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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国的正统问题与天意解释（第2页）

是则文帝一统之心甚决，不纳此言而致败。是后不得已偃旗息鼓，与蜀、吴对峙以俟机会，实行贾诩之策而已。形势未能一统，魏知不能攻取，而蜀、吴则主要为互守，是则正统之争者，只能就继统——孰能真正继汉——而争，谈不上一统的问题了。后人遂误以为三国之争，只为争继统之正；而正统之争，亦主要在争继统。不知三国皆自知统之须一，而始得以论其正也。邓芝驳孙权的“二主分治论”认为“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将来天命归于一，权亦接受此观念。蜀臣之中，具此观念尚有人在，如雍闿者当时即更认为天下有三统，所谓“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是也。[90]吴之名臣诸葛恪欲北伐，群臣反对，乃著论曰：“夫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王者不务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后世，古今未之有也！”[91]是则三国君臣皆有吞并对方而建一统之志甚明，且在三国初期，竟有人为天下出现三正统而惶惑，以至于作为叛乱的借口。

一统不易完成，但各国不能不争其统之正，虽吴、蜀同盟与国亦然。此则诚令三国君臣焦虑者也。刘先主自觉乏谅德，固然急于解决吴之不承认态度。然而吴主权亦自觉乏谅德，其父兄原为关东起兵勤汉的正派领袖之一，因而尽管孙权早已接受赵咨“应东南之运”的建议，但两年后群臣劝即尊号时，犹口是心非地拒辞，而以“汉家堙替，不能存救，亦何心而竞乎”为词。其后虽假祥端、望气及五行相生说以即位，但《告天策文》中仅提出汉“祚运尽”“皇帝虚位，郊祀无主”“权生於东南，遭值期运”三个理由，[92]不敢广造图谶纬书以自粉饰。换句话说，至他称帝之时，他实不承认魏、（蜀）汉二朝，而坚认在汉祚已终、天下无主，而自己应天子气以即位者。他毁坏了父兄的声誉，也推翻了自我的形象，掩耳以盗铃。是以即位时固然不敢大加粉饰，即使称帝后三年，也对“郊祀无主”之事有意识上之顾忌。《江表传》记云：

群臣以权未郊祀，奏议曰：“顷者嘉瑞屡臻，远国慕义，天意人事，前后备集，宜修郊祀，以承天意。”

权曰：“郊祀当於土中，今非其所，於何施为？”

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为家。昔周文、武郊於酆、镐，非必土中。”

权曰：“武王伐纣，即阼於镐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为天子，立郊於酆，见何经典？”

复书曰：“伏见《汉书·郊祀志》匡衡奏……”

权曰：“文王性谦谦，处诸侯之位，明未郊也。经传无明文，匡冲俗儒意说，非典籍正义，不可用也。”[93]

姑勿论群臣如何奏及匡衡如何说，要之群臣认为即位三年而未郊祀，对其主权之正实有影响。孙权之拒绝补行此具有正统意义的大典，其意识有二，即基于正统论的中原地缘说而自觉其不主中原之政；基于武王革命诛一夫说而自觉未伐魏贼以一统。至于论文王为诸侯不敢郊祀，更似自觉其窃取天子之名而为诸侯之实，故不敢郊祀以示天下主宰，此其潜意识也。是则先主、吴主之乏谅德，而内自卑惭，是非常明显的。晋之名史家孙盛，严责二主二三其节，咸假奉汉之名而不能秉固臣节，而深加叹息，甚至竟论二国：“君子是以知其不能克昌厥后，卒见吞於大国也。”[94]

孙权不安的第一个意识，是基于正统论的区域说而产生，此调不弹已久，但天下分裂则势必重弹，而且极为有力。孙权因区域说之中原地缘说而自卑至此，刘先主则似稍为好些。因为先主也基于两个有力的说法而建立政权，即血统说及区域说之历史地缘说（汉高祖以汉地经略天下，而先主亦得汉中为王）。但前者内继系统不明，裴松之早已引以为恨，[95]后者则实不及中原地缘说之有力。其后邓艾接受后主投降，即以此为理由，说：“王纲失道，群英并起，龙战虎争，终归真主，此盖天命去就之天道也！自古圣帝，爰逮汉、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而比蜀为隗嚣、公孙述。[96]于此观之，蜀、吴二国不论口头宣传如何，潜意识实因惭德而自卑，颇有自己非正统之意也，其最重要的关键在其自名自立，且又不居于中土故也。

蜀、吴有内惭，魏亦不例外。前述曹丕通达之言，实即其内惭肺腑之语，群臣们劝进究竟在做什么，他与献帝之禅让关系究是什么？学术通达如曹丕，焉有不明之理？孙盛《魏氏春秋》谓曹丕升坛礼毕，顾谓群臣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97]魏文帝实知此时正在进行何事也。非仅此而已，劝进者之一，儒学世家而其后夺权肇晋的司马懿，斯时应亦自知所为何事。赵孟之所贵而赵孟能贱之，司马氏既知禅让究是何事，故虽能推魏天命，亦能去魏天命；此与蜀汉名儒谯周之徒，能立言推戴先主，亦能造言毁败蜀汉，其道一耳。魏廷君臣为了取代汉室，实际上是不择手段为之的，自公元210年（建安十五年）曹操颁《求贤令》，诸盗嫂、受金的所谓大行不顾细务之士，魏廷多有之，他们只求达到目的而不手段。苏林、董巴这些博士们，明知曹氏出于周，而竟造称曹氏以颛顼为始祖，与舜同祖云云，文帝亦通达地采用之。践祚时下诏改正朔——依新三五相包说即须改三统之寅为丑，以十二月为岁首。但侍中辛毗持议反对，主张仍用夏统建寅，文帝又从之。[98]是则魏之建统，依遥继说及三统说，均未处置妥当，而文帝亦不斤斤计较之。文帝重视内继之正，而于外继则偏重了新三五相包说的五行相生说方面，似与当时仅针对蜀汉争正统有关。及至丕死，子叡即位，吴王权举兵北伐，此才意识到魏亦须与吴相争。公元229年孙权称帝，亦引五行相生说自谓属土德，是则魏土与吴土乃成针锋相对，孰为土德之正者，问题始严重。当时如前述之雍闿，代表了部分人士承认“正朔有三”的事实，但魏、吴二主互相间则甚焦虑此事。吴王表现于不敢郊祀，魏明帝则问黄权以天文，乃重议改正朔与遥继说。《蜀记》曰：

魏明帝问（黄）权：“天下鼎立，当以何地为正？”

权对曰：“当以天文为正。往者荧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吴、蜀二主平安，此其征也。”[99]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黄权与刘先主和诸葛亮相知甚深，助先主开国有功，不得已降魏，文帝知其眷恋蜀汉极深而仍优待之。是则其言表示蜀臣降魏，虽恋故主，但亦不得不帝魏而伪蜀，这是政治环境使然。黄权是敌友均交誉的豪杰，而表现如此，另一为晋人乃至后世称为孝之代表的李密，亦不例外。他由仕蜀而降魏仕晋，所撰著名的《陈情表》中即极称“臣少仕伪朝”。他们与陈寿俱为蜀人之著名者，若以批评陈寿帝魏不当的眼光视此二人，则二人亦一样的不忠。后世所谓读《陈情表》而不泣者不孝，相对而言，读而泣者实则不忠也。作者于此不欲旁论忠孝之事，只欲指出三国初期以至晋之一统，三国争正统的意识形态甚严重，虽智士英豪，其入主出奴之说，盖有不得已也。

第二，魏明帝内心殆有“正朔有三”的意识，故发而为言，且询问的对象为蜀汉投降过来的名士，似有借敌对之著名者的言论，以确立自己的形象，而否定敌对者之心理，此属心理自卫机转的问题，近代心理学可以找到解释。当然，这也是明帝内心潜意识的应有反应。

前面论内继，作者指出魏文帝、明帝父子，一再颁制禁防正统纠纷，显示二人极重视此事。明帝师傅名儒高堂隆，为正统问题一再建议明帝，声言“吴、蜀二贼……僭号称帝，欲与中国争衡”，因而以三统论为据，要求切实依德运作改革；又极言魏为舜后，推舜配天。改正朔、继舜后二事，乃文帝假借以受禅，受禅后却未认真施行者。此时高堂隆一再提出，显然因孙权亦以土德为说之后，正统之争特感逼切严重也。[100]蒋济反对魏出于舜之说，但明帝格于文帝受禅时的说法，遂不得不将错就错，承认魏遥继于舜，以与孙吴争土德之正。[101]至于就三统说而改正朔，亦欲以补救文帝以来所忽略者，以完成新三五相包说的全部理论耳。[102]明帝虽作此心战、政战宣传之争，但意识上仍不完全自居于正，盖与刘先主、吴大帝一样，内有惭德故也。何以何知？就封禅问题而知之也。

蒋济建议封禅告成功于天，认为“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梁父、登泰山，刊无竟之名，纪天人之际者也”，从而谓自古有七十二君曾封禅，以大魏之功德嘉瑞，亦应为之。明帝答诏云：“闻济之言，使吾汗出流足！自开辟以来，封禅者七十余君尔，故太史公曰：‘虽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间旷远者千有余年……吾何德之修，敢庶兹乎！？……吾不敢欺天也！……”嘱公卿以下省之，勿复议答。明帝乃建安文坛三祖之一，学识足以知封禅的意义，其流汗自惭，可谓内心之流露。然而，篡盗之事其父为之，罪不及己身，明帝非不知之，但其继承篡盗而来之政权，斯以内惭者一也；天下未一而功有不洽，此其内惭者二也，故不敢欺天以告成功。不过，封禅大典具有正式表示奉天承运的正统意义，蜀、吴皆不敢或未行此礼，是以魏欲与二国争正统，行之固极具政战作用。史谓“帝虽拒济议，而实使高堂隆草封禅之仪。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礼。会隆卒，故不行”。[103]显示明帝有意为之以争正统，而终以天下未合于一统自惭，迟至高堂隆之死而竟仍不敢行此大典。

三国正统纠纷如此，其统治者潜意识及意识之内惭表现如彼，愈自惭自卑者愈需他人之肯定，则其要求臣下持入主出奴之见，可想而知。黄权、谯周、陈寿、李密之徒，在蜀即以蜀为正，入魏则以魏为帝，仕晋则以晋为主，盖身不由己，逼于政治意识而不得不如此。吴之名士如陆机、陆喜等，又岂能脱身于此潮流形势之外？是则陈寿之帝魏，李密之伪蜀，于此可知矣。

[1]参见《史记》，卷二十三《礼书》全文。

[2]如《平津侯主父列传》传中，即对公孙弘作此类批判，详见《史记》，卷一一二，页994上～945上。余例尚多，不赘举。

[3]参见《史通通释·六家》，卷一，页8。

[4]详见《汉书》，卷八十，页3325。

[5]严可均校《全汉文》刘向部分，收录了一些《别录》的残句，其中即往往引太史公之言，以作鉴定考证之用。

[6]如严可均校《全汉文》引《史记·申韩列传》索隐一条云：“申子，今民间所有上、下二篇，中书六篇皆合。二篇已备，过太史公所记也。”参见卷三十八，页6A。

[7]严校本据《初学记》及《御览》而辑，见《全汉文》，卷三十八，页4B。

[8]《汉书》本传言《列女传》八篇，此言七篇，恐去刘歆《颂》一篇而言。该书在隋代已分为十五卷本，后人疑刘歆是否亦为作者，据刘向自述，合《传》及《颂》而言，应不必疑。

[9]参见《汉书·扬雄传·赞曰》，卷八十七下，页3583～3585。

[10]参见严可均校《全后汉文》，卷十五，页8B。

[11]详见《后汉书》本传，卷二十八上，页955～962。

[12]参见《史通通释·古今正史》，卷十二，页338。

[13]见《汉书·叙传》，卷一〇〇上，页4207。

[14]班固述刘歆分为两部分，其前半生在《楚元王传》，后半生在《王莽传》，但述其前后行事而不作道德批判。至于扬雄，班固似乎有意为其美新之事脱罪，谓其不用符命称功德，与当时一般的投机者不同，而是“恬於势利”，“实好古而乐道”之人。班氏父子二人观点相异竟如此。

[15]二人评论桓温行事，弘之视温为“奸雄”，与珣意见不合，故移书责之。参见严可均校《全晋文》，范弘之部分，《与会稽王道子笺》及《与王珣书》，卷一二五，页10A～12A。

[16]新史学的意义，请参见本文第二章。附带一提的就是刘向父子的《列女传》，《列女传》在方法上以编纂史料为主，而缺乏推论考证。其书之完成不建在史料批判上，而以道德批判为主，是显然可知的。

[17]《史通通释·史官建置》，卷十一，页303～304。

[18]《史通通释·曲笔》，卷七，页199。

[19]关于传统政治及君臣关系，请参见拙著《试论国史上的统治问题及其发展》一文，分刊于文化大学《华学月刊》第一二七、第一二八期。

[20]参见严可均校《全三国文》，卷八，页4A。

[21]参见《后汉书·杨终列传》，卷四十八，页1597～1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