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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汉晋政教意识下的史学发展（第1页）

三、汉晋政教意识下的史学发展

班固完成《汉书》是史学上一件大事，其价值和成就是不必怀疑的。需注意的是，班固撰此书的动机意见，及其进行工作，皆得到了汉廷的同意及支持；书成之后，又得到汉廷的推广。因而以后形成注解者二十余家，至于“专门受业，遂与五经相亚”的盛况，[34]备受重视的程度超过《史记》。由此角度而论，与其说《汉书》是私撰的，则毋宁说是官认私撰来得更恰当。前引傅玄的批判云：“吾观班固《汉书》，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仅辞章而略事实，非良史也。”爱好辞章乃班固之兴趣所在，他不只是个大史家，同时也是辞赋大家，所以不足以之诟非班固。然而班彪、班固父子的思想意识，原本即接近官方的标准，而且又生在那种时代，不免蒙受影响，因此其价值取向实与主观意志及客观环境有关，未必完全承顺阿谀官方者也。新史学后半期的史家之中，有不少人是由于主观的认知，自信其思想意识是正确的，颇挟其卫道（政治和道德）的精神来批判或修撰史著，亦即顺着刘向父子、扬雄、班彪父子的史学潮流而发展者。班固以后，张衡（公元78—139年，汉章帝建初三年至顺帝永和四年）是第一个显例。他多才多艺，集经学、文学、天文、算学、阴阳、科技、玄学于一身，但反图谶，曾两任太史令，却未能被诏参与东观修史。《后汉书》本传云：

及为侍中，上疏请得专事东观，收捡遗文，毕力补缀。又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又以为王莽本传但应载篡事而已，至于编年月，纪灾祥，宜为《元后本纪》。又更始居位，人无异望，光武初为其将，然后即真，宜以更始之号建於光武之初。书数上，竟不听。[35]

东观史臣建议征召张衡修史，衡亦有志为之，其学有专才毋庸置疑。值得留意的是：他从史料批判的角度批评了《史记》和《汉书》（内容不详）。而且，又从政教意识批判了《汉书》及正在修撰中之《汉记》。就理而论，班彪既主严纪、传之别，以维持君臣名分，则班固用本纪的方式撰述王莽，而表面上则贬称之为传，显然是名实不副的。《汉书》既为《高后纪》，则新莽时事系于《元后本纪》，以下接《更始本纪》《光武本纪》，于理并无不当，而且亦可贬损王莽建立政权的意义，彰明汉室一直未亡的官方意见。张衡之言，牵涉到君臣名分、正统观念、当时的汉未尝亡论及史学结构与实证原则诸问题。注引其上表要求参与修史，声言志欲“俾有汉休烈，此久长於天地，并光明於日月，照示万嗣，永永不朽”云云，亦符合汉廷修史的心理。是则张衡自信其思想意识之正确是可知的，只是君主并不采认罢了。或许当时认为《汉书》《汉记》此部分，皆为先帝所认可支持下完成，不便更改吧？

张衡得不到政府的及时支持，史称其著作多不详典，为时人所追恨。充分在史著中发挥综合的政教意识，而得官方支持者，应以颍川源出于荀卿的家族最特出。荀氏传至荀淑，以高行为世所重，被私谥为“玄晏先生”，有子八人，时称“八龙”。其中一子即与王允谋诛董卓，官拜献帝司空之荀爽。爽通《春秋》《论语》，亦颇通五行灾异，曾撰集《汉语》一书，目的在讨论汉事之成败可为鉴戒者。以他的家族声望、家教、家学而论，荀氏子弟显然是东汉政教意识下的标准人物。以如此功勋地位而著此书，其批判当亦符合官方之标准。他的两个著名侄子——荀悦和荀彧——更是晚汉史坛及政坛的风云人物。荀悦（公元148—209年，桓帝建和二年至献帝建安十四年）与荀爽皆是年十二即能说《春秋》的天才，前者后来又与另一名人孔融，常侍讲于禁中，与献帝旦夕谈论。史谓荀悦向献帝畅论古代左、右二史及其职掌精神，要求备置史官（董卓以后制度败乱），岁末则举之于尚书，“以助赏罚，以弘法教”。这是献帝诏命他撰述《汉纪》的原因之一。当然，他的政教批判思想及意识，应是被认为足以代表官方的。

《汉纪》本着五种原则而写，此即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所谓“五志”是也。其书究心于明主贤臣得失之轨；彰明汉室继尧承周，从火而得天统，并排共工及嬴秦于统序之外，抑王莽以附于平帝。全书体例效法《春秋》，编年称纪，断限亦为二百四十二年，既仿《左传》之“君子曰”而为“荀悦曰”，又取《汉书》而作“赞曰”，议论甚多。他的著作是官认私撰的性质，且过分依本经典的形式与精神，充满官方的政治意识，然而古史复兴及正统论出现的关键即在此。[36]他的正统观念实际下接谯周的巴蜀学派，而影响于陈寿《三国志》者，由此而引出后来习凿齿的论说。以他的意识言论，当时不为曹操所忌害，应与其家族声望及荀彧与曹操的关系有关。出于汝南应氏的另一著名史学家族子弟——应劭，也是政教意识颇强的学者，即因畏惧曹操而投奔于袁绍。[37]当然，荀悦死在曹操野心昭著之前也是原因之一；建安末年，荀彧及孔融皆先后因政治意识与曹不合而被杀也。

政府想透过政、教力量的结合，利用史学，以造成有利于他们统治的意识形态；并积极的整齐世教，以图建立一个有秩序、安定而安全的儒教文治社会。知识分子一面受其影响，一面亦有此自觉而作推动，遂塑成了史称“风俗淳美”的时代特色。这种发展在历史上有其正面的意义，但也埋伏了潜在的负面危机。危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由政、教结合而演变成对立，实为其主因之一。

自从1世纪班彪、班固父子撰史以突出汉朝为主，又为汉朝从史学上奠定中兴火德之说，参与修撰政府主持的东汉史，不论在政治与学术、政府与史家的关系上看，皆为相处融洽的时期。这种关系，延续至2世纪中期的张衡时代，遂产生了变化。变化的渊源就当时来说，可回溯至扬雄、班彪、光武及明帝等人的基本心态。

就学术意识言，扬雄、班彪不免杂有儒、道、阴阳的色彩，原就应有所自觉，而不宜执一排他，俨然以圣道自任的。学术同归殊途、一致百虑，道只能透过学术论辩而始能昌明，没有可能只有某人始能代表道，而应只有证道多少的问题。司马迁特载其父“论六家要旨”，其意当在此。扬雄、班彪颇挟卫道之心，不明司马氏父子之意，且反加之以批判，只能彰显他们狭隘的“道在於我”之意识心态。刘歆严厉批评儒者党同伐异、妬忌真道，不啻是对时代风气的批判。经学之风如此，扬、班等人引之入史学，遂有可能造成史书只是某种意识形态的著作，而使司马迁欲建史学为折中经传百家各种学术及意识的理想，遭到了斫伤。学术实际上是指导政治的，学术既如此，则政治意识可知矣。光武不问学术真伪，指反图谶为非圣；明帝不究《史记》当否，责司马迁为非义。此皆只为维持其统治之效能，而妬道真、伐异己者也。

班固批评司马迁云：“其是非颇缪於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38]据作者浅见，班固的意识形态实不像他父亲及前辈那般严厉狭隘，胸怀识见似亦较开阔。但观其此言，显示他融取了扬雄及其父对司马迁的批判观点。他一方面顺扬雄之旨以挞伐迁之缪圣非经；一方面即顺其父之旨以批判迁之术学。扬雄谓迁“谬於经”，应指狂妄错误于经义而言；“不与圣人同是非”者，应指迁之价值观念而言。然而班固之言则不尽如此，所谓“是非颇缪於圣人”者，实含价值标准违反圣道而有奸诈之意思。[39]比较班彪、班固父子之言，其意更明。盖班彪只责司马迁“轻仁义”，而班固则直接责他“崇势利”；班彪只责以“贱守节”，班固则竟说他“退处士”；班彪只责以“贵俗功”，而固则严言之为“进奸雄”也。或许班固自忖序事之长才、实录之完美不及司马迁，思欲由此方面压低之，以争一日之长短耶？要之，班固之严厉批判司马迁，实合扬雄与其父之批评观点，而又过之。这当是引起后人不满，致在史学上造成史、汉优劣论的原因。

张衡是早期批评《史》《汉》二书的人，尤指责班固《汉书》不当者。前引晋世傅玄之言，即已直指《汉书》的价值系统不对，且由此声言，固“非良史也”。傅玄撰《傅子》一书，目的在“论经国九流及三史（《史》《汉》及《汉记》）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别”，此为刘知幾建立史学批评的先河。傅玄在《自叙》中曾比较《史》《汉》而论。他说：班固《汉书》因父得成，遂没不言（班）彪，殊异（司）马迁。

此为依据心术——即章学诚的史德论——而论的最早批评者。[40]张辅约与傅玄同时代，也曾论云：

世人论司马迁、班固之才优劣，多以固为胜。余以为失。

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敌，固之不如迁，一也。

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励，恶足以鉴戒，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

毁败鼌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

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又迁为苏秦、张仪、范雎、蔡泽作传，逞词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也。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真所以为良史也。[41]

由文字多寡以定学术著作之优劣，乃是数量说的不根之谈。但是张辅由价值系统、道德观念、体裁创作、选择标准、文字表达力的史才论，乃至实证风格等角度做比较，以扬马抑班，则又需加注意矣。要之，《史》《汉》优劣论，早从王充的甲班乙马开始，并在班固死后不久，即由张衡等人逐渐提出，至张辅时，不过只是不满世人之言，而从较广泛的史学角度申述己见耳。这是新史学运动后期，由价值批判引发出来的结果。《史》《汉》优劣论至上并非结束的阶段，相反的，正是方兴未艾的阶段；且由价值批判拓展至史学批评，以下启刘知幾、章学诚等人的学术领域。

值得进一步注意的是，张衡之论是代表史家欲伸张其一家之见的趋势，傅、张之议则是代表了史家意识政统之外别有道统，而执教以议政的倾向。这两种潮流在2世纪汇合，遂形成巨大的力量。知识分子包括史家在内，常执其所知的政、教意识与理想，由月旦人物发展至抨击掌权的政治人物，乃于张衡死后不久，爆发著名的“党锢之祸”。从另一立场看，这是政、教冲突的结果。就统治者的立场，魏文帝曹丕的意见实为最佳的代表，他在《典论》中说：

桓、灵之际（公元147—189年），阉寺专命於上，布衣横议於下，干禄者殚货以奉贵，要名者倾身以事势。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由是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常检，事无定价，长爱恶，兴朋党。[42]

换句话说，统治者认为这是君权遭窃弄之下，政治社会的一种动乱；这动乱是由贵势及其屈服附从者，与不肯屈从的知识分子对抗而造成。后者又在各执己见、党同伐异的“横议”中，表现了价值标准的紊乱及排他精神。承受这种潮流影响之最深者，在史学上莫过于正史——官修的国史。前引傅玄的《自叙》中，曾评论了一个问题。他说：

观孟坚（班固）《汉书》，实命代奇作。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其文曾不足观，岂拘於时乎？不然，何不类之甚也！？是后，刘珍、朱穆、卢植、杨彪之徒，又继而成之，岂亦各拘於时，而不得尽乎？何其益陋也！？[43]

东观史臣不乏一代名儒者，但自班固、尹敏等奉诏修撰以来，即已有“拘於时”的情况。自后发生横议大冲突，其情“益陋”。例如，张衡时代，正值宦官孙程等十九人兵变拥立顺帝之时。十九人因此封侯，贵盛势灼。其时东观史臣正是朱穆、曹寿、延笃等人，范晔在《后汉书》指责他们说：“东观自此已下十九人，与（孙）程同功者，皆叙其所承本系。盖当时史官惧程等威权，故曲为文饰。”[44]

从东观修史制度创置伊始，数十年间，史臣“拘於时”而为修撰的情况如此。自此下降至桓、灵党锢，董卓、曹操先后挟天子的时代，凡七八十年之间，虽有马日磾、蔡邕、杨彪、卢植等参加东观，国史亦有何可为乎？当时有人如李法，数抗表谓“宦官太盛，椒房太重，史官记事，无实录之才，虚相褒述，必为后笑”，因而被贬。故《史通·忤时》云：“唯后汉东观，大集群儒，著述无主，条章靡立，由是伯度（李法）讥其不实，公理（仲长统）以为可笑，张（衡）、蔡（邕）二子纠之於当代，傅（玄）、范两家，嗤之於后叶。”[45]

3世纪初期，谢承是第一个私自重修《后汉书》的人。其书的特色在博搜忠义、隐逸、名卿、通贤的芳言懿矩，尽管后来范晔对之大加删削，但不能掩去其不满《东观汉记》“拘於时”的意识。[46]在如此意识之下，谢承特记蔡邕之死，只是因闻董卓被兵变所杀而嗟叹，即为王允以党同伐异的心胸所杀。《三国志》卷六《董卓传》，裴松之引此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