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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南北朝以降二体之争与二体论的扩展（第1页）

四、南北朝以降二体之争与二体论的扩展

自干宝于4世纪10年代兴起，以至范晔于5世纪三四十年代撰《后汉书》止，此百年之间，天下扰漾。五胡政权多各自修其国史，但情况不详，《史通·史官建置》《古今正史》二篇，已有略论。而南方晋、宋一系，则史坛活动尚可概略以知。

南方史坛，官、私之撰并作，汉、晋之史屡修，而古、今二体则相竞而行。即以晋史而言，纪传体著作有王隐《晋书》、虞预《晋书》、谢沉《晋书》（未成而卒）、谢灵运《晋书》（未成被杀）、朱凤《晋书》、何法盛《晋中兴书》诸作，撰后汉者亦承汉末以来谢承、薛莹、司马彪、华峤等发展，而有张莹《后汉南记》、袁山松《后汉书》诸作也。彪、峤二书，世称良史，而在干宝之前。舍此以外，纪传史家诸作，在后世评论上殆不及编年史家之表现。编年名家名著，官修者自干宝《晋纪》，以至晋末徐广之《晋纪》，其间私修者如孙盛《魏氏春秋》与《晋阳秋》、习凿齿《汉晋春秋》、袁宏《后汉记》，皆称名著，被推美之程度殆非纪传诸家所可及。至于曹嘉之《晋纪》、邓粲《晋纪》、王韶之《晋纪》、刘谦之《晋纪》、张璠《后汉纪》等，评价上始约与诸纪传史家相若。

从干宝倡议起，编年史家接踵出现，著作篇帙约与纪传著作相当，而部数则殆超过之。上文所举多为以东汉、魏、晋为对象之作，若将荀悦《汉纪》（西汉），乐资《春秋后传》等包括在内，则上起春秋，下迄东晋，编年国史系列，大体已完备。[64]其中左、荀、干、孙、习、袁、徐七人及其著作，当时皆为第一流水平者也；而乐资及习凿齿之作，更是略带编年通史的性质，非复断代可以为限。他们与纪传名家如马、班、陈、华、司马彪等，正可匹敌较量。但此数位新史学家，皆在干宝之前。是则干宝以后，范晔以前，新史学派阵容水平，殆难与古史学派抗衡。垄断史坛四百余年的新史学，遂为复兴之古风所摇动，一枝独秀之局面已然不再矣。干宝古风重振之余，北方亦为强风所卷，故北魏此时创修国史，邓渊、崔浩等皆先后承风而采用编年体。

这种古风压倒新潮的趋势，需待范晔之出，始被扭转。

范晔约在436年守宣城时作《后汉书》，至445年被杀，前后凡十年，“志”部分犹未完成。《史通》谓“范依叔骏（华峤字），班习子长”，盖指序例而言。[65]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自谓“详观古今著述，殆少可意者”，虽推崇“班氏最有高名”，服其“博赡不可及之”，但亦对班氏史学颇有批评，自认某些部分“非但不愧之而已”。是则范晔心目中自我期许的人物，厥为班固是也。[66]既为新史学派系中之班氏史学派——断代纪传史学派，自然不可能屈服于古史学派理论之下。他欲撰后汉史，体裁之选择实为首务。然而扬弃干宝之风，实经“详观古今著述”之后，则其反对古史学，遂应非出于门户之见，而应为理智之抉择。

范晔是干宝以后，新史学家中，率先就体裁论角度，反对干氏二体优劣论的史家。他说：

《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述之。[67]

此为其评论二体，及自述何以采断代纪传体的观念。细推斯论，可得如下了解：

第一，此处以“春秋”相对于“纪传”，是则表面虽以文事为言，实则兼论编年古史之体裁也。孟子称孔子之言云：“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史义、史文，实史学之两种层次，而皆以史事为质。义之层次姑不论，就文与事言，则文之所以总略，主因盖在事之总略也。所谓“总略”也者，应指综聚简略而言。文章总略，以致事实现象之遗失，此确为编年史之特色，其优、缺点皆由此出。然而文略事失，基本上与体裁简单，及史家一意摹古有关。亦即古代史记为编年体，遂因体简影响事省，事省影响文略也，真正关键端在体裁。干宝以降，以至刘知幾，推崇《左传》古法者，皆喜其著史优点为文简事略、体裁单纯，遂致“拟作”相继，多忘其短。范晔由此立论以反对古风，正是一针见血之言。

第二，以前论马、班学者，自班彪以降，殆皆未以“纪传”名此新体。范晔以此名其体，并指出此为马、班变化《春秋》古体而成，这是就史学发展史的角度立论。他随后又隐然指出马、班之间，班氏新体适合后学而较优，最主要的理由是此体能“网罗一代，事义周悉”——亦即谓断代纪传史，体裁上即能完备地包含一个时代整体之历史内容，且能兼顾史事及史义两种层次也。

自马、班以来，纪传体新史学相继不绝，皆以马、班为宗，然能创立新史学之理论，奠定其优越不拔地位，使编年各史学受挫者，范晔实居首功。他从体裁论着眼，就史学批评及史学史两种角度申论，一新当时史坛之观念与认识，为5世纪末期北魏之李彪、8世纪初期唐朝之刘知幾，指导了评史方向，铺好了理论基础。

范晔不仅是一位史学理论家，抑且为实践者。其《后汉书》虽诸志未成，颇有憾于“周悉”之目标；但他将所见于其著作中付诸实现，对史坛影响极大。《狱中与诸甥侄书》中，他最批评班固之“例”与“赞”，竟至谓其“任情无例”。“例”“赞”等关系纪传史之体裁结构，亦事关此体能否与编年抗衡，及是否适于学习与从事撰述者也。范晔自言其《后汉书》体裁结构中之“论”“序”“赞”与“例”，为天下奇杰之作，自许“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其对断代纪传体的各种体例结构问题，曾作精深思考过。6世纪初期，刘昭继其伯父刘彤注干宝《晋纪》之后，集诸家后汉史著以注范晔书，即推崇范氏“序例所论，备精与夺。”[68]刘知幾颇嫌范氏诸序过炫文采，但亦评论序例之佳者，以干、范为最，自后纪传诸家亦多有序例之作，而魏收竟全取范氏。是则干宝重立凡例，使结构完密，以推动古史于前，而范晔亦于此作竞争，重振纪传于后也。[69]此外，范晔书之题目采用新方式，收昭然满目之效，而“自兹已降，多师蔚宗（晔字）。魏收因之，则又甚矣”。论赞之善者，以干、范、斐（子野）为最，沈约、臧荣绪、萧子显等纪传家次之。且论赞由子序总述分析而出，每卷之末各立论与赞之结构形式，亦范氏首倡，诸家并法之。[70]凡此有关纪传体之改良变革，范晔皆于《后汉书》中实践之，对南、北史坛以至唐朝，影响甚大。难怪其书出，寻即压倒诸家后汉，并取代《东观汉记》而得“三史”的经典性地位，与马、班齐足并驰也。

若说干宝是续五百年绝学之宗师，所复兴之古风，动摇了新史学之潮流，则范晔后于其百年，对新史学言，实为力挽狂澜于既倒之功臣。自此以后，新史学诸家信心重振，继起之名家如臧荣绪、何承天、裴松之、沈约、萧子显、萧子云、姚察、姚思廉等，接踵而生，北方亦有李彪、魏收、李德林、李百药等起。相映之下，古风顿弱，名家如吴均、裴子野、何之元等二、三出而已，气象远逊新史学。而且，南朝君主偏好纪传，自刘宋以降，不复有官修编年国史（实录之性质不同）；而时主名王，竟亦躬撰纪传史著。[71]是则纪传体新史学，在唐初取得“正史”之地位，于此时情势已奠定。

大体上，南朝史家，以纪传名者亦颇擅编年，以编年名者亦颇为纪传，故编年虽逊色于纪传，而二体之争并未至断然决绝。加上与范晔同时或稍后而兴起之纪传名家，殆对“史学”关切者不多，更罕见如范晔般精彩扼要之批评讨论，因而不能顺着范晔的基础，使新史学之理论再上层楼。像臧荣绪、何承天、裴松之及稍晚一辈之沈约等，皆着力究心于“历史”，于体裁论甚少发挥。五、六世纪齐、梁、陈之世，顺此发展，纪传体新史学之兴盛，确是超过了编年古体；但由于新史学的史学理论与批评，并无进一步的发展，故新史学也并非压倒性的胜过古史学。

例如，在新史学派阵容中，沈约撰晋、宋二史，尤以《宋书》为著。同时或稍后名家撰晋史者，有萧子云、萧子显等，撰宋书者有徐爰、孙严等；至于撰（南）齐书，则以萧子显最著，尚另有刘涉及沈约等。古史学派亦不因此等新体著作大出而日渐寝息，檀道鸾、郭季产各续晋而撰编年；裴子野、王琰、王智深、鲍衡卿皆编宋史，尤以子野《宋略》，直是删削沈约《宋书》而成，为约所自叹不及者，无异为当时古、今正史之争所瞩目之事。[72]即以萧子显私修《齐书》成为名著言，其同时之另一大文豪吴均，亦努力撰成《齐春秋》，与子显书竞争，并列为名著也。大体范晔书成以后，至6世纪前期梁朝之史坛，史著修撰方面，东汉史因范书之出而日渐寝息，晋、宋、齐三代各史，则为古、今二体竞争之疆场，双方名家名著辈出也。

尚有进于此者，6世纪初期，梁武帝命令吴均等修《通史》，欲以绍述《史记》，取代《汉书》以降者纷杂之断代史。此时编年名家殆受刺激，颇有欲师习凿齿《汉晋春秋》之意，不以断代为限，撰述通代编年史者。例如，裴子野欲撰《齐梁春秋》，梁武帝之孙、湘东王（即梁元帝）世子萧方等之《三十国春秋》；而熊襄著书以《齐典》为命，其实上起十代以止于南齐，虽通谓之“齐”，然于编年通史著作中，最堪与梁武帝之《通史》竞争者也。[73]是则新史学通代、断代之争，竟亦影响及于古史学，二体之争的主战场不仅限于断代为史，抑且扩大至通史领域矣。

此外，尚另有进而可言者，即官修制度，亦因二体之争所波及，形成修国史（纪传）则必须亦修实录（编年）之制度。原夫宋初谢灵运、王韶之、何承天等奉诏分修晋、宋国史，殆即有采范晔之议，用纪传体之意，自此南朝官修国史，遂一脉相承，以纪传为重，遵行不替，[74]民间私修，始二体竞行。及至梁武帝与沈约“作贼”篡齐，心虚之余，遂创立官修实录制度，使修起居注为前序工作，修国史为终程工作，而修实录在两者之间，为中介性工作。经此中介程序，在国史创修定稿之前，必参考凭借于此类实录；而实录之修，则已将原始史料作了澄汰的工作矣。不利于其政权之记述，实录早已起了沙汰之作用，官方意见亦遂因之奠定。故实录采用编年古体，既可化作贼掩饰之心迹于无形，亦可稍慰古史学派，以示政府不偏重偏废任何一体之至意。斯则官修之实录，其体裁及制度，殆于此动机与史学发展背景之下，得以创立，由唐至清，遵行不辍矣。

南朝史学之发展如此，二体争先亦不能分出绝对性之高下，是则梁元帝倡读“正史”，殊未专指纪传体国史而言。裴子野之好友、名目录学家阮孝绪，撰《七录》之时，虽将史学学术独立为“记传录”，而“记传录”下分十二部，纪传、编年似犹未分析为两部，仍总而合之，统称为“国史部”。至于孝绪似又承元帝之倡议，撰《正史删繁》一书，殆亦兼涵古、今二体之国史著作，以为论述范围者也。[75]于此君主、史臣、史家及目录学家，陷于二体竞争，不暇反省细思之际，与裴子野、阮孝绪等同时代的文学批评家刘勰，在论文尊经之余，竟意外的涉及史学批评，大有创获，而下开刘知幾之史学批评。

大体而言，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乃是综论、检讨二体之争的作品，其纵向则由史学史出发，其横向则以史学理论为本。除了其个人意见之外，对古史学派之荀、杜、干、邓（璨），及新史学派之马、班、陈、范等人意见，多所采获。细寻其意，虽对二体各有优劣之评论，然其归结，则略偏向纪传，其详容待下文，与刘知幾诸说同论。要之，《史传篇》并无强烈意图，欲对二体之争作一决定性之高下判别，斯则此争由梁、陈而隋、唐，遂迄不能息止者也。

至于北朝方面，自范晔之后，二体之争则逐渐分出高下，并有决定性之发展，关键人物为北魏孝文帝与其史臣李彪（444—501年）。

五胡政权递相兴灭，皆多置史官以修国史，而又多以“书”或“记”为名，崔鸿所谓“诸史残缺，体例不全，编录纷谬，繁略失所”，可见其况。[76]刘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亦仅略述其撰述概况，于体裁结构，语多不详。大体言之，五胡修史，似以东汉、曹魏及西晋为效法对象也。4世纪末淝水之战，苻坚败亡，北方复归纷乱，而拓跋氏崛起于代。斯时制度草创，道武帝即已诏邓渊修撰《国记》。邓渊“造十余卷，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体例”。[77]于邓渊而言，可能史学所识有限，而又草创匆卒，故略编年记事如此而已，不意却为魏史指示了方向。真正奠定北魏国史采编年体者，厥为5世纪初期的崔浩与高允。

崔、高二人皆保守汉代经术传统之儒。崔浩以司徒监总修史，国史体裁结构遂总而裁之。其书分为《太祖记》《太宗记》《今上记》三记，编年而书，总名《国记》。按崔浩有道统儒的性格，曾注《诗》《论语》《尚书》《易》四经，颇有再注《礼》，以成五经之志，其手下史臣亦曾有建议，请尽收境内诸书，“班浩所注，命天下习业”之举。此欲垄断群经解释权以统一经义之野心，实非出于官方既定之政策，故招至朝野反感，可以想知。他遍注五经（以《论语》代《乐》）、总裁《国记》，此则实有法孔子正《易传》，删《诗》《书》《礼》《乐》，作《春秋》之志也。汉人称此行径为“僭圣”，重者可至于死。崔浩无见于此，益且更欲假其权势以推行，显然不及一个半世纪之后“文中子”王通般聪明，让《王氏六经》于民间私下流行也。而此欲统一经义之计划，亦因此需延至两百年后，唐朝官方命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始得以完成。就此而言，崔浩欲法孔子删述之事业，而五经缺一，不能成六，所缺者即为编年史学之《春秋》。由是言之，崔浩不易邓渊之辙，决定以编年体修国史，而不师法东观以纪传体修《汉纪》之成规，恐即与其效法孔子修六经有关。公元450年，崔浩史祸爆发，高允即指崔门万世之祸，端在此“分寸之间”而已；亦即意谓《春秋》古史体本不致酿祸，祸端肇始于动机野心之层面。自450—487年，高允劫后余生，继续主持修史，仍“大较续崔浩故事，准《春秋》之体”而不致祸者，其故在此。[78]

北魏制度依汉晋建立，其官修亦依仿于此。崔浩以司徒领秘书监主持国史，殆即援张华之先例；其手下史臣，官称为著作郎与佐郎，或以参领著作为名之参修制度，亦皆晋制。是则彼等对晋朝史官、史家之活动，殆未致陌生。百年之前干宝的倡议，百年之间编年史名家名著之屡出，虽地分南北，而究心学术者当不至无知。崔浩既有上述之心理动机，对此《春秋》体例自易接受。事实上，范晔始撰《后汉书》，约在崔浩撰《国纪》五年之前而已，而王韶之、谢灵运等分修宋、晋，更时略相当。新史学重起之风潮，就崔浩所学言，未必即能接受，况其别有上述心理动机耶？及至孝文帝为政，亟思加强汉化，以与南朝争正统。李彪以其与孝文帝之私人关系，又值任职秘书丞，监理史政，遂得一申抱负，改革史体。

李彪为究心汉晋南朝史学发展之史家。487年（魏太和十一年，宋永明五年）高允卒，北魏古史学派重心人物凋零殆尽，值沈约奉敕修《宋书》，传北魏为“索虏”，此诚革新史体以兴南朝竞争之良机。他与秘书令高佑（允从弟）联名奏请改创国史。综其所论，其重点如下：

（一）批评崔浩、高允之著述，“编年序录，为《春秋》之体；遗落时事，三无一存”。

（二）指出崔、高著作所以大量遗落时事，端在以《春秋》编年体为关键。此体对历史之总体问题不能完全包容，故有其局限性，由此进而批评古史学派奉为圭臬之《左传》，申言《左传》只“存史意而非全史体”，并非最佳体裁。

（三）就上述历史的范围及史学的体裁而论，马、班史学在结构上“曲有条章”，能使内容臻至完备，故云“宜依迁、固大体，用事类相从，纪、传区别，表、志殊贯，如此修缀，事可备尽”。

（四）就史学之功用论言，编年因体裁之局限性，而致大量遗落时事，不能尽宣北魏君臣德业风美；若用纪传体而又取史才得人，则可免于此憾。

（五）就史学发展之角度言，由于马、班史体为“大体”，故“后汉魏晋，咸以放之”。意谓北魏亦应顺此潮流也。

其中前三点，实发挥了范晔之精义；第五点，则是补充及增强范晔之意见。至于第四点，观其后李彪求复史官之职时所言，盖为上承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之家学心传，进而发挥者也。此诚马、班二彪（孝文赐其名“彪”，欲勉励其效法班彪与司马彪）纪传史学之北方功臣。他得孝文帝信任，又实际“专统著作”，故改创得以遂行。益有进者，6世纪初叶宣武帝时，李彪因案免官，上书要求援引东晋王隐“白衣修史”之例，以综理国籍获准，所提出之主要理由为“国之大籍，成於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云云。亦即表示虽白衣获准入阁修史，仍是政府官修，正常情况，国史不应让民间私修也。此议倡行，遂使北朝史学之国史修撰方面，面目大变。国史由古史独擅变为新史垄断，而新史垄断之局又为中央政府所控制支配，由是下开隋文帝民间私修国史之局面矣。[79]

自李彪时代起（彪卒于501年），北朝史坛之古史学派，气力日益衰微，著作日益稀少，李彪在北方底定纪传体，实较范晔在南方更为彻底收效。降至隋文帝厉禁国史私修，而官修者如陆从典《通志》、姚察《梁史》与《陈史》、李德林《齐书》、魏澹重修《北魏书》等，又皆为纪传史学，是则编年史遂只能成为私修著作之体裁方法矣。其间如太原王劭，于厉禁之下，居家私修（北）《齐书》，为人所举发，几致获罪。幸隋文帝喜其文，用为史官，典国史将二十年，除了撰成《隋书》八十卷之外，尚完成其齐史。齐史分用两体而撰，编年体之《齐志》有二十卷，完成后又以此基础撰就《齐书》纪传一百卷。此为北方兼擅二体，为刘知幾所推崇之史家。其人以谄媚见宠，隋文帝以此而不之罪也。[80]

杨坚于公元581年篡位建隋，589年统一全国，而至618年李渊建唐止，国祚仅三十七年，其间某些史学政策，如大举修前朝国史等，大体仍为唐初政府所遵承。

李唐政府也非全无新意可言者，关键在唐太宗史学修养及其来自南、北二系门第诸高层与机要官员。杨隋以来南、北诸与史学有关之世家，如北系之魏（收、澹）、李（德林、百药）、薛（道衡、收、德音、元超），南系之陆（琼、从典）、姚（察、思廉）、许（亨、善心、敬宗）、虞（荔、世基、世南）、颜（协、之仪、之推、师古）等，皆活跃于7世纪前期隋唐史坛，抑且多为政府高层决策人员或机要官员。据了解，由于全国之统一，南、北史学之差异日益消融，尤其在国史的修撰（前代及本朝）及官修体制的建立方面为然。隋、唐政府虽崛起于北朝，但并不排斥南方史学，大体而言，皆有稳定的兼容并包政策，尤其唐朝特有之风格，亦酝酿于此，较精细处此兹不论，欲就本主题之大者略言之，则有如下情形：

第一，从621年令狐德棻建议大举修前代史，至636年五代史完成（《五代史志》在656年完成），唐太宗复于646年诏修《晋书》，皆承隋之史学政策者也。隋文帝厉禁私修国史，然国史人物事关前朝，则政府垄断国史修撰权之同时，殆亦须大举修前代国史，始可杜绝民间私议。唐朝本于此，又亟思发扬本朝之美，以示王迹有渐、天命遂归，故继承之也，容待下章详论之。根据官方意识修撰诸前代国史完成后，对评论两晋以降史事，自有一指导观念形成，于是民间欲私修者，始可得而为之。如7世纪50年代末期（高宗显庆时代）之李延寿《南史》与《北史》、吕才《隋纪》，8世纪初期之元行冲《魏典》，吴兢之《梁》《陈》《齐》《周》《隋》五史，乃得陆续修成。容许史家和修近代国史，且至允其立为正史，此又承两晋南朝之风者也。

第二，“以史制君”的精神在南北朝曾经流行，使君主恐惧。北朝乱君由此发展出一套选用心腹文人修史，而以宰相重臣监修之制度，南朝之梁武帝则创造了官修实录之制度。隋、唐在官修及监修制度上继承北朝，且藉此独享国史修撰权。至唐太宗，再度复行梁朝之官修实录制度，藉以先期篡改李唐开国史实及玄武门兵变事实，自后遂依诸实录修撰国史。唐初及武周以统制干预为基础所修诸国史及实录，不但令正直之史官或史家如刘知幾等人所不满，即连唐高宗本人也大表不满，竟至声称“此皆乖於实录，何以垂之后昆”！[81]国史与实录之不实，是导致官方一再重修之原因。在此情况下，特别例外之私修国史，顺着前代史修撰权之开放潮流，遂亦以特例出现。刘知幾对唐史及实录极表不满，有效法班、陈私修之志，殆因未敢干犯禁例而未果。[82]其挚友兼同僚史臣吴兢，即居家独力修成《唐书》及《唐春秋》二书。[83]隋文帝以来之厉禁，遂终告打破，对后来唐人之私自撰集国史，乃至借笔记、小说、传奇形式以臧否人物，实有解放之功。此又是唐朝分承南、北官修制度之流弊，以形成其特色风格者也。

第三，贞观修五代史，乃合南、北地史臣为之者。但641—656年（贞观十五年至显庆元年）诏修《五代史志》，参与史臣为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敬播等，修成献上时因长孙无忌以太尉为首席宰相，故由之领衔。此诸志之完成，似以北方史家为主力，然其中之《经籍志》分类学术，却兼采南方古、今二史并立之观念，以划分史部两种重要著作。二体之争，经隋之统一交流，此时大体已告底定，北朝李彪偏重纪传国史之观念，于此时期显然已完成其影响力，而南朝二体并立之意见，亦隐然被采用。自唐太宗始，不仅确立了二体的史学地位，亦从而奠定了官修纪传国史及官修编年实录二轨并行之体制，因而民间修史，亦与官方一般二体并行。王劭之《齐志》与《齐书》，吴兢之《唐春秋》与《唐书》，皆一人兼修二体之史，理论上应无竞足争先之意也。赵翼指出宋、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代史，大多成于唐初，然因卷帙繁多，写读不易，故在有唐一代，并未行世。[84]斯则为李延寿参预官修之余，别撰《南、北史》之主因；吴兢亦基于相同之背景与原因，私撰《齐》《梁》《陈》《周》《隋》五代纪传史的简化本也。二人所著皆为官修版之综合本或简化本，吴兢以过于简略而评价不高，李延寿则以繁简适中、剪裁合理，为世所推重。是则元行冲之《魏典》，王韶之（北）《齐志》，吕才之《隋纪》，乃至吴兢、吴述各撰《唐春秋》，皆二三十卷之书，发挥了古史编年体总略精简之优点，以辅成于上述官修纪传体之浩繁者也，此亦为南朝较常见的风气与观念也。

在初唐史坛上述发展背景之下，启示了刘知幾建立其史学批评的重要题材。其《史通》一书，环绕着若干主题而发挥：鼓吹私撰而批评官修、主张实录而强调史德、以二体并重原则为古体争取与新体同等之“正史”地位，修史以简易为贵，此诸主题，皆受上述趋势背景之影响而得启示者。由此而言，刘知幾之批评观念，虽有承受于南朝之刘勰，但因所处背景不同，固亦未必仅于发挥刘勰之旧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