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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方对史学的认识控制（第1页）

二、官方对史学的认识控制

刘知幾曾就道德批判论史学功用云：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

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蹻，商、冒之与曾、闵，但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

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17]

知幾之意，史书能使人生不朽，使前人经验知识能传之后学，并能使后学者因之得到教化；而史官（或史家）是促成这些功能的关键，甚者为教化的创造者、执行者或维护者。其利之博如此，故为国家生人的急务。历史功利之博，知幾尚未完全论及，但仅就此功用主义的历史功用论（包括史学和史家）而言，实已足以说明政教力量何以干预史学的基本原因。

不过，司马迁以前，古人追求人生三不朽，是否皆欲“书名竹帛而已”，此诚不易遽加论定。要之，史家“鄙没世而文采不表於后”，选择“立功名於天下”的“扶义俶傥”之士而书，此意识及观念至司马迁始作有系统的提出，前已言之。

史家自己可能是伦理教化的创造、执行或维护者，他能使人成名不朽，也能使人名灭蒙恶，撇开史学之真正目的和对象，而就道德批判的角度看，知幾所谓“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实非过分之辞。[18]司马迁答壶遂之问，努力申明孔子作《春秋》这方面的意义，其目的盖在分明经学与史学的差异，而将这方面的功用和性质，拨归于经学。然而，新史学不免亦带此色彩，而且即使全部皆就事论事，亦不免具有此色彩，因为这是史学特质之所在，虽努力不可避免也，第春秋史学派的史家特重之，使其性质益显，说教味道益浓罢了。史学既有此特质，统治者即不可能不严加注意，进而控制之了。

中国传统政治是伦理政治，与道德教化结合，渊源长远。孔孟之时，五伦之中君臣、父子犹明别为两纲，故孟子有轻君、诛一夫之说。其后此两纲合而为一，君父、臣子的观念形成，则君可不君，臣不可不臣，盖因父可不父，而子不能不子也。明乎此，则汉景帝评论辕固与黄生之汤武受命辩论，谓“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其意识可知。[19]君臣关系严上下之分，贾谊又引入法家思想，提倡“君尊臣卑民如地说”，则统治权威的理论已定型。魏文帝曹丕云：“主与民有三求：求其为己劳，求其为己死，求其为己生。”[20]这是君主坦率之言，一切以为己出发。君主的地位如此崇高不可侵犯，臣子必须为他而存在，则前面提及的若干现象即可由此寻得解释。

君主的尊严不可冒犯，史家对君主作批判，诚为不可忍之事。即使史家据实而书，若涉及其行之不当、错误或道德上罪恶诸事，实皆足以影响其声望，其至危及其统治权威。有识乎此，故汉武帝怒削两本纪，孔僖、崔骃几因论史蒙祸。武帝之怒削与梁郁之能告入，足以反映统治者具有此方面的意识，进而对史家与史学给予严重的关切，乃至可能产生畏惧感。汉明帝向班固批评司马迁非谊士和《史记》乃微文刺讥、贬损当世之作，认为不及司马相如之忠贤。明帝之意，虽知后者夸言无行，但临死所遗文赋犹力颂汉休，此即远较前者为可取。因而他充分表示了君主并不理会臣子人格及著作是否正当而有价值，而只问其人是否效忠于己，赞美于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并非不忠于汉武帝，是则明帝之所谓忠，乃指魏文帝“三求”之忠——或者可说是愚忠阿谀而已。由是，傅玄批评班固之《汉书》“饰主阙”等，刘毅之建议早撰注记载颂邓太后的德政，实为此种意识下应有的反应。

新史学前期的西汉时代，统治者已有识乎此，但表现并不强烈。补续《史记》之好事者，实即具有补续国史的意义，而君主犹未力加干预。诸好事者之中，刘向的弟子冯商，以待诏身份奉诏续《太史公》书，这是司马迁以来，政府首次参与修史的先声，但其意识及意图则未详。此下补续《史记》诸人，多有奉诏为之者，而以班彪、杨终最堪留意。杨终习《春秋》，明帝时入兰台，章帝初建议召开白虎观整齐经传之大会，后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21]杨终是道德意识颇重之儒者，他将五十二万余言的《史记》删为十余万言，约达五分之四，可谓大删特删了。明帝时代正是官方意识及欲控制史学表现得最强烈之时，假如推测不错，则杨终奉诏的工作，其目的之一当是针对《史记》微文刺讥及贬损当世也，是则其后的王允就蔡邕事件严苛地批判司马迁，应是代表光武、明、章以后的官方意识——包括君主和当权大臣的恐惧史家批判或直书之意识矣。

新史学运动诸子使统治者对史学关切的另一问题，即为上下名分，班彪父子在这方面发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原夫新史学结构之中，本纪并不专用以述帝王，前已言之。班彪续《史记》，一面本着扬雄对司马迁的批判，至谓“其（指迁）论学术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一面则批评“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因而其着遂“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22]这两方面——人格思想及著作结构——的批判，对其子班固影响甚大。就后一批判而言，班彪对《史记》之本纪、世家、列传三种体例所下的定义，实是他自己的定义，与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末所言并不合。班彪作如是之言，若非不明司马迁立此三体例之旨，则当为误解其旨，或有意强解己意于司马迁之上，甚者竟或为了迎合统治者的意识。

前面提及汉初以来即有君尊臣卑、严上下之分的意识观念，大儒如贾谊亦公然倡之。降至公元前1世纪后期。其间虽也有儒者提倡“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及禅让诸说，但影响力极大的刘向则不然。他主张“大臣操权柄、持国政，未有不为害者”及“事势不两大”的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之思想，[23]此正是贾谊以降的观念。在此思想意识之下，班彪之言，遂可得视为：班彪认为君主始得有资格列序“本纪”，公侯卿士皆为臣子，只能列序为“列传”。他又将“本纪”改为“纪”，“列传”改为“传”，此外不为“世家”“书”“表”。是则“纪”者虽不称本，实即天经地义的为纲纪之本；“传”者不称列，实即意谓列述纲纪之本而为之末。取“纪”“传”之别者，所以严主从上下之分耳。“纪”只能专“序帝王”，符合君臣名分之旨，符合时君的意识，班彪或迎合之也。[24]则其指责“雄、歆褒美伪新，误惑后众，不当垂之於后代”，可想而知矣。

班固自述其撰《汉书》云：“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於百王之末，厕於秦、项之列。……”这段话有几种含意：第一，他意欲以历史研究究明汉德，维持汉政府的正统意识。第二，他强调司马迁追述功德的一面，而隐去刺讥贬损的一面，似乎有意认为史书只是褒扬君主功德者，与刘毅之见相同，皆为史学发展至明、章之时的特色也。第三，他指责《史记》将汉朝排列于“本纪”的位置不当，有意为本朝争名分地位。第一与第三两种观念的糅合，遂成为他开创断代史新体裁的基因；第一种前已论之，第三种实承其父的思想而来者也。

班固并不尽全从其父的意见，其《汉书》不徒“纪”“传”而已，实以“纪”“表”“志”“传”四种结构而成，上承司马迁的体例。至于他参与修东汉开国史，格于实际上有些人实非“王臣”，遂又别立“载记”一体，表示并非“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识见转居其父之上。然而大体上，《汉书》为“纪”为“传”，主要仍本乎其父的意见，亦颇糅合了司马迁的意旨。“纪”以专序帝王，除《高后纪》本于《史记》之例以外，余皆如是。他为惠帝立“纪”（史记无），符合尊天子的意识。贬项羽、王莽为“传”，则又符合严上下、正名分，东汉政府的意旨。此外诸公侯卿士，皆一律为传，以示臣子之位。班氏父子根据这种意识改革史学体例，对后来的东观修史及三国时官、私修史影响甚大，以后的正史大抵宗之，新史学以“纪传体”为名，由此而定。

统治者认识史学与其统治声望和权威有密切关系，善加利用则可因之取得统治利益，造成巩固其政权而有利的意识形态，所以国史修撰权的收归王室，实为迟早发生之事。而且，由史学渊源看，中国史学原本出于王官，初非私家之学；批判的刑、赏二柄，原本亦操于王者，本为王者统治之利权。前引孟子之言，说：“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司马迁征引董生之言，谓孔子作《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其言皆可由此理解。

司马谈遗命其子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司马迁后来答壶遂第二问，戒慎而隐约的说：“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实为他了解修史究为何事的自辩词。不论口头如何自辩，他因修史而自然的拥有了批判权，且是出于他自己“一家之言”的批判，这是不辩而可知的。每个儒者的价值观念不尽相同，此即桓谭所谓“前圣后圣未必相袭，夫圣贤所陈皆同取道德仁义以为奇论异文，而俱善可观者”之意。扬雄、班彪、班固等执一而排他，不但无谓，抑且会造成统治者严重关注及干预的后果，徒使史学受到控制和扭曲而已。汉明帝之批判司马迁，王允之责杀蔡邕，实即承受此思潮之反应。

光武帝怒责“桓谭非圣无法”，其实谭之反图谶，是符合学术的研究及人类的理性者，只是统治者为了其统治权威的巩固，已不理会这个问题了。东汉经、史名家多言图谶纬学，其盛至称为“内学”，此则与迎合官方意识应有关联。班彪为东汉政府解释王命，为之建立政权的理论根据，从而又站在东汉政权立场批评扬雄、刘歆。就史学的独立自主角度论，他若是曲意与政教势力的结合，似已代表了史学的沦降及史家的堕落，无论其思想意识是否出于真知灼见，而所造成的效果应可作如是观。史家委屈了独立自主的批判权，由一家之言以批判天子公卿，遂成理想上的事情了。史书粉饰统治者——包括君主及当权公卿——的风气，遂由班氏父子开出，至刘知幾乃有痛切的检讨。

统治者事实上并未满足于史家如此的自动委屈。根据其统治意识的有利思考，他们势必走上收回批判权，建立以利其统治为原则的价值标准，乃至最后收回国史修撰权等途径。班彪为光武朝（公元25—57年）的三公掾，当时三公多见罪退。光武帝敬重司徒冯勤，“欲令以善自终，乃因燕见从容戒之曰”：

人民放逐受诛，虽复追加赏赐赙祭，不足以偿不訾之身。忠臣孝子，览照前世，以为镜诫。能尽忠於国，事君无二，则爵赏光乎当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25]

光武帝及明帝皆是任法刻薄，常侵辱宰相大臣的君主。大臣虽非不忠，但若行事稍涉讽讥，亦常可能受诘辱杀身之祸。[26]光武是善于利用饰终入史的方法，以要求及鼓励臣子效忠一己的人，前面亦曾提他赐《史记》部分以激励窦融之事，可见他甚为了解史学并利用之。分析这段言论，可知他有如下意见和认识：第一，指示人臣忠于君国，始得在现世受爵赏，而后能成名于后世，并勉励人臣如此去做。第二，史书记述了忠孝之事，有整齐教化的功能，故鼓励人臣以史为鉴。

根据第一点，刘知幾所谓的人生追求不朽，盖为了“书名竹帛”之说——也就是饰终入史、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意识，遂为统治者刻意加以利用，光武帝似是帝制以来，第一位公开以言行鼓吹的君主。其后魏文帝曹丕撰《典论》，在《自序》中即自述其学养才德，声言“以付后之良史”云云，[27]实为正式承认史学此功能也能向上涵盖君主者。臣子对此普遍接受，往往用以自我或互相砥砺。其例颇可举之者，如苏武《报李陵书》云：“向使君服节死难，书功竹帛，传名千代，茅土之封，永在不朽，不亦休哉！”[28]2世纪中期，李固以太尉录尚书事与梁冀共同执政，一再反对梁冀废弑由己，遂为冀所忌而诛之。固临死，移书责另两位大臣胡广（蔡邕老师，文化史家）及赵戒曲从，声言：“汉家衰微，从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禄，颠而不扶，倾覆大事，后之良史，岂有所私！？固身已矣，於义得矣，夫复何言！”[29]李固所谓义者，乃报“受主厚禄”而光武帝所谓“事君无二”之事也。新史学运动末期名史家司马彪所撰《战略》一书，载袁、曹争战，傅干说马腾拒袁助曹，认为袁背命，曹奉天子而顺道，至谓如此则“将军（指腾）功名，竹帛不能尽载也！唯将军审所择”。马腾受此激励，遂助曹破袁。[30]文武俶傥之士所为如此，其情可知矣。

由第一点推展至第二点，君主即意识到必须控制史家与史学。光武帝是提倡修地方人物志的第一位君主，《五代史志·经籍二·史·杂传序》云：

古之史官，必广其所记，非独人君之举。……是以穷居侧陋之士，言行必达，皆有史传。……司马迁、班固撰而成之，股肱辅助之臣，扶义俶傥之士，皆有记录。而操行高洁，不涉於世者，《史记》独传夷、齐，《汉书》但述杨王孙之俦，其余皆略而不说。又汉时阮仓作《列仙图》，刘向……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皆因其志尚，率尔而作，不在正史。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31]

按：刘知幾《史通·二体篇》评编年体的缺点，认为其体不能记述许多不预国事的贤能人事，即“贤如柳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是其所短。纪传体则能补此缺憾云云。[32]是则《五代史志》之论古史，恐为想当然耳。真正的情况应是，司马迁开创新史学，在体裁上提供了表彰人物的便利；在观念上启示了民间贤能俶傥之士虽无权势，亦可能与历史发展有关，史家值得注意。这是地方人物志发展的渊源。光武帝承此而又旁取刘向单行纪传体的创革，遂用以发扬政教意识，由官方正式提倡这种史学。这种史学经官方的有意推动，自后遂蔚为潮流，由此开出人物志、传奇小说、方志、偏霸国史等史学系统，诚中国史学的重要进展也。光武帝及其东汉政府，在此系统的发展史上，地位应是不容抹杀的。

官方的干预和控制，另一重点在国史——后世正史之范畴。新史学运动前期，国史修撰比较自由，尚未专以官方，尤其中央为主，政府似乎也无固定机关及官员专修国史。司马迁以中书令完成《史记》，刘向父子、扬雄、冯商、班彪等皆非史官。公元前1世纪后期，成帝诏令待诏冯商续《太史公》，似乎出于补续国史太初以后事，及爱好此种新学术的动机居多，但已成为官方插手新体裁国史修撰的先河。以后诸好事者或奉诏续《太史公》，似亦可作此等量齐观。光武帝介入史学，尚无充足证据证明他已收回国史修撰权及建立了官修制度。公元1世纪后半期的明章之治时代，是正史发展的关键所在。

明、章二帝秉承光武帝的思想意识，一方面运用史学功能以利统治，一方面直接管制以利运用。后者可由几方面作观察：第一，他们建立固定的修史系统——东观著作系统，并诏命他官带职参修。至于不列入此系统者，则必须得到官方的认可，始克能私家修史。官方如此控制国史及修史者，班固实为关键性的例子。班彪续《太史公》，极可能是在得到光武帝同意认可之下进行的。卒后，班固认为其著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列传》记其遭遇云：

既而，有人上书显宗（明帝），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

先是，扶风人苏朗伪言图谶事，下狱死。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章帝）建初中乃成。

其遭遇反映了几个问题，即国史不许私改私作；官方有一定的意识，不容私议；由君主诏集臣子修史，有一定的制度；与乎《汉书》是得到君主同意授权而撰等。由此可知当代史修撰，明帝时已形成制度，直接置于官方控制之下，此为东观修史制度之始。2世纪后期，由此而发展成秘书（或中书）著作局的制度，更臻完密矣。国史修撰权官方化，而且是中央制度化，这是后来不入东观，即名史家如张衡、蔡邕等亦不敢私修的原因。

第二，当时冒犯官方意识形态乃是致死的严重事情，此诚为汉廷收回国史修撰权的主因。注记修撰权原本即在官方，不必言。但是，西汉部分犹未有全史出现，固可经由官方而控制之，班固之获授权撰《汉书》是也；至于已完成者如《史记》，则官方只得加以修改。是则杨终奉章帝诏命而大删《史记》，其事或可知也。

第三，光武、明、章之世正是古今文经第二次大争辩的时代，提倡《左传》者多仍本刘歆之旧意见——求道真的原则——作为辩护主力，并颇涉入德运的观念，希望透过为汉政权寻得理论根据而得立。贾谊九世孙贾逵，透过家学而发挥刘歆之学，在章帝初期承诏发出《左氏传》大义长于《公》《谷》二传者，遂使《左传》得以建立。其论据主要有二：一为力言《左传》独有明文证明刘氏为尧后，优于五经，前已言之。一为力言《左氏》著明“君臣之义，父子之纪”，故“《左氏》义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权变”；又谓“《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云云。此皆深合当时统治者的政教意识故也。范晔在传末《论曰》：“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当时与贾逵同为《左氏》宗师，并称郑、贾之学的大师，亦反图谶论）以逊辞仅免，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33]范晔批评世主之失，实未直斥其何以有此失者。贾逵之附会统治者，犹如班固之“饰主阙”而已，非如此不能使其学术得以成立。《左传》之立，无异表示政治力量已伸展至先秦的史学范围，代表了汉廷全面控制史学以为己用的意图。前面曾论《史记》与《左传》有关系，是则《史记》之被官方所删，良有以也。

鄙意无意对统治者的利用及控制史学，做任何的道德批判，在此只是希望究明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问题罢了。史学经过东汉官方的干预，起码发生了如下的变化：第一，政治意识强烈的深入史学，遂产生官修国史的制度，而且以后竟至发展成宰相监修，切实控制。第二，官修国史后来又成为中国史学分类上“正史”形成的原因。第三，政治意识加上道德教化及德运学说，又产生了新史学后期的正统论，成为后世纷争的根源。第四，政教力量的结合，是导致史学成为经学附庸的原因，几乎影响史学的成立及独立自主，以后历经长期的发展始得还其真面目。第五，政教力量的结合，使史学沦为政教经世的工具，几乎长期丧失了它原本独立于政教之外，原有的独立批判特质——即使政教亦在其批判之内的特质。但是，经由东汉政府的倡导，人物志、方志、偏霸国史等杂史、杂传史学系统，却因而蓬勃发展，蔚成正史以外的大宗，并影响及于文学上的传奇小说的创生。第六，政教对史学的认识和干预，是造成史家忧患困扰的主因。详容后述，于此不能一一赘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