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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史正法的中断与复兴（第1页）

三、古史正法的中断与复兴

“正史”一名，大约在6世纪中期形成，梁元帝萧绎正式提倡读经及“正史”。但史著之为正，殆迟至7世纪初期，始于史部学术分类上奠定，唐初史臣修《五代史志》，即将纪传体国史正名为“正史”。

“正史”的内涵，若就充分条件看，它必然是“国史”，而且是正统王朝正式的国史；而此正统王朝的国史，尚且必须根据“正体”“正法”以完成者。《五代史志·经籍志》，即执此以作分类的标准。需要注意的是，唐初史臣认定的“正体”“正法”，厥指纪传体及其结构方法而言，因而“正史”之类，遂专属于正统王朝的纪传体国史。虽然明知编年体国史实为“古史记之正法”，犹不得将之归属及正名为“正史”，而别为“古史”类。

《五代史志》“正史”及“古史”两类著作，颇有为例不纯者。[44]要之，相对于“正史”之正式国史此一标准而言，不符于此者则别为“杂史”；相对于“正史”之正统王朝而言，则另有“霸史”；相对于“正史”之“正体”而言，遂有“古史”之分矣。这种分类法是承受魏晋以降的学术分类学，逐渐转化创造而成的，大体即为后代正史诸艺文、经籍志所本。然而，至七、八世纪间，刘知幾不满意于此，另外提出正史、杂史与二体诸主张。其最突出之处，是将史著范围收缩至人事，而将职官、仪注之类划出；进而在此范围中将史分为正、杂二类，以正为主，以杂为辅，而以二体部勒其正也。

本书前面章节已论及魏晋以降“正史”的成立，兼及其内涵意义。于此，试就体裁论的角度，对正史问题作另一观察而已。

《史通·六家篇》论正史渊源流别，析为六分以论述。子玄“一家之言”，故暂勿论之。要之，据卜辞及殷、周彝铭观察，古人编年时、记月日以述事，为常见之事。殆三代史官，即以此为记录原型；[45]于东周以降，蔚成国史常体而已。

及公元前213年（始皇三十四年）秦火之劫，“史官非秦纪皆烧之”，而波及于诗、书、百家语。是则前所谓“百国春秋”，与孔子《春秋》及诸传，皆为灰烬。秦国于诸夏较为落后。《史记》说秦文公“十三年（公元前753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46]此为东周前期之事也。然六百余年后，太史公读秦史，犹云“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云云。[47]显见此秦火余种，虽经数百年发展，犹停滞于原始记录形式，不与先进诸夏之编年体同。是则秦火影响所及，使汉世学者，对编年的史体，几乎或忘矣。司马迁创纪传体的“新史学”，又蔚成大河流，笼罩史坛四百年，益使学者不复知有所谓古史之“正法”者矣。

司马迁另一创意，而使学者忘却编年为古史之正法者，厥为其创作“新史学”时，先将经学与史学判分，遂致二学渐殊涂。[51]自是兼重经学之史家，师《春秋》褒贬正名精神者尚有之，论究《春秋》体裁结构者则甚少也。

原夫上述三种结构，皆取法编年古史。虽偶有例外者，然而大体上，“本纪”与月表、年表，编年月而笔法简略，颇类《春秋》；而“世家”较繁复，则类《左传》也。作者读卜辞以至《春秋》，见上古编年纪事之简，盖提纲扼要乃编年史形成早期之笔法也。春秋晚期以降，时代愈后，叙事愈繁，盖编年史成熟之表现，《左传》《竹书纪年》等堪为其代表耶？从卜辞彝铭之无系统编年扼要记事，至《春秋》形式之系统编年扼要记事，以进至复杂之系统编年记事，殆为先秦史学之重大进展。文字运用、叙事圆熟及体裁结构改进，应为此进展的表现也。司马迁究毕集之史记、遗文，似乎有得于此，逆推而法之。章学诚所谓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至《春秋》《左传》而有成例定例，再降至史迁，则其著通变化而近圆神，其斯之谓欤？[52]不幸后之学者师法马、班，但学其体而不究其源，偶有论史学者，虽已注意编年结构，却又仅拘执于论“本纪”之编年关系而已。更不幸《春秋》经、传，汉儒自始即视之为经学，遂致其性质原为古代编年史者，由是日益不明。至于司马迁取法于此而创作之发展，亦由是不显矣。

汉魏之世，史坛奉马、班为圭臬，基于上述因素，遂使编年古体湮没无闻，学者汲汲竞习于新体。依今日观念看，此新体不仅独行于史学，抑且影响于文学，如刘向《列仙传》、魏文帝《列异传》等志怪小说是也。至于哲学，亦有受其影响，如阮籍假此体以撰《大人先生传》等是也。于此之时，岂能产生古、今正史之争与二体优劣之辩耶？汉儒论史学渊源与发展，大体多本记言与记事之二分观念，且透过刘氏父子校书，班氏父子撰史，形成定论。《汉书·艺文志·六艺·春秋序》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此为汉魏以降之权威成说，即刘知幾的基本思考点亦由于此。这是史学起于赞治说，以及史学撰述主体二分说之学说也。论史既本于言、事二分法，古史之认识又未清明，此则体裁结构上之古、今之争，显然未至成熟争论之阶段也。

公元281年——晋武帝太康二年，汲冢出土带给学术界极大的震撼，上距司马迁开创“新史学”约已四百年矣。

震撼首先在经学界展开，进而波及史学界。

杜预有“左传癖”，其研究汲冢书，特别注意其中之《竹书纪年》，指出此书乃战国时魏国的史记，进而借史证经，以申立《左传》，破斥《公》《谷》。他说：

其《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国别也。唯特记晋国……编年相次。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记也。……

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也……以明国史皆承告，据实而书时事。仲尼修《春秋》，以义而制，异文也。……诸所记，多与《左传》符同，异於《公羊》《谷梁》；知此二书，近世凿空，非《春秋》本意，审矣！[53]

杜预是否就能由此而破斥二传，此非作者于此所宜论。要之，其借史证经，殆在经、史二学中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一，自刘歆始，即欲利用《史记》以证明《左传》传经的权威性，此下遂展开所谓经今、古文的争论。杜预于春秋学中，独主左氏，为“左传功臣”，使《左传》至唐，地位得以确立巩固。其立功基点大体与刘歆相同，均由借史——杜预在《史记》外更据《纪年》——以证经。[54]经传地位固然因史之印证而明定，但由此亦印证出一个学术观念与方向——经学必须落实于历史之研究，始能解决某些纠纷的问题。

第二，由此观念、方向进行，经学势需回溯其历史的原貌，最终必然走上论究经、史二学的关系。隋唐之际，史家已日渐朝先有史而后有经、经出于史的途径进展，《五代史志》论经籍，可以为证。至于刘知幾，复承此趋势，将经学拉下回降，作为史学研究项目之一，则为世所知也。

第三，《纪年》文意大似《春秋经》，记事多同《左氏传》，而编年相次，三书皆同。是则由此史意、史实及史体，足以窥见先秦时代“国史策书之常”也。对《春秋》及《左传》实为先秦史籍，杜预没有进一步作一系统性之申论，诚为可惜；不过他能指出上述常态，已足以震撼史坛。晋世许多史官及史家，涵泳于批评之风、褒贬之意中，重新认识先秦各国国史之真面目，进而复兴编年古史，胥由此得到启发。[55]

第四，以史证经之能成立，当与史著之可信性及史料之权威性有密切关系。儒学独尊的地位日衰，相对的史学即基于其可信性与权威性而日隆。汉代“谬圣非经”可至死罪，经典权威性不容轻议，在此思潮下，巴蜀学派的谯周，引经说以驳斥《史记》，以端正雅言。及至杜预借《纪年》以立《左传》，于是《春秋》及《左传》，与古者国史有关系之观念始明，而以史证经的方法始渐被接受。与杜预同时的司马彪，用《纪年》等史驳谯周《古史考》在前；刘知幾亦用《纪年》《琐语》等汲冢书，疑古惑经于后，自后此风在史学界遂转吹不辍。

汲冢出土的震撼，事实上不仅只影响上述四点而已，例如，古文字的认识整理等问题，当时亦为汲冢震撼力展示之一者也。要之，格于本文主题，汲冢震撼所需研讨者，厥在上述第二及第三两个问题上。

杜预之前，纪传新体垄断史坛，其二、三世纪间，荀悦奉汉献帝诏命而撰之《汉纪》，显然为特例。荀悦虽出于颖川荀氏经史世家，但其对经史的认识，大体本于刘、班二氏前述之成说而已。他论左、右二史及其职掌精神，提倡史学“五志”，皆依成说或承之以发挥者也。《汉纪》三十卷，体例效法《春秋》，亦以西汉二百四十二年为断限，自谓抄略约集《汉书》全书，“为帝纪”而成。其实真正的特色与意义，不在提倡及重振编年古史，使与“新史学”并行也。他原意本在将繁复的《汉书》约为简化本，融《汉书》之“表”“志”“传”以集入“帝纪”而已。原意如此，又旁参经传，遂无意中恢复了编年史。他的出发点若非为了将《汉书》化繁为简，约集为“帝纪”，以便献帝阅读，而是径以原创方式重撰西汉史，并以编年作为体裁结构，则导致古史复兴、引发二体竞行之创导者，在史学史上殆非他莫属矣。惜其格于经学，过分效法《春秋》文意与《左传》形式，遂致此史学复兴契机，延后了百年。[56]

虽然如此，荀悦的《汉纪》在史学史上，仍有其可见之影响。由于他的扩充《汉书》帝纪、募仿《春秋》及《左传》形式，遂为编年古史的复兴铺好了基础，待杜预提出“古者国史策书之常”说，即不致遭受新史学派的反对，反而使之易被史界重新认识及接受，成为干宝的批评理论容易推动及提倡之原因也。编年史著复兴以后，常见以“某纪”或“春秋”为命名，盖因于《竹书纪年》。但《竹书纪年》原为百国春秋之一的晋、魏国史。三晋国史当时应称为“乘”，而今称为“纪年”者，盖因于《汉纪》也。编年史以“纪”为常名，导源于《汉纪》，虽通代编年如《资治通鉴》，其内部结构之命名法，仍以“纪”为称也。此外，杜预借史证经，指出《春秋》有“文意”，《纪年》与之大似。此所谓“文意”者，正是荀悦《汉纪》特色及重点所在，此下两晋南朝以至唐之吴兢，编年史家类多讲究春秋精神与史笔文意。这种史学新气象虽波及纪传史家，但若究其史学上的主系渊源，远则受启示于荀悦《汉纪》，近则因汲冢出土以后《春秋》编年史之被重新认识也。刘知幾《史通·二体》及《古今正史》二篇，推崇《汉纪》出后，“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若就当时而言，荀体彼时盖无此影响力；若就古史复兴以后的情况而言，则未至夸张失实也。

3世纪末汲冢出土，已引起经史学界之讨论。讨论未及从容，观念未及普及，4世纪初叶，即遭逢五胡之祸、永嘉之乱矣。在此不及半个世纪统一的西晋时代，名史臣与史家，如陈寿、司马彪、华峤、张华、傅玄、束皙等，皆以纪传体撰史，其间如陆机者，殆始试行以“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体修撰。疑陆机修《晋纪》四卷，原亦无意于推动古史之复兴。陆机于吴亡后入洛谒张华，被荐为史官。不久卷入“晋元论”争议的漩涡中，曾上《晋书断限议》，援陈寿追王之义以倡追王晋之三祖，主张国史述三祖身为魏臣之事迹应如传，而因有帝王之实则不可以不称纪。[57]是则陆机论晋史之焦点，仍在纪传体“新史学”的帝王人物处理问题。唐初史臣修《五代史志》，列陆机《晋记》入“古史类”（即编年史类），疑其误也。两《唐书》之志，皆名机著为《晋帝纪》，仍列入“编年类”。作者以为，机著应以《晋帝纪》为是，盖其参与“晋元论”争议后，以传体为实，以纪体为名。所追王之晋三祖帝纪也。若是，则其书法结构，当如陈寿《魏书》之《魏武帝纪》而已。寻其实则为单独完成之纪传体之纪，究其结构亦可视之为编年体。前有班固之撰《世祖本纪》，与机同时，亦有束皙所撰之《晋书》帝纪与志两部分，故陆机仅撰就《晋书》之“帝纪”，并无新奇之处。[58]陆机《晋帝纪》应归属何体为当，似不必执着。要之，必须明了其原为纪传体之纪的部分，原出发点不在以编年体单独撰述一部完整之史著者，则不可不辨知。是以正式提倡及实践编年古史者，殆由约二十年后，东晋之首任史官干宝始也，此时上距汲冢出土已约四十年矣。

4世纪初，西晋陷入大乱，羯族石勒辗转崛起，建立后赵，并创置经、史、律诸学。设“史学祭酒”，撰述其《上党国记》《大将军起居注》等史籍。这对以文物衣冠自恃的南方华人，显然刺激甚大。约两年之后，东晋在王导倡议之下，重建史官制度，请修国史。其《请建立国史疏》论点之一，即为“当中兴之盛，宜建立国史，撰集帝纪……务以实录，为后代之准”。他的建议和干宝的表现，立即振兴了4世纪史坛的批判精神，于此不赘。[59]然而，其所谓“建立国史，撰集帝纪”，出发点或许在重修西晋诸帝本纪，如陆机、束皙一般。不过，对“博览书记，以才器召为著作郎”的干宝来说，显然并不拘限于此。他由纪传体之“纪”体入，却别裁为编年体以出之，以其左氏学之涵养，独运别识心裁，突破了新史学之笼罩，可谓“入室操戈”者也。所著《晋纪》二十卷，以论述自宣帝至愍帝、凡西晋五十三年史事，史谓“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云云。[60]

值得注意的是，干宝领国史不久，即因家贫，求外补为山阴令，此后辗转迁转，以迄于《晋纪》完成。他外放后之继任史官，厥为王隐与郭璞；而王隐所撰《晋书》，卷数为干宝《晋纪》之四倍余，且为纪传体。约与王隐同时之虞预，所撰之《晋书》亦为纪传体。是则自西晋迄东晋明帝时代，史坛除干宝而外，仍为“新史学”风气所笼罩也。干宝所实践的古体，当时确为新尝试，需待东晋第二、三代史家，如孙盛、习凿齿、袁宏等人继起，始克进而扩展成风气也。

干宝的国史著作采取编年体，又取名为《晋纪》，似即因《纪年》及《汉纪》而来，杜预用《纪年》以证《春秋经》及《左传》，荀悦则亦效法此二书，故干宝为晋史采用编年史体开张理论根据，遂以《左传》为主。《史通·烦省篇》云：

昔荀卿有云：“远略近详。”则知史之详略不均，其为辨者久矣。及干令升（宝字）史议，历诋诸家，而独归美《左传》，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斯盖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61]

亦即干宝撰《晋纪》时，已曾对诸家史学做过分析批评、研究比较，觉得《左传》所代表之古史体最为优越，故择而用之也。“史议”原文不详，甚可惜，要之所论似就文字表达方面之史才而出发。然能省文约字，而将史事表达无遗者，除史才因素外，必然亦与史体因素有关。前者为史家的主观能力因素，后者厥为史学体裁之客观因素也。盖体裁结构庞大复杂如《史记》与《汉书》，先天上即不能达至如《左传》般省约。是以在《烦省》之外，知幾另在《二体篇》再引此议，以示此亦体裁问题。尤有进者，知幾于《二体篇》中，特别指出“晋世干宝著书，乃盛誉丘明而探抑子长”，无异表示干宝曾就体裁结构的烦省原则立论，推崇并提倡编年之古史体法，从而贬抑纪传体新史学之价值也。《史通·载言篇》复云：“昔干宝议撰晋史，以为宜准丘明；其臣下委曲，仍为谱注。于是议者，莫不宗之。”是则干宝撰晋史之前，即对史学作了研究，并从而立议，以申明其意见，制造理论形势，以图减少阻力，及能广被接纳也。

干宝为春秋左氏学专家，并有这方面的著作发表。[62]他以左氏学作为标准，秦、汉以降，修国史用编年体，即因此首创，自后展开史学的复古运动。编年体有载述简要之优点，但此亦为其缺点所在，干宝自身即已察觉，故以谱注方式作补救，以改良编年古体。古体改良乃干宝创新的一面，为议者所宗，即意谓当时曾引起学坛讨论，得到学者之肯定也。

体裁上的肯定与被宗，恐怕不仅只限于左氏学者而已，史坛恐亦有拥护者，此即后来编年史学兴起之原因。而且，干宝左氏学提倡的某些编年体结构问题，事实上也被纪传史学派赞同及取法。《史通·序例》云：

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左氏立传，显其区域。科条一辨，彪炳可观。降及战国，迄乎有晋，年逾五百，史不乏才；虽其体屡变，而斯文终绝。唯令升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邓（粲）、孙（盛）已下，遂蹑其踪。史例中兴，於斯为盛。若沈宋（沈约《宋书》）之志序，萧齐（萧子显《齐书》）之序录，虽皆以序为名，其实例也。[63]

此篇述及取法干宝立例以定结构者，沈、萧而外，尚有范晔、魏收及唐初诸史臣等，皆纪传史学派者也。《春秋》《左传》以来，古史之成例定例至宝复兴，是则干宝的史学地位，可想而知。

东晋在321年重建史官，当时石赵修《上党国记》，恐是沿袭东观修《汉记》之遗规。干宝于此时倡议及实践以编年古体修撰国史，实为中国史学史之重大发展关键。不但对编年体有兴灭继绝、承先启后之功，亦且成为中国史学体裁论，尤其为二体优劣论之第一人。尽管荀悦与杜预垦拓在前，为启发干宝学说形成，及造成较易被议者接受之原因；要之，干宝卓越之主观创作能力，及其《晋纪》被许为“良史”之优异结果，始为真正展开二体之争，致古史复兴的关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