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邹衍大、小九州岛说,参见《史记·孟荀列传》衍传部分,卷七十四,页741下。
[28]徐先生是就赵翼论《史记》编次“不伦”及“无意义”一事提出解释,至于徐先生又谓司马迁借此提出对武帝内政的批判,及宣扬其反战观念,鄙意恐有推论过甚之嫌。赵文见《二十二史札记·史记编次》(卷一,页5),徐文参见《论史记》(页137~139)。
[29]参见《论史记》,页149。
[30]详见《汉书》,卷八,页270。
[31]群臣意见是由丞相黄霸、御史大夫于定国等共同提出的,望之力排众议,为宣帝所采。正、反意见及最后决定,事详见《汉书·萧望之传》,卷七十八,页3282~3283。汉匈邦交请详见拙著《从汉匈关系的演变略论刘渊屠各集团复国的问题》,《东吴文史学报》第八号。
[32]班固在《汉书·匈奴传》特录扬雄讨论汉、匈关系的意见,扬雄基本上与司马迁的看法差异不大(参见卷九十四下,页3812~3816)。班固于传末《赞曰》的申论,亦大体循迁、雄的观点,并特引“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之语(参见页3830~3834)。
[33]参见《梁书》,卷五十四,页77A。
[34]参见《晋书·孙楚列传》,卷五十六,页159B、页159C。
[35]《史记》八书之中,《礼》《乐》《律》《历》《封禅》皆为文物制度所在。《汉书》大体承之,另立《刑法》《艺文》二志及《百官公卿表》。《汉记》另创《车服》《朝服》。于是谢承、司马彪、袁山松等魏晋时代史家,亦多有《百官》《舆服》等志,显示汉晋文化之沿继,深受时人所重视。今见南北诸正史,多有礼乐律历诸志,但元魏、北周、北齐三书,则无舆服百官诸志;《魏书》虽有《官氏志》,但甚简略,大体上不及南朝诸史般重视衣冠文物也。
[36]详见《北齐书·杜弼列传》,卷二十四,页34A。北朝承受南朝的修史压力,参见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
[37]何之元在梁末撰《梁典》,入隋至开皇十三年(593年)卒,其观念实为影响隋唐两认正统的关键。引文详见《陈书·何之元列传》,卷三十四,页45C。
[38]详见《宋书》,卷九十五《索虏列传》全传,传末《史臣曰》分析南、北对峙的事实,可代表当时南朝史臣一般的意见。
[39]《周书》特立《萧詧列传》,是基于梁末大乱,宗室纷纷称帝,而其中萧詧则臣属北周,得周支持以抗陈朝之事实。故特立此传,主要不是为了表达正统与僭伪的关系,而是表达宗主国与附庸国的关系和事实。不过,7世纪以后,唐人或主张隋唐继统于梁之说,殆即受此启发。
[40]《北史·僭伪附庸列传》并非针对南朝正统政权而来,只是收述北朝正统政权涵盖范围之内的僭伪政权。其中所列之“梁”,是指北周扶立的萧詧附庸政权“后梁”,其构思显受《北周书》所影响。《北史》此传只有一卷,见卷九十三。
[41]宋文帝于453年为其太子刘劭及始兴王刘浚兵变所弑,刘宋有类似汉武帝蛊祸的事件发生。沈约述二凶,极尽天时人事之附会,大有表示二凶天生坏胚之意,鄙意刘劭少年时代即“好读史传”,其詹事即大史家范晔,二人皆与文帝所信任的江湛和徐湛之意气政见不合,殆事涉朋党政争问题而导至兵变也。此传详见《宋书》卷九十九。
[42]宋以后史臣修史,对僭国、外国、叛逆此一秩序,或略有改变,但大体均脱胎于此期的国史结构。不过,其秩序之更动亦宜留意,因与当时政教观念的变化可能有关也。
[43]阮孝绪卒于536年,与沈约、萧子显、李彪、崔鸿等约略同时。他在523年完成《七录》,将史部离经析出独立,而分为十二类,其中即有“国史”“伪史”二部,可详见其《七录序》(收入《广弘明集》,卷三,页7上~20下)。
[44]如“正史”类收入谯周之《古史考》、徐众之《三国志评》;“古史”类收入《竹书纪年》《献帝春秋》《三十国春秋》《淮海乱离志》;显然皆不尽符合正统王朝国史此一界定。不过,《古史考》与《三国志评》,主要针对《史记》及《三国志》而来,颇符合完美主义补注正史的原则,故勉强可得而列之,与所收诸正史训注并也。《献帝春秋》《三十国春秋》与《淮海乱离志》,则是分别补汉、晋与晚梁之阙者,亦为勉强而列之者也。至于《竹书纪年》一书,则为先秦晋、魏之国史,而非属正统王朝者,第牵就其编年体裁而收录耳,最为不纯。
[46]见《秦本纪》该年,卷五,页56上。
[47]《史记·六国年表》,卷十五,页199上~下。
[48]参见《后汉书·班彪列传》,卷四十上,页1324~1327。
[49]参见《通志·总序》,页志一上。
[50]参见《五代史志·经籍二·史·正史序》,收入《隋书》,卷三十三,页957。
[51]关于此问题,请详见本书第四章。
[52]一般说法,根据桓谭之言,谓《表》旁行斜上,取法周谱。司马迁确曾引用谱牒、牒记诸史料,故作者无意否认此说。这里论及《表》,是取其编次年月以扼述史事此一基本结构也。至于《左传》原来是否编年形式,作者及撰述时间究竟如何,疑古派类多置疑,此事于此论之不便,暂采刘、班成说也。至于章氏说法,详见《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
[53]参见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页269下~270下。
[54]刘歆利用《史记》印证《左传》,主要焦点在记载的可信性、史料的权威性,及天意史观对汉朝的正确性——倡汉属火德说——三者,详见本书第五章第四节。至于杜预,焦点主要在体裁、文意与所记事也。
[55]史文之外另有其意义,此观念正式由孟子提倡为理论,杜预在此提出“文意”与记事之说,足以启发晋史家们之兴起。晋世史家大讲“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如何如何,以批判当时,详见本书第九章第三及第四节。
[56]有关荀悦的家世学术,以及撰《汉纪》的构思,请参见《后汉书·荀淑列传(悦附)》(卷六十二,页2062)及《汉纪》之序(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
[57]“晋元论”争议及陆机党附张华、贾谧,作者曾论述之,请参页252~253。
[58]班固入内撰《光武本纪》,束皙撰《晋书》帝纪及十志,分别见《后汉书·班彪列传》(卷四十上,页1324~1327)与《晋书·皙本传》(卷五十一,页148A)。按:束皙亦为张华所欣赏者,也被荐为史官;束皙与陆机皆撰就帝纪,情况约同,实可寻味,惜史料阙乏也。至于机书称《晋帝纪》,见《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上》及《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
[59]详见《晋书·干宝列传》,卷八十二,页222D。
[60]详见本书第九章第三节。
[61]《史通》,卷九,页263。
[62]据《晋书·干宝传》(卷八十二,页222D),干宝曾撰《春秋左氏义》《外传》等。