居官不能再预闻机务之缺失。对唐朝言，修《时政记》绝对是一种非常创例，而非创制；亦即是一种临时的“故事”，而非有法令依据的制度。因为此下唐制，并非每一宰相皆持续撰修不绝的，也非他们敢随意据实而修的。只是藕断丝连，在君主授权下偶然循例修撰而已。所以有此怪异前例，主要因武后而起。

武氏因许、李等人密赞而成为皇后，又以皇后在禁内控制高宗，渐至以“二圣”名义临朝，整肃反对臣僚，因此在许、李帮助下，排除左右史预闻机密。由655年为后，至693年——长寿二年，达三十八年间，起居官由是无法记录大事真相。姚璹为姚思廉之孙，曾坐亲属同徐敬业之乱，于革命时由夏官（兵部）侍郎贬出，后投武后雅好符瑞、神道惑众之好，使武后大悦，两年之后（天授三年，692年）复入为天官（吏部）侍郎，同年八月拜相，至翌年九月坐事罢相。姚璹并未获授权监修国史，却对则天皇帝建议，以为左右史不得预闻密议，但“帝王谟训，不可遂无纪述，不宣自宰相，即史官疎远，无从得书”，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命宰相团中一人撰为《时政记》，每月封送史馆。[146]

寻姚璹原意，似欲以宰相中一人撰《时政记》送史馆，俾史馆修《实录》或《国史》时参考之，可使史事真相得明、本末无缺。但必须注意，《时政记》内容为“帝王训谟”和“军国政要”，且必由众多宰相中选择一人主之，故创例开始即不健全。因为君主可选择他所亲信或喜欢的宰相主撰，如武则天选择讨好取媚于她的姚璹是也。这个宰相能否直笔？如何选择事情作记述？他若不敢或不便直书大事，则只能敷衍地记录人君圣训，沦为训词虚美之书；而且也是因此而令宰相惧罪，《时政记》不断中绝的原因。中唐宪宗朝，检讨姚璹先例，李吉甫以为君相密议是机密，不可写送史官；若建议出自臣下，宰相更不便自书以付史官；及事已颁行，则天下皆知，史官自己可记矣，故甚难实行。稍后敕旨更批评姚璹《时政记》“录自宰臣，事同铭述，於是推美让善之义行，而信史直书之义阙”。穆宗长庆间，宰相更干脆建议修《圣政记》，“庶得睿谋所载，如日月高悬；圣政惟新，与天地广运”云云，[147]遂成宋朝修《圣政记》的先例。

《实录》原为野心或有惭德的人君，为掩饰其篡乱的创制；《时政记》则为宰臣取媚人君的产物，金静庵批评“不肖者假此迷眩千古，不惟难称信史，且大侵史官所守矣”，甚是。[148]未有官修《实录》及《时政记》以前，未闻历朝《国史》不可得而修；二者既创行以后，史官常多议者，是则二者之创修，利弊诚可知之。自后史官、史家在处理庞杂史料之外，尤亟须劳费精思于考辨重要史实，重新建立价值标准诸问题。刘知幾奉诏修《唐书》和《则天实录》，声言“旧史（指唐史）之坏，其乱如麻”，“言无可择，事多遗恨”，[149]由此透露其严重性，而知馆院学派所以兴起的基因。

逮7世纪90年代，唐、周史局一脉相承，发展坏乱如此，诚中国史学发展——尤其官修制度发展的危急存亡之秋，中国以后是否仍有信实的国史，端视这时代史官史家的反应与行动。其实，对史学有真切认识的史官史家，历代不鲜见，所罕见者厥在专暴君主之下，能否有道德勇气提出问题而躬行实践而已。自魏晋设立专门官署——著作曹修撰国史及起居注以来，曹郎史官即为美职，至南、北朝竟为门第中人的起资官，遂使曹局修史权旁落，至唐为院、馆二系统所取代。不过唐的馆、院史臣，仍不失其官僚体系的一环，而且由于具有禁密化、直隶宰相、君主供奉机关诸性质，使其在官僚转迁中更为重要，后至宰辅大臣者所占比例亦不少。[150]许、李以降，馆、院史臣是文人所追求的转迁美职，事关官宦前途，更关己身性命，故有勇气提出意见者少，躬行实践者更少，虽知幾亦不能完全自免。

馆院史臣是重要官僚体制的一环，故鱼目混珠、滥竽充数，争相趋竞而喜居史职者，遂成怪异风气和现象。若欲整顿官修风气和制度，此则必为首先被注意与批评者。刘知幾等人本不相识，后来相继为馆院史官，始有机会真切接触此类问题，并凝融出共同的主张。刘知幾自谓“及年已过立，言悟日多，常恨时无同好，可与言者”，晚遇徐坚，遂成知音，复遇朱敬则、刘允济、薛谦光、元行冲、吴兢、裴怀古，“亦以言议见许，道术相知，所有搉扬，得尽怀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邻’，四海之内，知我者不过数子而已矣”！[151]此则数子互相论道讲学，皆因馆院为背景，而渐成一个学派，当然内中也有未曾任史官，徒以“道术相知”而论学的。

刘知幾初以文辞见称，为武则天的宠幸张昌宗引用同修《三教珠英》。此书在大足元年（即长安元年，701年）十一月奏上完成，不久知幾即首次出任史官——著作佐郎兼修国史，而与同列史官刘允济、朱敬则等认识。这年知幾已四十一岁矣。知幾虽此前对史学“言悟日多”，但在史馆则资历不高，馆院学派首先发难者为允济和敬则。

刘允济与知幾同出彭城刘氏，亦擅属文，与王勃齐名。他举进士后累除左史，革命后一度为来俊臣诬构坐贬，长安（701—704年）中累迁著作郎兼修国史，未几迁凤阁（中书）舍人仍修国史。他早年自著《鲁后春秋》二十卷，有撰史经验，并以此迁左史，碰触馆院问题，因此在长安二年（702年）任凤阁舍人修史时，提倡“史权论”说：

史官善恶必书，言成轨范，使骄主贼臣，有所知惧。此亦权重，理合贫而乐道也。昔班生受金，陈寿求米，仆视之如浮云耳。但百僚善恶必书，足为千载不朽之美谈，岂不盛哉！[152]

此“史权论”的内容，论及史官官守原则、秉笔独立、史家心术操守、史学功用与价值诸问题，旨在促使史官对这些问题的自觉，恢复史学的尊严，而再度强调史家的权力责任也。许、李以降凡五十年，久矣不闻此调。当然，这与则天晚年放宽言论、松弛酷法的趋势有关。武则天在此论倡议不久，可能格于牛凤及唐史的被人批评，遂于长安三年（703年）正月一日，敕令武三思和宰相李峤，领导朱敬则、徐彦伯、魏知古、崔融、徐坚、左史刘知幾、直史馆吴兢等重修唐史，指令“采四方之志，成一家之言，长悬楷则，以贻劝诫”。两年之后因“神龙复辟”、则天逊位而止。[153]武则天的指示末语，或许与允济的倡论有关。

朱敬则原是大胆请武则天撤销罗织法网之人，此时为正议（谏议）大夫，修史不久——同年七月即拜同平章事为相。重修唐史，监修者不明，至此可能即三思、李峤与敬则三人。史谓“敬则知政事时，每以用人为先”，这月他上书《请择史官》，以垂名不朽的历史意识投武则天之好，并由此提出欲使人君垂名，则必须选择史才。他说“此才之难，其难甚矣”，“倘不遇良史之才，则大典无由而就也”，并举北齐令魏收修史，声言“好直笔，勿畏惧，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指崔浩史祸）”；又举宇文泰纳柳虬建议，“特命书法不隐，其志在惩劝如此”。最后建议“今若访得其善者，伏愿勖之以公忠，期之以远大，更超加美职，使得行其道，则天下幸甚”！[154]

敬则表面上提出的是“史才论”，但未阐明何者为史才，此需刘知幾日后详论。这里他上承北朝史学思想，指出具有史德，能知秉笔意义及直笔不隐者，为史才之善者，无异在发挥及落实去年刘允济的“史权论”。只是允济突出“以史制君”意识，讲贬天子讨大夫，敬则旨在投武则天所好，而使之同意选择史才，免令唐史重修再落入奔竞舞文者手中，故回避此意识而已。不过，所以有前述怪异风气和现象，基本问题即在史才选择问题上，及虽有史才而未能让他有环境与授权，得以从容独立而撰述也。后来刘知幾即以“虽任当其职，而吾首不行；见用於时，而善志不遂”，“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155]可知敬则确为发挥友好之论，欲确切改革半个世纪的积弊而上书的。他这时推荐“吴兢有史才，堪居近侍，因令直史馆修国史”；后来吴兢也如知幾一般批评武三思等监修，使之“不得志”，亦退而私撰《唐书》及《唐春秋》二书。[156]

由于朱敬则上书真正意旨如此，且身为宰相，故一时风气，颇见响应，如同年不久，张易之、张昌宗欲谮宰相魏元忠——与朱敬则友善、共同推荐吴兢的人——引起大风暴，是导致神龙复辟、武后逊位导火线的事件。二张当时拉拢张说作为人证，宋璟皆劝张说勿为所用，起居郎刘知幾更以“无污青史，为子孙累”为言，坚定了张说翻供之意。翌日当殿对质，张说声请“臣今日对百寮，请以实录，因厉声言魏元忠实不反”。朱敬则事后密申协助，遂使元忠、张说二人判流贬而免死。数年后张说拜相，读知幾、吴兢等所撰的《则天实录》记载当日此事，知兢所记，伪向吴兢谓刘生“株不相饶假，与说毒手”，意欲暗示吴兢修改。吴兢表示是他所书，不可诬枉幽魂——知幾已死。同修史官惊异，许兢为“今董狐”。[157]

中宗复辟后，韦、武用事，谏官贾受同样本“以史制君”精神，以“史官执简必直书”谏诤中宗追尊韦后父；徐坚亦以“君举必书”，阻止中宗、武三思之欲杀韦月将。[158]大约同时，宰相韦安石阅当年敬则上书之稿，感叹之余，肯定了“史权论”的地位，称赞敬则“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权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圣君贤臣，所以畏惧也”！[159]不论是否属馆院学派，一时文人学士、史臣宰辅，颇知董狐之事，“以史制君”及制臣的意识颇盛，而“今董狐”也颇出现矣。诚如朱敬则在《请择史官表》所言，“董狐、南史，岂止生於往代，而独无於此时？在乎求与不求，好与不好耳”！

刘允和朱敬则在官修危机之下，适时力挽狂澜于既倒，所特重者在此，则知刘知幾后来理论，以董狐、南史高于左丘、司马，良有以也。8世纪初期这种史学精神再兴，可说是反武氏的政治复辟外的史学复辟——以贞观初之史学精神为目标。二者皆形于大周之末，且史学复辟发难更早于政治复辟。此下刘知幾承此而开创史学批评，吴兢承此而彻底突破隋文帝禁制——私修《唐书》及《唐春秋》于史馆工作之外，遂构成本期史学史上的两大突破。开元中期，张说在家私修唐史，即承吴兢之风。开元十五年（727年）宰相李元纮上奏：“国史者，记人君善恶、国政损益，一字褒贬，千载称之。今张说在家修史，吴兢又在集贤院撰录，令国之大典，散在数所。且太宗别置史馆，在于禁中，所以重其职而秘其事。望敕说等就史馆参详撰录，则典册旧草不坠矣！”[160]这是表示吴兢等突破过度，伤害了史馆制度及其禁密性，故李元纮重申之，同时也肯定了“史权论”的重要性。

史权如此重要，官修制度又对之如此妨碍，故吴兢、张说虽一时被勒令回归史馆工作，但私修国史势却未消。安史之乱，唐官方起居注、实录、国史皆焚毁流失，所幸韦述私修国史一百一十三卷，抱史藏南山，遂使唐朝前期史终得不灭。韦述正是馆院学派元行冲的表侄，幼年颇受行冲等影响，未举进士前已私下修撰《唐春秋》者，盖效法吴兢耶？[161]由此可知馆院学派的兴起，影响唐史、官修制度及中国史学史，可云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