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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意史观的发展与断代史的关系（第2页）

班固的研究，有数事值得注意：第一，班固撰《汉书》的同时，又奉诏修撰《世祖（光武）本纪》，及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成列传、载记二十八篇。[80]这是《东观汉记》的开始，也是班固作最当代的研究。他论载西、东汉之间的群雄，必然接触到天命之去就之事（当时群雄亦颇托言天命所在者），而他撰《汉书》目的既在包举有汉一代，则必亦论及此事，而一并做探究。第二，班固自有家学渊源，是以班彪的思想实须留意。第三，刘歆之说当时是显学，他设定刘氏属火的证据何在？与现实政治关系何在？此亦为班固不得不注意者。

首先，由汉属火德而言，刘向即谓“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刘”。刘氏出于唐尧，此说五经家皆无以论证，独《左传》有明文。刘歆提倡《左传》动机之一即在此，而公元76年（章帝建初元年），班固的同僚——传授刘歆左氏学而自成贾氏显学的贾逵，亦坚持此说。[81]亦即是说，眭孟及刘向发明汉为尧后（司马迁《史记》所不言者），尧属火，故汉即应属火，此证据五经家所不能明，而刘歆却发现《左传》有此明文，可证其父之说（不论是否歆之伪造）。是则要将《左传》权威化，则需建立古文经的地位；要建立其学术地位，则需假借《史记》的权威。《史记》明载黄帝为土德，轩辕氏既称黄帝，土尚黄，此固不能改者。《史记》并未明言三代属性，三代以还，乃本阴阳家及贾谊说以推得者，此则可加改动矣。另外，除《史记》载黄帝属土不能改者外，《左传》谓汉为尧后，俱属火德亦不能改动，这是两个基准。刘歆即在黄帝之土与汉室之火之间，上下其手而作成上述古史周期系统。这个据古文经所产生的系统，寻即为王莽所认同。刘歆以古文建立学说，王莽因之而托古改制，此为班固所甚清楚者。[82]刘歆之能成为新莽的国师，司马迁之后为新莽封为“史通子”，除了学术因素之外，应尚有此政治因素也。汉为尧后属火，王莽因之，遂自谓王氏为舜后，属土。据刘氏父子新说，土为火所生；据眭孟之说，“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并此前汉室中厄之说、三七之厄说等，王莽由是大捧刘歆之古文经学，而终成假禅而篡之局。关于此现实政治的问题，班固在《王莽传》实已做了说明。

其次，光武帝一者相信图谶灾异之说，一者又假借刘歆、王莽所发起的理论，于是乘势推波，立神道以设教，借图谶以成事，于公元25年（建武元年）即位告天，祝词中即引谶记以表明“皇天大命，不可稽留”。翌年，或基于长安的残破（残破并非不可重建），或基于翼奉的迁都更始说，[83]遂建都洛阳，“始正火德，色尚赤”。[84]刘向、刘歆父子的新说，前为新朝所采用，后为东汉所正式承认，而此段历史，正是班固执笔所书者。寻光武帝承认刘氏新说，不推翻仇敌建政的理论根据者，一为利用他们已制造好的意识形态，一为确立前汉为火德，东汉因之，表示火德未尝亡灭失运，相对的表示新莽未尝得运——无其德而用事者——而兴起也，为排斥新莽于闰余铺好了理论根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而已。光武为厌恶反图谶论的皇帝。反图谶的理性主义者，或有几遭逼害者。[85]殷鉴不远，官方之意识及学术斯在，班固岂敢不论火德而摈莽，由此史观出发而作研究耶？

王莽之末，群雄并起，各称说天命，附会西汉诸子之灾异说，以图自立。当此之时，天命之去就未易明也。《汉书》卷一〇〇上《叙传》，特别自叙其班氏先世与刘向、刘歆及扬雄之历史关系，继而说明班彪的性格与思想，实则表示班彪为人学扬雄，而论五行学说则宗刘氏父子，盖有渊源也。隗嚣割据陇域，问班彪兴运所在？班彪答以刘氏复兴，而嚣谓其说疏矣。彪因而著《王命论》，畅论汉高祖之兴起有五，主张应天顺民、符瑞并起，天授大命而非人力之说；又云：“刘氏承尧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当指《左传》）。唐据火德，而汉绍之。始起沛泽，则神母夜号，以章赤帝之符。”是则此政权天命说，中兴再受命说，刘氏尧后属火德说，固为班彪所信仰，而为其子所了解者，而主源则本于刘向、刘歆父子。由此言之，班固相信此类说法，以此作为撰述《汉书》的指导，一者盖由于官方意识所限，另一者则本其家学及当时显学之影响启示也。

作者读班固早年的一篇大文——《两都赋》，注意到其内发挥的“王莽作逆，汉祚中缺”，而莽使民亡神绝，人民“号而上愬”，导致上帝降命光武，令其“天地革命”，更造文化制度之观念。这个观念亦即承认群雄竞争之中，光武独得历数，正式兴行火德，为真命天子。又读其为述汉德而作的《典引》，知其主张汉为尧后，受命“承三季之荒末”；高祖、光武二圣“时至气动，乃龙见渊跃”“盖以膺当天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蓄炎上之烈精，蕴孔佐之弘陈”。[86]此皆可从前述西汉诸子，寻得其思想的渊源者也。班固创作《汉书》断代之史，正为根究这些观念而来，其《两都赋》特别强调云：

今论者但知诵虞、夏之书，咏殷、周之诗，讲羲、文之《易》，论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浊，究汉德之所由。唯子颇识旧典，又徒驰骋乎末流；温故知新已难，而知德者鲜矣！

此赋虽假宾主酬答的型式以成，但索玩文意，盖亦班固之自况。这段文字表达的，正是班固批评经生但知读经说传，却对当代一德的兴衰，了无所识——所谓知古而不通今也。而他所欲努力的方向，于此则已声言要“究汉德之所由”矣。

《汉书》下限，至东汉中兴初期而止，实际上并未严格地止于“王莽之诛”。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统治者自认汉室未尝亡也。光武帝《与公孙述书》畅论图谶天命，声言“吾自继祖而兴，不称受命”，即足以代表。[87]班固据历史研究，亦同意此说，故《王莽传》指莽乘时窃位，不过只是“非命之运”“余分闰位”而已。梅应三统说将秦摈出正统之列，即已提供给他一个良好的先例及理论基础。然而汉室何以中缺、中微？其后又何以中兴？天意究竟如何？此正班固研究重点之一。

至于上限，《志》之部分往往自上古述起者，实为他要透过历史文化的发展，追究天之规律运转的轨程所在，与前述司马迁特撰《书》《表》的原因相当也。值得注意的是，依据班固的解释，周享祚八百余年，“数极德尽”“用天年终”。海内虚位无主三十余年，造成汉因“势”“受命”而兴。[88]所谓“受命”者，即天意的决定；所谓“势”，当指木（周）生火（汉）之力也。汉非直接克周，盖周用天年渐终而生火之意也。所以《汉书·叙传》认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对司马迁将之“编於百王之末，厕於秦、项之列”，颇有批评。他自谓断汉为书，“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者，实即谓欲透过经术所论上述等各种说法，以及综合一代行事史实，以作通彻的考论而已，目的在验证汉德火行之所由。前引他综评董仲舒以下诸子灾异学为猜臆一段文字中，即申明《春秋》“通合天人之道”，此处之“上下洽通，为春秋考”者，当含此意，亦即验古证今，究通天人之际之谓也。论断代史之所由起，于此不宜不明。是则新史学的创兴，若谓是为了迎接天人之际研究的时代新思潮而出现——即新思潮产生新学术，就上述角度而言，亦应可以成立而备一说也。

[1]《玄鸟》的大意谓商是天命玄鸟所降生，拥有殷土。上帝授命武汤经营天下。汤受命努力，遂能成功，上天亦降福于其邦。这是殷人颂祭武丁之词。《皇矣》乃周人歌颂祖先之作，大意谓上帝君临赫赫，监观四方以求民瘼。因夏、殷二国政治不良，故西顾寻求可以委托天命者，选择了周。周之先王奋斗创业，遂得成为万邦之方、下民之王。这类篇什载述此观念者甚多，不赘。《玄鸟》见《毛诗》，卷二十，页162下～163上；《皇矣》见卷十六，页119上，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景宋本。

[2]参见《墨子·天志下》，卷七，台北，“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据毕氏校本，页11B。《墨子》书如《尚同》《天志》等篇，往往畅言人君必须顺天志，否则天必致降灾咎惩罚之观念。后起的阴阳家大约近此，汉儒的申天屈君及灾异论，亦可由此寻得思想之泉源。

[3]参见《孟子·万章上》，卷五，页132～134。

[4]参见《孟子·万章上》，卷五，页134～136。又：孟子在此章只论及继世如桀、纣者始会为天所废，不再详论其他。但他曾与齐宣王论汤放桀及武王伐纣之事，认为二者乃残贼的一夫，汤、武诛一夫而非弑君云云（参见《梁惠王下》，卷一，页26）。无异表示上天属意于汤、武，与逆天而取之篡不同。孟子曾指责“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云云（详见《离娄上》，卷四，页101～102）。此说符合他所谓上天暴之于民，视民之受弗受，以作为天意决定取舍的依据之说法相吻合。由此观之，尧、舜、禹、启、汤、武之崛起，皆贤德者承受天命也。

[5]详见《史记·封禅书》，卷二十八，页430上～下。

[6]谈之评论见《史记·太史公自序》，卷一三〇，页1055上～下。

[7]参见《汉书·艺文志·阴阳家序》，卷三十，页1734～1735；《兵阴阳序》，卷三十，页1760；《五行序》，卷三十，页1769。

[8]语出《别录》，见《后汉书·西域列传·论曰》注，卷八十八，页2934。按：邹衍之说迂大，其后继者邹奭则文具难施，齐人颂之曰“谈天衍，雕龙奭”，参见《史记·孟荀列传·荀卿传》，卷七十四，页742下。

[9]参见《史记·孟荀列传·驺衍传》，卷七十四，页741上～742上。

[10]参见《史记·孟荀列传·荀卿传》，卷七十四，页742下。

[11]参见《吕氏春秋集释》，卷十三，台北，世界书局，1966年2月再版，页7～8。

[12]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六，页75上；《封禅书》卷二十八，页430上。

[13]据《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及《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贾谊十八岁即已学问知名，李斯的弟子吴公时为河南守，召至门下（谊为洛阳人）。及吴公为廷尉（据《汉书》，卷十九下《百官公卿表》，吴公为廷尉时为文帝元年至三年，公元前179—前177年），荐他“颇通诸子百家之书”，遂召入为博士，岁中转太中大夫，遂向文帝论土德。此时丞相为周勃，太尉为灌婴，皆为排斥贾谊之元老公卿。张苍在文帝四年始继灌婴为丞相，十三年而公孙臣始上书（《史记·封禅书》，卷二十八，页434上），故晚于谊。

[14]引文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页792下。

[15]《史记》《汉书》贾谊本传均载此赋，这是他见不祥之服鸟飞入其舍，遂自伤以为寿不长而作。

[16]《治安策》《史记》不录，参见《汉书》本传，卷四十八，页3230～2258。

[17]详见《汉书·儒林传》，卷八十八，页3620。又戴君仁对此有详考，参其《贾谊春秋左氏承传考》，收入戴君仁等《春秋三传研究论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元月初版，页165～183。该文某些论证，如《左氏春秋》是否传经，左丘明之姓名等，似仍未恰，但与此处无关，故不论。

[18]五祀即秦汉之祀五帝，五正即木金火水土五正也，分见《春秋经传集解》，卷二十六，昭公二十九年及三十一年，卷二十九，哀公九年条。疑古派疑《左传》曾经刘向、刘歆父子篡改，但刘氏父子倡五行相生说，《左传》所示乃相克说，是则此非刘氏父子所改，似可无疑。

[19]参见《史记·儒林列传·辕固生传》，卷一二一，页998上～998下。

[20]参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卷九十七，页862。

[21]贾谊谓“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详见《汉书》本传，卷四十八，页2254。

[22]汉代尚书大师倪（儿）宽，师承欧阳生及孔安国，是伏生的再传弟子。但伏生、欧阳生之学似未杂以阴阳灾异，孔安国更不待言，倪宽下开欧阳及大、小夏侯之学，即带阴阳灾异的色彩。武帝初见他时，说：“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乃从宽问学。参见《汉书·儒林传》，卷八十八，页3603。

[23]郭湛波的《中国中古思想史》第八至十四篇对此有详论，其中第九篇专论董仲舒。香港，龙门书店，1967年12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