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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国的正统问题与天意解释（第3页）

[22]详见《后汉书·班彪列传》，卷四十上，页1325～1326。

[23]详参其《极谏用外戚封事》，《汉书·楚元王传》，卷三十六，页1958～1962。

[24]班彪此著作发议论时，每用“司徒掾”的官衔或竟称“臣”，显示其著极可能有意献给君主阅读，或者奉诏而撰。又：班彪对王氏政权的评析，立场观点颇同于刘向，认为成帝违犯了汉朝立国原则——“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假权外戚，造成两大之局而国移。但王氏政权既“危自上起，伤不及下”，且又“不根於民”，故终不能保。其言可参见《汉书·叙传》所载与隗嚣之辩论（卷一〇〇上，页4207），足见班彪的主威臣弱、主尊臣卑观念甚浓，并对汉朝此立国的统治原则及意识知之甚稔。

[25]参见《后汉书》，卷二十六《冯勤列传》。该传末《赞曰》，范晔即批评光武帝及明帝侵辱宰相，刻薄寡恩。

[26]如桓译等反图谶者遭诘责几死，大司徒韩歆言“亡国之君皆有才”，光武以为影射激发，将他免官犹未释怀，竟至刘歆父子自杀而止（参见《后汉书·侯霸列传》，卷二十六，页902）。刘歆好直言无隐，有重名，故众多惜之，光武帝遂为之赐赙成礼以葬之。类此事情在光武及明帝世，并不鲜见。

[27]参见严可均校《全三国文》，卷八，页7B～9A。

[28]苏武、李陵的通信，或谓伪造，正可代表此意识观念。详见严可均校《全汉文》，卷二十八苏、李部分。

[29]参见《后汉书·李固列传》，卷六十三，页2087。

[30]参见《三国志·锺繇传》注，卷十三，页393～394。

[31]参见《隋书》，卷三十三，页981～982。

[32]详见《史通通释》，卷二，页27～28。

[33]贾逵父贾徽是刘歆的弟子，传左氏学。逵既传家学而成贾氏学，亦兼通今文经。详见《后汉书》本传，卷三十六，页1234～1241。

[34]详见拙文《汉书撰者质疑与疑释》（上），页41下～44上。

[35]参见《后汉书》，卷五十九，页1940。

[36]荀氏家族学术可详见《后汉书·荀淑列传》，卷六十二，页2049。《汉纪》问题可直阅其书。

[37]汝南应奉是史家，曾撰《汉事》一书，前已言之。子应劭则是文化史、社会史、史注学名家，曾自比于董仲舒之《春秋》决狱而撰《汉仪》，于建安初献上，不久即畏曹而奔袁。详见《后汉书·应奉列传》，卷四十八，页1606～1615。

[38]详见《汉书·司马迁传·赞曰》，卷六十二，页2737～2738。

[39]班固也是文字学家，故用字不同，应予注意。缪与谬，原则上是通用的。但缪义含有伪诈之意，班固甚为了解。如《汉书》，卷五十七上《司马相如传》云：“……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令，指临邛令王吉——相如素善之友也。相如宦游不遂而贫困，往见王吉，吉舍相如于都亭，“缪为恭敬，日往庙相如”。颜注曰：“缪，诈也。”相如知王吉诈为恭敬，故其后称病却见使者——王吉派来问候者，后因欲挑文君，故又诈与王吉相重，借王吉而通卓氏而已。班固于此两用“缪”字，皆伪诈之意，明帝批评司马迁不义，而谓相如“洿行无节”，当指相如之缪而言。

[41]详见《全晋文》，张辅《名士优劣论》，卷一〇五，页9B。

[42]参见严可均校《全三国文》，卷八，页3B。

[43]刘知幾在《史通·核才篇》，由史才之难伸论至于文士无铨综之识及微婉之言，最后即引傅玄此段语。显示刘氏引此而论“拘时之患”，主要不是指时文——文藻**丽的风气而言，而是指时忌——政治忌讳、世俗观念而言。文见卷九，页251。

[44]参见《后汉书·宦官列传·孙程传》，卷七十八，页2514～2518。该次兵变在公元125年发生。

[45]李法为桓帝侍中，参见常璩《华阳国志·汉中士女》，卷十下，页4A。

[46]余据宏业书局版《后汉书》附录，载郑鹤声《各家后汉书综述》一文，详见《谢承后汉书》条，页11～14。

[47]参见《三国志·董卓传》注，卷六，页180。

[48]参见《后汉书·蔡邕列传》，卷六十下，页2006。

[49]韦昭曾撰《博奕论》，具有极强烈的“君子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称”的成名意识。后以反图谶及拒绝为吴主孙皓的父亲孙和作《本纪》等事，得罪于吴主孙皓。昭以此“渐见责怒”而“益忧惧”，后遂因事下狱被诛。详见《三国志·韦曜（昭）传》，卷六十五，页1460～1464。

[50]参见《后汉书·蔡邕列传》，卷六十下，页2006。

[51]引文见《晋书·华表（峤附）列传》，卷四十四，页130A；及《司马彪列传》，卷八十二，页221D。

[52]见严可均校《全晋文》，卷九十七，页9B。

[53]《后汉书》附录，郑文《司马彪续汉书》条，页17。

[54]详见《后汉书》本传，卷六十四，页2121～2125。

[55]《三辅决录》七卷，由挚虞作注，《五代史志》列为杂传类之首。其序见《后汉书》所引本传之注，页2124～2125。

[56]《汉书·古今人表》判决古人，后人多疑非班固之作，如《史通·通释》，卷十二《古今正史》即有是疑。有些人认为班固据父遗作而未删润完毕者。窃意世传《汉书》之八表及《天文志》为班固所未完成，由妹班昭及马续踊成者（拙文《汉书撰者质疑与试释》即为此而作）；即使如此，未闻《古今人表》亦未完成也。班彪虽以圣道自任，未闻有此一作，其主力盖在读《太史公》书，撰太初以来当代人物行事而已。倒是另一以圣道自任的扬雄，为了破诸子及太史公的缪经小辩而撰《法言》一书，其中的第十一篇即为品藻古今人物之作（详见《汉书》本传，卷八十七下，页3582），班固或取仿于此。要之，班固亦承刘向、扬雄以来品藻人物风格的影响，有此《古今人表》未必出奇，东汉的党锢时代，品藻之风尤炽，故有《决录》之作。

[58]详见严可均校《全三国文》，卷三十二，页5B～6A。

[59]详见严可均校《全晋文》，卷七十一，页11B～12A。

[60]司马防有子八人，长为朗，次即司马懿（晋宣帝），彪为睦（司马防之孙）之长子。参《三国志·司马朗传》注（卷十五，页466）及《晋书》，卷八十二《司马彪传》。

[61]如《益传》特重与其师学渊源有关的名儒董扶，盛称他是“益部少双”的“儒宗”，于是撰《刘二牧传》时，即特述董扶望气之效及劝刘焉入蜀之功。《蜀书》第一卷即二牧传，以示蜀汉的开创，而开创的关键竟在董扶，若先前无《益传》之研撰，此事不易究明也。又如吴太傅诸葛恪代魏之役，乃孙吴政局转变的关键，《蜀书》撰《张嶷传》时，即特重嶷对此事的看法，并详录其《与诸葛瞻书》。关于张嶷，《益传》先前即已有了观察研究，为陈寿所推崇（参见卷四十三，页1053～1055并注）。此类例子尚多，不赘。

[62]见《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评曰》，卷三十三，页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